看过第一章的读者，相信都会为敌人的残暴所愤慨，也相信都会被烈士们慷慨就义时的那种英雄气慨所折服。小说《红岩》就是根据在重庆解放之前那段黑暗日子里，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人和革命志士进行残酷镇压和屠杀的史实，以及我狱中人坚强不屈同敌人展开斗争的经历而完成的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红岩》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以及最初参与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的刘德彬，他们都亲身经历和目睹了那段血腥和黑暗的大屠杀。《红岩》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它所产生的影响和育人作用早已伴随着岁月的流长而久远。然而，《红岩》毕竟受人物塑造等文学创作手法和文学文本自身的局限，远没能更广阔、更深刻和更真实地反映出重庆解放前夕敌我之间那种交错复杂、纠结而又残酷的殊死搏斗和人物形态，尤其对敌我两个阵营在力量悬殊、环境特殊的条件下，彼此所表现出的卑鄙与崇高、背叛与忠诚、狼性与人性方面的那种丰富与生动、精彩和深刻的历史本来面目。这也是笔者为什么致力重写“红岩”的目的所在。
“11·27”大屠杀，敌人在垂死挣扎时的残暴以及留给中国人和革命志士的那笔血债当永远记着，然而，还有一个问题更需要我们党内和革命阵营内部进行深刻反思的，就是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优秀的人被敌人逮捕并在共和国已经成立的日子里丧失了宝贵的生命？为什么一个地方的党组织几乎受到敌人毁灭性的破坏和打击？
小说《红岩》里对此有所记载，似乎都是因为一个叛徒“甫志高”的原因，这“甫志高”也从此成为革命阵营里最令人痛恨的人物。
“甫志高”确实可恨。没有这样的叛徒，白公馆、渣滓洞两个监狱里就不会关进那么多人和革命志士，当然也不会有后来的“11·27”大屠杀那么悲愤的一幕。然而，当笔者走进“非虚构”的“红岩”革命斗争史中，抹去掩饰在那些被文学艺术所虚构的成分时，发现了许多更令人深思和省悟的严肃问题——
比如，为什么叛徒“甫志高”的原型之一蒲华辅这样一个真实的叛徒，最后其实是喊着“中国万岁”的口号比“江姐”的原型人物江竹筠还早十几天时间就被敌人杀害了？
为什么当时的重庆地下党中职务越高的领导干部在被敌人逮捕后当叛徒比谁都当得快，而且好几位后来都成为了丧心病狂残害革命者的特务分子？
为什么在许多普通党员印象中那些平时“唱马列主义调子”比谁都高、大道理一套又一套的“最革命者”，到了敌人的监狱和“老虎凳”面前时，却经不住一顿酷刑严打而当了叛徒？……
“11·27”大屠杀和重庆地下党如此惨痛的教训，曾是狱中员们思考最多、最深的问题，这也是“江姐”、“许云峰”等员在牺牲之前最想向组织反映的问题。为此，他们经过了漫长而周密的思考与准备后，认为当时最有可能出狱的罗广斌可以代他们完成这一用“血的教训”换来的使命，因而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通过各种途径，最终形成了凝结集体智慧的一份“向党汇报”的宝贵材料——这就是罗广斌在创作《红岩》之前、于1949年12月就向党组织秘密上交的这份题为《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这一极其宝贵的报告，是我党罕见的重要文献，因为它是那些在敌人监狱里的人对自己的组织内部所出现的问题的思考和反省。虽然它真正让我们了解它基本内容的时间才仅仅几年，然而在笔者看来，它的价值其实远比《红岩》小说要重要得多。
罗广斌出狱后便压抑住内心的悲痛，开始进行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这就是那些已经牺牲了的狱中同志们嘱托他代向党组织提交的这份《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据那些从监狱里脱险的同志介绍，当时关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员们面对地下党领导人的变节、投降而造成那么多党员及革命同志被捕和带给党组织的毁灭性破坏，心情无比悲愤与痛苦，同时对地下党个别领导在敌人面前屈膝求荣、卖身投靠既震惊又愤恨，由此对党的建设和事业发展产生了万分担忧之心。在狱中，他们一方面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欢呼，同时又为自己不能活着出去迎接如红日升起的新中国而感到痛苦与悲伤。他们在明知敌人一定会杀害他们的最后时刻，并没有忘了还有最后一份责任，这就是要向自己的党说说“心里话”，这心里话集中起来就是：自己的党必须保持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此，他们在狱中秘密地下党组织的动议下，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认真严肃的精神，从党的建设、组织发展、党员教育等方面进行回顾总结，他们相互嘱托，若有人有机会活着出去，一定要把他们关心和讨论的问题形成报告交给党组织。
到了1949年九十月份，国民党开始有计划地枪杀狱中的员和革命同志了，加上狱外党组织所准备的“越狱计划”因敌人的提前屠杀而不能实施，尤其是10月28日陈然、王朴等狱中几位重要的党组织骨干被枪杀后，白公馆“监狱支部”内的许晓轩、谭沈明、刘国鋕等经过认真研究后作出决定，要罗广斌请求“自新悔过”而获得出狱机会。当狱中党支部将这一决定向罗广斌交代后，他本人却觉得“……我自己知道，要求坚决地为组织牺牲，我是能够苛求自己做到的。但进一步地‘牺牲自己的气节’——虽然这已不是单纯的气节问题了，我却不愿意……”罗广斌曾在解放后谈到这件事是这样解释自己当时的心境。为此，“狱中支部”负责人之一的谭沈明告诉他：“为了数百同志，牺牲自己是应该的，就是事情做不好，做不成功，也是应该牺牲的。我们不仅要能为革命贡献生命，而且还要能‘忍辱负重’。”正是这种特殊的交代，罗广斌最后服从了组织的决定。而狱中组织还专门为罗广斌用书面形式对他写了狱中表现的组织结论，并对狱中党组织要求他“自新悔过”（假叛变）出狱的问题作了特别说明。但后来敌人的大屠杀提前了，罗广斌借“自新悔过”的假叛变出狱计划没能实现，而幸运的是他在大屠杀的最后时刻通过策反看守杨钦典成功，与另外十几位同志成功脱险，这样的命运才使得罗广斌有了完成狱中支部交给他完成向党组织报告的任务。
出狱后的罗广斌身体极度虚弱，可他仿佛自己还在狱中，尤其是他无法相信自己亲爱的战友、同志许晓轩、刘国鋕、谭沈明等不在人间了，他更无法忘记狱中同志们在临刑前用一个个眼神、一次次紧紧的握手所给予他的重托，这些都促使他出狱后就埋头开始写《报告》。
“老罗出狱后没多久，就把自己关在家里，整天不出门，一直埋头在写材料，至于写什么我们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也从来没有告诉过谁，一直到‘文革’中被人迫害致死他都没有跟我们说过这件事……”2009年3月，笔者登门采访罗广斌的夫人时，老人亲口对我这样说，并补充道：“连跟他一起写《红岩》的人也没听他说过这个《报告》的事。”
罗广斌知道这是一份异同寻常的《报告》，是党内极端重要的事，所以除了向党组织报告外，不可以向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人透露一点点儿内容。这是组织纪律，也是烈士们的另一种生命，需要对其异常的遵重和保护，所以直到死，他也没有向除了党组织以外的任何人透露他所完成的这项神圣的任务。
《报告》全文约两万字，共有七个部分，分别为：第一部分“案情发展”、第二部分“叛徒群像”、第三部分“狱中情形”、第四部分“脱险人物——白公馆（全部）”……第七部分“狱中意见”。这份《报告》现在被存放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关于这份《报告》以及《报告》的内容一直是被视为“党的高级机密”而没让外界人所知。
《报告》里到底写了些什么，现在已经可以公布了。但其中有一个“谜”至今也没有弄清楚，那就是这份“带血的报告”中竟然缺了第四部分“脱险人物”的一部分、第五部分“狱中人物”的一部分、第六部分的全部内容。这些内容到哪儿去了？
是罗广斌没有写这些内容？那几乎是不能成立的推断，因为从“第四部分”到“第七部分”之间显然是少了两页纸而非写报告人特意“空”出的两个没写的章节。
是无意间被什么人丢失了？似乎不像。因为要“丢失”的话，也应该或连最后的“第七部分”或连“第四部分”的个别内容也会丢失，不可能中间正好丢了两页纸。
这个“谜”现在不得而知，而且始终无结论。因此，关于丢失的这两个部分的内容更成为了“谜”。它到底写了些什么？为什么有人那么害怕它？
有一件怪而非怪的事让我们多少能够惊出一身冷汗：
这份《报告》发现者和发现《报告》中“丢失”两部分内容的当事人、现任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厉华先生在1988年时，当他第一次遇见这份《报告》时那份惊喜是可想而知的，而当他发现有两个部分被失之后，那份焦虑之心也着实让他陷入了漫长而不可自拔的痛苦之中。笔者多次听到厉华“可惜！可惜”的哀叹声。
起初，厉华先生还天真地希望能够找到缺失的《报告》内容，因为这对研究真实的“红岩”革命斗争史实在太宝贵了！可是几年下来，厉华终于明白了：这已经是永远不可能的事了。
“那些日子里，经常有人突然会给我打电话。不报名、只说事，而且经常带有威胁的口气。有几回我生气了，回敬对方：‘你肯定是漏网特务！’这样对方就再不来电话了。”厉华说。
当年蒋介石和他的特务机构为了给我领导的新中国留下一个“稀巴烂”的重庆，他们在撤离山城之前，除了残酷杀害以为主要代表的众多“*”外，还处心积虑地做了两件事：一是对重庆所有重要的设施进行大破坏；二是埋伏众多随时企图破坏新中国建设的隐藏的特务分子，这些特务遍布各个领域、各个角落。重庆解放之时和之后的历次运动中，我们镇压和消灭了一大批隐藏的国民党反革命残余分子，然而，谁敢说就彻底消灭了这些隐藏的敌人了？
肯定没有。
所有的“谜”可以从这样的可能性中获得某种解释。但难道说我们自己内部就没有了像“甫志高”那样的叛徒了？
同样可以得到否定的答案。
罗广斌死于“文革”初期，从被“造反派”抓走到死，共十天时间。“被抓走的时候，他只给我写了一个条子：‘有事转文联，转我。’等我再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骨灰盒里的一团白乎乎的骨灰了。造反派只对我说了一句：‘他已经被处理了。’”罗妻子悲切地回忆道。
断了线的悬念和成了“谜”的历史，其实常常是另一种清晰而明白的事实在以另一种方式告诫我们：敌我之间的斗争永远是长期的、复杂的和严酷的。
现在当我们可以拿出《报告》中的“第七部分”中的核心内容——现今常被称作“狱中八条”来看一看时，就会有这种感受。这“狱中八条”的主要内容是：
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整党整风；八、严惩叛徒、特务。
这是革命先烈用血和泪凝结的嘱托，也是那些对党最忠诚的战士们在生命最后一刻向自己的组织和同志们发出的生命呐喊。
看看这“狱中八条”的内容，再同今天我们的党经常警示大家的内容相比较一下，难道我们没有意识和感觉到烈士们的思考和呐喊是具有何等的现实性和重要性，以及他们的反思是多么发人深省吗？
当年重庆地下党的惨痛教训和众多优秀革命者在黎明前牺牲生命的代价，太值得今天我们生活在和平时期的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去对照这“狱中八条”进行党内的自我教育和组织整顿了！
很长时间内，我面对歌乐山，却总也不明白为什么这座埋葬了无数花一般青春生命和谱写了那么多悲怆故事的山竟然会叫歌乐山？后来我终于慢慢地明白：那是前仆后继的人为诞生人民共和国而牺牲后所选择的一块天造的安魂之地。过去，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片被汽油和弹药烧焦了的灰崖竟然叫红岩？后来我也终于明白了，那些硬棒和冰冷的石头其实是革命先烈们用鲜血将其染红了的岩体，或者说红岩就是革命先烈的化身。
歌乐山从此也在我心目中变得名副其实。
还是让我们回到讲述“红岩”的真实故事上来吧——
在看完第一章后，读者自然会问：除了敌人的垂死挣扎外，我们的党还有什么责任值得反省呢？
这是显而易见的。归纳成简单的一句话是：出在党内领导干部身上的蜕变问题，最严重、最可怕！
对川东地下党的破坏应当是从《挺进报》事件开始的。
要讲《挺进报》，自然先要交代一下重庆为什么有这份特殊的报纸。这还得从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那段历史讲起：
当时的蒋介石顽固地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依仗他所拥有的远远大于中国的军事力量，企图消灭，消灭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1945年8月13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演讲中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
此刻的蒋介石，一面积极加紧内战准备，一面又装出要和平的姿态。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打电报请赴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重庆那时还是中国的“陪都”，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都在那里。
8月24日，中国决定派、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8月28日，一行在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到达重庆。
在那里，留下了光辉的《沁园春·雪》。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国共双方于1945年10月10日，正式签署了《政府与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安全回到延安后，立即告诫全党：“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果不其然，1945年10月13日，蒋介石向国民党军队发布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命令，并向各战区印发了他在1933年“围剿”红军时编写的《剿匪手本》。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彻底暴露。但是，蒋介石在谈判桌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在战场上同样也得不到。军事战场上的节节失利，使蒋介石又被迫回到谈判桌上。1945年12月，蒋介石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2月16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到重庆出席会议。
1946年1月10日，中国同国民党正式达成停战协议。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31日闭幕。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问题、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等五项协议。但是，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对于政协会议报告之决议案”，从根本上推翻了政协决议。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
51天后的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内战。
蒋介石逆潮流而行，大打内战，破坏民主和平，重庆的组织也经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和严峻考验。1947年2月，国民党下令封闭驻上海、南京、重庆办事机构。
面对国民党的***，重庆地下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顽强战斗，他们高扬革命气节，前仆后继，和敌人作殊死的斗争。此时在重庆的地下组织大体如下：
一、1946年3月，在南方局的领导下成立了地下党重庆市委，王璞任书记，刘国定任副书记，彭咏梧、骆安靖任委员。二、1947年10月至1948年12月的川东临委。三、1949年1月至重庆解放的川东特委。1946年4月13日，南方局迁至南京，周恩来宣布成立公开的四川省委。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封闭了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并强令所有人员立即撤回延安。重庆地下党组织突遭巨变，一度失去与上级的联系。10月，在南方局的指示下，在重庆成立了“川东地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川东临委由王璞任书记，之下，在广安设立上川东地工委，王璞兼书记，骆安靖、曾霖任委员；在万县设立下川东地工委，涂孝文任书记，彭咏梧任副书记，杨虞裳、唐虚谷任委员；在重庆市区设立重庆市工委，刘国定任书记，冉益智任副书记，李维嘉、许建业任委员。
1948年12月，川东临委结束。
1949年1月，在重庆重新成立了“川东特委”，肖泽宽任书记，邓照明任副书记，直至重庆解放结束。
在重庆这个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白色恐怖下的地下党组织想继续在此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是难以想象的事。因为无论在抗日战争中，还是在解放战争中，蒋介石国民党和各种特务机关，他们从未放松过对组织的破坏，尤其是对重庆的地下党工作者的镇压和屠杀更是残酷。我重庆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工作者为了抗日救亡、为了争民主和平、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忍辱负重地开展救亡活动，忘我无私地从事革命活动，甚至常常是在无援的情况下独立地与疯狂而强大的敌人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当时对国统区的党建工作有四句话：“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重庆地下党就是根据这样的精神，坚持地下斗争，他们相互之间均为单线联系，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更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所有活动都是秘密进行，并随时可能被捕和被杀。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我员们自觉地履行着自己的战斗责任，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6年的下半年，蒋一苇、刘镕铸、陈然、吴子见(刘是党员，陈是1939年入党，1942年失去组织关系，蒋、吴是党培养的积极分子)几位同志和一些进步的青年积极分子，经常在一起讨论、研究、学习，他们策划办一个杂志来吸引青年开展革命活动。
1947年元旦，一个公开的刊物《彷徨》在重庆市面上正式问世。关于这本很特别的地下党进步刊物的创办过程，创办者之一的蒋一苇在解放后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道：
抗战期间我在广西和党内的一些同志有接触，虽受他们的影响，但他们都没有公开身份，我没有能解决组织问题。1944年，湘桂撤退时，我下决心到重庆，因为重庆有《新华日报》，可以找到党的关系。
到重庆后没有任何关系可以介绍，我就“毛遂自荐”，写了一封万言长信，说明自己的经历和愿望，用蒋国栋的化名寄给了《新华日报》。不久，《新华日报》登了一则代邮：“国栋兄：请于x月x日来化龙桥本报编辑部一叙。”我如约前去，接见我的是林默涵，当时化名林军，是负责编《群众》周刊的。以后我每个礼拜去找他一次，也很天真，就提出要求入党。他还不了解我的底细，哄我说，与国民党有协议，在国统区不发展党组织，但可与他们经常联系。所以，我就替《群众》周刊写稿，保持联系。这是1945年初的事。以后比较熟了，林默涵说：“你经常到化龙桥来，太危险，我另外给你介绍一个人，就不要往这里跑了。”于是，把我介绍给刘光，由刘光与我联系；刘光之后是张黎群(张佛翔)；张黎群之后是周力行，直到和谈快破裂，内战实际已经打起来了，周力行决定解决我的组织问题。刚刚写好自传，周力行调到南京“军调部”去了，他走前说：“你的关系交给了张友渔同志。”等我去找张老，张老说：“你的工作关系交来了，党的组织关系，周力行没有说，也不要紧，我们马上打电报到南京去问。”没有过几天，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被迫撤回延安，我和党的联系就断了。
张友渔同志说的工作关系是什么呢？那是在抗战胜利以后，组织上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办一个刊物，叫《科学与生活》，目的是通过这个刊物来团结与联系一些科学技术工作者。当时估计“和谈”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果成功，可以动员一批科学家、技术人员到解放区去。《科学与生活》的社长严希纯，是一位秘密党员，很老的同志，一直到死都没有公开党员身份，后来作致公党的秘书长。这里提到《科学与生活》，是因为这时的《科学与生活》，与后来的《挺进报》有某些间接的关系。如成善谋烈士，就是《科学与生活》的编委，是严希纯介绍来的。《科学与生活》是1945年秋天，“八一五”日本投降后开始筹备，1946年元旦创刊的。许多著名的学者，如郭沫若等，都为刊物撰稿，积极支持这个在白区第一个党领导下的科学刊物，这样搞了一年，“和谈”破裂，这个计划不行了。经党组织研究，为了长期隐蔽，要深入社会底层，要我改办另一个刊物，叫《彷徨》，工作对象是社会职业青年，面目是灰色的，竞争对象是黄色刊物。《彷徨》于1947年1月创刊。这刊物筹办时还是周力行领导我们，周力行走时把我交给张友渔，这就是张老所说的“工作关系”。赓续，张老派何其芳来领导《彷徨》。何其芳更明确指出，这个杂志一定不能暴露，一定要按“灰皮红心”的原则来办。他亲自担任为《彷徨》写“书评”的工作，第一篇是《评“北极风情画”》，第二篇是《评“姨太太外传”》，由此可见，当时要求这个杂志保持的特色。杂志的内容，讲的都是失学、失业、失恋之类的问题，面目是灰色的，但思想是健康的。另外，则通过“读者信箱”和发展“社友”等办法来联系读者。对重庆的读者，我们以“《彷徨》社友”的名义，组织了一些小型读书会，发展了一批进步青年。当时这个杂志在职业青年中很受欢迎，很畅销。
《彷徨》这个颇为“海派”的杂志，却很得《新华日报》的支持。就在创刊的时候，1947年1月3日，《新华日报》在刊头下免费登了一则大幅广告，广告上是一个大“？”下面说：“你在彷徨吗？你感到苦闷吗？请试读《彷徨》杂志——它将给你解答和鼓励。”这幅广告很新颖醒目，当时《新华日报》很少这样处理。过了两天，《新华日报》又在刊头下登了《彷徨》第一期的要目。同时，在“《中央日报》”、“《扫荡报》”上也照这样登广告。
这时，参加办《彷徨》的人比较多，核心分子有三个：一个是陈然，管“读者信箱”，联系读者；一个是刘镕铸，因他在开明图书局工作，就兼管发行；再就是我，和过去办《科学与生活》一样，是主编。此外，有吕雪棠负责美术装帧；还有吴子见(原名吴盛儒)也参加了编委工作，他是周力行介绍来参加《彷徨》的。这几个人都和后来办《挺进报》有联系。此外，如向洛新等也是编委，后来他们成为市委机关刊物——《****》的骨干分子。其他还有搞会计、出纳、校对等等工作的，都是由“《彷徨》社友”中的积极分子来承担。
《彷徨》出了两期，到1947年2月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被封闭撤回延安去了，我们和上级领导断了关系。怎么办呢？我们商量，反正《彷徨》是“灰色”的，上级叫我们长期隐蔽，我们就按原方针坚持下去。当时，我们通信是在邮局租的信箱，不用地址。3月间，从信箱内收到一卷从香港寄来的新华社发的油印新华通讯稿。这时的重庆一片乌黑，尽是“中央社”、“《扫荡报》”消息，延安也失守了，悲观情绪很重。看到新华通讯稿讲解放区战场如何如何取得胜利，大家可高兴了。我们几个核心分子互相传看后，刘镕铸主张把它翻印出来往外传。但通讯稿太多，也不好都翻印，就由我来摘编。这种通讯稿也不是经常收到，有的被邮检检掉了，据说当时香港新华社对所有公开报刊，不管进步的，反动的，一律都寄，这样不像是专门寄给我们的，可以避免敌人的注意。有时我们收到的是夹在香港黄色报纸里寄来的，到后来连《群众》周刊也偶尔收到过。每收到这种“通讯稿”后，就由我摘编、刻印。这时，这个“小报”没有名字，印得很少，我只留几份，给吴子见等少数几个可靠的熟人传看，其余都由刘镕铸设法散发出去。这是1947年上半年的事。
由于《彷徨》同党的《新华日报》有秘密的关系，更在于这个刊物本身具有“灰皮红心”的内容，所以，它的发行量在短时间内就大增。原因是，自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撤走后，重庆地下党组织及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的员们，面对严峻的形势，有人苦闷焦虑，有人痛苦彷徨，也有人一时失去信心。针对上面的种种情况，陈然等几位办刊人大声疾呼：越在此等形势下，更要保持人的革命气节！经过几天讨论之后，陈然疾书了一篇题为《论气节》的文章，作为“小论谈”在《彷徨》杂志上发表。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在革命同志间引起强烈反响，它给予那些苦于听不到战场声音，听不到党的声音的地下工作者以巨大鼓舞，革命同志们如在黑暗的大海里行船，突然看到了指路的航标一样，如饥似渴地读着陈然的《论气节》。陈然在这篇文章中如此论述气节：
气节，是中国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精神。
什么是气节？
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这种磅礴天地的精神。也就是《礼记》上所提出的“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的这种择善固执的精神。中国知识分子凭着这种精神，在四千多年的历史中，尽了他所应尽，所能尽的责任。
文天祥在《正气歌》里这样地歌颂着：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锥，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这一连串光辉的史实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历史上，有许多先贤用头颅、热血、齿、舌，在是与非、黑与白、真理与狂妄、正义与罪恶、善良与暴戾之间，筑起一座崇高的界碑！
这界碑指引着历史走向进步的一边！
气节，是个人修养的最高一级，也是最后的考验。
许多人在平时，尽管修身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地步；尽管如何标榜“为圣人立言，为天地立心”的大志；尽管如何养性、敦品、慎行、守信……但是一遇到“富贵”就瘫痪了；只好闭起眼，昧着良心去升官发财了。许多人在平时都是英雄、志士，谈道理口若悬河，爱国爱民，一片菩萨心肠，但到了“威武”面前，低头了，屈膝了，不惜出卖朋友，出卖人民以求个人的苟安；再不然做一个缩头乌龟“闭门读书”去了。
叛国事敌的汉奸和那些卖身投靠的政客们，不都是些“修养有素”的一时俊杰吗？到了是非黑白的斗争最尖锐的时候，到了生死存亡的决定关头，他们变了，他们抖着双手，厚着面皮，装着猫哭耗子的慈悲，向盛满血污的盆里去分一杯羹了，汪精卫就是这类“英雄”们的一个典型代表。
他们也是知识分子，但，却是知识分子里的败类……
只有那种“舍己为人”、“舍身取义”、为万民、为真理与正义的气节，才是值得我们宣扬和继承的。这种例子在古今中外太多了。——像《正气歌》里面所歌颂的先贤们，像辛亥革命时慷慨就义的烈士们，像为科学真理而牺牲的哥伯尼、伽利略、白鲁纳；为“不自由毋宁死”而上断头台的罗曼夫人……我们试冥目想想，一部社会斗争史有多少这类可歌可泣的光辉例子！在灾难降临的时候，他们不妥协、不退缩、不苟免、不更其守！固执着真理去接受历史的考验！这种气节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平时能安贫乐道，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富贵荣华的诱惑之下能不动心志；在狂风暴雨袭击下能坚定信念，而不惊慌失措，以至于“临难毋苟免”，以身殉真理。这种精神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养成的，它需要培养！然而这培养又不是“修心养性”，用主观的“毅力”、“决心”之类来驾驭自己的行为所能办到。因为气节并不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高度的理性上。
人总不免有个人的生活、生存。情感是倾向的，当财色炫耀在你的面前，刑刀架在你颈上，这时你的情感会变得脆弱无比，这时只有高度的理性，才能承担得起考验的重担。
……
是什么高度的理性呢？
——那就是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正确、坚定而深彻的认识。不让自己的行为违悖自己这种认识，而且能坚持到最后，这就是值得崇尚的、一种真正伟大的气节。
陈然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充满革命豪情和英雄气慨的文章，是与他铁骨铮铮做人品质和他内心所拥有的信仰和远大理想有关。也正是他把人的个人视为“修养的最高一级，也是最后的考验”，所以他才有可能当敌人将他押赴刑场时还能一边高声吟诵着“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的“一个员的‘自白’”这般豪气冲天的光辉诗篇。
《彷徨》与《科学与生活》社址先后设在重庆市枣子岚垭72号蒋一苇家里；同时，分别还在邮局租用信箱。一天，一件“意外”的事情让陈然等几个办刊人立即投入了一场新的战斗。
“1947年6月的一天下午，蒋一苇来到民生路‘开明图书局’三楼我的住处，笑嘻嘻地从提包里取出一卷东西交给我，并说：‘这是《彷徨》信箱收到的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编印的油印新闻稿，我和陈然都看过了，现在给你看，以后收到新闻稿，先让你看。’当天晚上，我将新闻稿反复读了好多遍，几乎全部文句都能背诵了，还爱不释手，犹如重逢久别的亲人。”当年《彷徨》的办刊人之一的刘镕铸回忆说：“读着新闻稿，我想到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要是把新闻稿翻印若干份，秘密散发给群众，让群众知道我军在东北、华北、西北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该多好呀！作为一个员，凡是有利于革命的事，就应该挺身而出。但又想到，党组织对这项工作又是什么态度呢？我没法向组织上汇报，更无从听取组织上的指示——当时我的组织关系已由赖卫民转给王焕新，‘二二八’后，王焕新一直没有来找我，因而组织关系还未接上。当晚，我一夜没有入睡。翻来覆去地思索的结果是，我认为，翻印党的新闻稿，把它散发给群众，以揭露国民党的无耻谣言，扩大党的影响，不仅没有错，而且非常必要。当然，这要冒很大的风险。我是组织上用党费抚养成人的，现在，革命需要我去冒风险，难道我能畏缩不前吗？于是，我决定一个人先干起来。或许组织上看到这份无名小报，猜出一些线索，会立刻派人来找我联系。这很有可能！第二天，我找做镜框的工人制做了一个能放进半张蜡纸的木框，代替油印机，削了一块楠竹片代替滚筒，当夜就动手刻写蜡纸。我把新闻稿刻印成16开大小的小报，字虽然写得不好，却还清楚整齐。经过通宵工作，无名小报出版了。发行的准备工作也完成了。天刚麻麻亮，我用提包装着百多卷写好地址的印刷品，从民生路出发绕遍全城，沿途投寄，然后回店，在路上，我边走边想：如果这份无名小报又转回我的手中，说明没有人怀疑我，这证明，这份‘无名小报’可以幸运而生了；如果没有一张转回来，那可就要小心了。……”
转载新华社新闻的“无名小报”发出的第三天晚上，陈然抱着四卷新闻稿，兴冲冲地跑到刘镕铸、蒋一苇面前，又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油印小报，指着上面的文章，说：“你们看看，有人已经抢在我们前面了，这张小报上的新闻全是新闻稿上摘录的。”然后，他兴致勃勃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也该办一张这样的报纸，专门转载新华社的电讯。老刘，你赞成吗？”刘镕铸内心窃笑，心想：自己的“无名小报”竟然连陈然这样聪明的人都瞒过了，证明非常成功。“好是好，可风险太大，不出事也罢，要一出事，可就是剃头匠掷骰子，要输几个脑壳的。”陈然一听便急了：“老刘你啥时候变成胆小鬼了？”刘镕铸这时更装得一副害怕的样子，说：“我反正是光棍汉，大不了进敌人的监狱也没啥牵挂的，陈然你和老蒋可不一样，你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你们得三思而行啊！”陈然更急了，红着脸：“你老刘这是不相信我们，是吗？”这时，书店正好有人来找刘镕铸，于是，他便推说有事先走了，临别时表情怪怪地对陈然说：“你可要想好了再做啊！”说着便到了家住枣子岚垭72号的蒋一苇那儿去了。不一会，陈然也随之而到。在这里，几个《彷徨》的办刊人正式就办一份油印小报问题进行了磋商。
“商议结果：小报定名《读者新闻》，暂定每周出两期，每期印8开版面一张或两张，确定蒋、陈负责开信箱取新闻稿；蒋负责编辑和刻蜡纸；陈负责印刷，在未掌握印刷技术之前，由我带徒弟；我负责筹集经费购买蜡纸、油墨和纸张。”刘镕铸回忆说：“一切商妥后，陈然说：‘我们三个人现在都没有党组织关系，最多只能算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我们共同创办《读者新闻》，总得有个规矩，还得有个头头。’蒋一苇说：‘老刘有秘密工作的经验，我提议老刘当头头。’而我却推选陈然当头头。陈然说：‘还是你当比较合适，少数服从多数，不必推辞了。’我说：‘既承两位信任，甘愿效劳。不过，丑话得说在前头，办***，随时都有杀身之祸。我们切不可将中统、军统都看成饭桶，他们的反革命嗅觉还是灵敏的。俗话说：未曾行兵，先寻败路，我们得有精神准备，以便临事不惊。’为了严守秘密，我们三人还订出几条约束的纪律：一、未经三人商量同意，不得将《读者新闻》的事告诉任何人，即使是亲生父母、结发夫妻也不得透露；二、三人中一旦有人被捕，只要敌人没有拿住证据，就坚决否认与《读者新闻》的关系，如果敌人拿住真凭实据，个人就承担一切责任，决不牵连别人；三、小报的编印和发行，一定按共同商定的办法办理。因为各人都有自己的社会关系，各人寄送的读者姓名和地址，彼此互不过问。”
小报的事就这么定了下来。末后，陈然一把拉住刘镕铸的袖子，问：“老刘，我有一句不该问的话，可否领教？”刘镕铸佯装惊诧地说：“什么事？问吧。”陈说：“外面流传的那份无名油印小报，是不是你搞的？我断定是你。”刘问：“何以见得？”陈说：“理由是：今天我给你送新闻稿，拿出那张小报，你处之泰然，毫无惊异的表情，我就猜出了几分。后来跟老蒋一琢磨，更加深信不疑。来，我们马上对笔迹。”刘镕铸知道事已至此，再也瞒不住聪明绝顶的陈然了，便做了个投降状：“不用对了。真神面前不烧假香，我认账就得了。”“好你个狡猾狡猾的老刘啊！”陈然气得真想挥拳“揍”一顿刘镕铸。不过，最后还是和老刘与蒋一苇彼此哈哈大笑了一番。
“今天我好高兴，证明‘英雄所见略同’还是有的。”临别时，陈然依然沉浸在兴奋之中。
《读者新闻》出版了两期，一天，蒋一苇从太平门取新闻稿回来，路过在开明图书局的刘镕铸那儿，跟他谈了两件事：一是他和陈然推荐吕雪棠和吴盛儒（后改名吴子见）参加《读者新闻》，征求刘的意见。二是想把《读者新闻》的报名改一下。“缺乏战斗力，最好改个更有战斗力的报名。”蒋一苇说。“吕和吴都是进步同志，他们都是我们《彷徨》的热心作者，尤其是吴盛儒，他在《彷徨》上发表的那篇《我俩走向结婚》的文章很不错。我对他们两人加入我们的队伍没意见。改报名嘛，我也同意。”刘镕铸建议道。“那就明天下午到我家时开个会吧。正好我把两位新同志介绍你认识认识。”蒋一苇说。
其实，蒋一苇与陈然之所以动议改报名，是因为在这之前，吴盛儒曾把一期油印小报《读者新闻》给了好友、员刘国鋕看了。刘国鋕当时就指出，最好把报名改一改，这样更突出其内容在敌占区的战斗力。同时刘国鋕还指出，不能在报上注明出版日期，否则，一旦落入敌人手中，容易被追踪。
第二天下午，陈然、刘镕铸和新加入《读者新闻》的吕雪棠、吴盛儒准时到了蒋一苇家，就改报名展开了热烈讨论。吴盛儒首先提出了刘国鋕的建议，“我建议改名为《挺进报》，因为‘挺进’二字有两层含义：一层是用以纪念我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刘邓大军飞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恰似一把钢刀插入敌人心脏；二层是我们都是革命者，应当挺起胸膛向前进，任何敌人都无法阻挡我们向前挺进的步伐。”吴盛儒其实是重复了刘国鋕的意见。
“好，《挺进报》这个名字好！”陈然第一个赞同。
“我也赞成！‘挺进报’很有战斗力。”蒋一苇等都表示同意。
“吴兄，你的隶体写得好，我们《挺进报》的刊头由你来完成。”蒋一苇提议道。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吴盛儒笑笑，欣然提笔，随即写下了“挺进报”三个大字。
“我认为还有一件事特别重要。”陈然一边踱步，一边思忖道：“我们应该给这份报纸找个‘靠山’。”
“是应该有个‘靠山’。”吴儒盛立即附和道。于是，众人纷纷点头，因为他们都知道陈然说的“靠山”，就是指党组织。
是的，可党在哪里啊？这是大家最关心，也是最忧心的事。自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撤出重庆后，我地下党组织一直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几乎没有什么活动。多数员几乎都处在无组织的“自由”状态。他们多么期待党组织能够回到自己的身边！
然而，党在哪里呢？
山城重庆的春季，总是雨雾茫茫。陈然他们在蒋一苇家开完会十天左右、《挺进报》出版二期的一天，在开明图书局门市当店员的刘镕铸正忙着整理书架时，突然有人拍拍他的肩膀。刘镕铸回头一看，见一位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头顶咖啡色礼帽的“绅士”站在他身后。
“你是刘镕铸先生吗？”“绅士”礼貌地问。
刘镕铸默默地点点头。
“我们学校图书馆准备买一批图书。”对方在说暗号。刘镕铸明白了，便警惕地与其对暗号：“书单带来了吗？”
“刘先生可以另找一个地方吗？”
暗号已经对上。
“请上楼。”刘镕铸将“绅士”带上阁楼。
“你们办的油印报纸，每期我们都收到了。组织上认为你们做得对。我叫彭咏梧，市委委员，今天，特地来找你接组织关系。”“绅士”脱下礼帽，放在写字台上，然后慢条斯理地说。
“请拿来！”刘镕铸突然严肃地对“绅士”说。
“拿什么？”
“拿组织关系。”
“要是拿不出呢？”“绅士”看看刘镕铸，淡淡地一笑。
“那就不接。”刘镕铸的表情立即沉了下来。
小阁楼上的气氛马上紧张起来。
片刻，“绅士”站立起来，有些激动地说：“镕铸同志，你是清楚的，‘二二八’以后，留下的同志都疏散隐蔽了。为了找你，我们费了很大劲。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
刘镕铸稳了稳情绪，说：“咏梧同志，我相信你是市委委员，也相信你是党派来找我接组织关系的。可‘二二八’后，我同党中断了联系，早就希望接上。《挺进报》的几位朋友也委托我找党组织，我们多么盼望党来领导《挺进报》啊！但是，就凭你的一句话，还不能接关系。”
被叫作彭咏梧的这回情绪稳定了一下，问：“那么，要怎样才能接关系呢？”
“‘二二八’前夕，领导我的同志对我说：‘今后可能由别的同志来同你联系。目前国统区形势日益恶化，一定要提高警惕。’他叫我在我的名片上亲笔签了字，交给他，言定凭名片接关系。你没有带名片来，怎么接关系呢？”
“好，我们就谈到这里，下次再来。”彭咏梧戴上礼帽就出去了。
三天以后，彭咏梧又来了，仍然没有带名片。但他说出刘镕铸原来的组织领导人王焕新的社会身份。面前这位党派来接头的领导同志是无疑的了。刘镕铸心想。
“如果我不凭名片，是否可以同你们《挺进报》的几个同志接关系呢？”彭咏梧问。
“不可以。”刘镕铸摇摇头，坚决不同意。在白色恐怖条件下，这是起码的组织纪律。
“那好吧。这个先放一放。”彭换了一个话题，说：“根据重庆市委的精神，你们的《挺进报》需要进行组织改造，办还可以由你们几个办，但得归市委领导，发行也有市委统一安排，你们这边可以留一部分发给原来的读者。你看怎么样？”
“我……不能同意你的意见，彭委员……”刘镕铸依然很倔的样子，摇头道。
“这是为什么？”彭咏梧的口气有些重了。
“你既然是市委领导，你当然知道为什么。”刘镕铸没有客气。
“哈哈……我明白了。好，今天就说到这里。”彭咏梧突然大笑起来，说着，拿起礼帽出了书店。
组织关系没接上，刘镕铸当然不同意任何事情。他看着远去的彭咏梧，又想喊住他，可铁的组织纪律告诉他，必须这样做！
过了四五天，“绅士”彭咏梧再次出现在书店门市部。这一回，他见了刘镕铸，就笑容满面地说：“刘经理，我们的那笔交易，今天大概可以‘落盘’了。”
“彭先生请——！”刘镕铸带彭上了楼，并给他沏上茶。
这回，彭咏梧坐下后，从容地将手****口袋，然后摸出一张名片，递给刘镕铸，问：“这名片是不是你的？再仔细看一下，那名片上的签字是不是也是你的笔迹？”
“是！就是我的！上面的笔迹也是我的！”这次特别的激动，轮到了刘镕铸。只见他迅速伸出双手，紧紧握住彭咏梧的手，连声道：“老彭，我们终于找到组织了！终于找到组织了！”
“你们辛苦了！党没有忘记你们，也知道你们的情况。”彭咏梧也有些激动。
“根据形势需要和重庆地下党的实际情况，现在我宣布市委的几项决定：一、《挺进报》从现在起将作为市委的机关报，由市委直接领导，具体由我来负责并与你们联系；二、报纸的印数要尽可能增加，印刷质量也要设法提高，报纸印出后全部交给市委发行，可留下一部分交经办人员处理；三、办报所需经费，目前组织上无力支付，继续由你刘镕铸同志负责筹集，但不得以党组织或《挺进报》的名义筹措经费，唯自愿捐助者可以不必拒绝；四、《挺进报》的编辑方针和内部人员分工不变。”彭咏梧以市委领导的身份，向刘镕铸宣布道。最后，他又交代了几件事：“目前《挺进报》只有你是党员，你要挑起这副重担，组织上相信你能完成任务。我们今天的谈话，可以全部告诉陈然和蒋一苇。吴盛儒今后不来了，你们也不要去找他。他已经做了他应该做的事。”
刘镕铸马上明白，当初吴盛儒进来参与《读者新闻》，肯定也是“组织行为”，便笑问彭咏梧：“是不是你派老吴打进我们《挺进报》的？”彭咏梧笑笑，说：“事情已经过去，不必再说了。”
彭咏梧前脚刚离开书店，刘镕铸立即收拾了一下书店门市，便飞步赶到枣子岚垭蒋一苇家，将找到“靠山”的事告诉了蒋一苇，并说：“这么好的消息，你一定以最快的速度告诉陈然，他会高兴死的！”
“我马上就去。”蒋一苇说。
一份地下的“无名小报”，竟然被收归为市委机关报，这是陈然等开始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但找到“靠山”后，这件事就这样迅速被确认了。
“我们几个朋友合办的《挺进报》，现在居然成了重庆市委的机关报，并由市委直接领导，这对我们来说，的确做梦也没有想到。”刘镕铸激动地回忆道：“由于无法抑止的兴奋，也出于对革命工作的责任感，之后，我们立即聚集在一起讨论了市委的指示，按照原来的分工，对刻、印工作的每道工序，分别提出措施和要求：负责刻写蜡纸的蒋一苇，逐步争取刻出老五号大小的仿宋字，落笔轻重适宜，漏墨均匀，钢板要经常刷洗，刻好的蜡纸要小心收卷，勿使产生折叠痕迹；负责油印的陈然，从蜡纸上墨到印完，都要细心从事，防止擦破、挂破，如发现蜡纸出现裂缝，要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尽可能增加印数；负责采购材料的刘镕铸，要尽可能选购优质材料，如蜡纸以戴高乐牌为佳，纸张质量要细、薄而富有韧性，纸面无光泽，吸置油墨要细腻易干。经过同志们的努力，报纸的印刷质量显著提高，每张蜡纸的印数增至500份左右，受到市委表扬。”
不久，彭咏梧又向刘镕铸他们传达了市委的两项新决定：第一，建立《挺进报》特别支部，由刘镕铸担任书记；第二，可以发展党员。刘镕铸接受新指令后，立即着手在《挺进报》内部建立党的组织。其实，陈然和蒋一苇早已是党员了，但由于特殊的经历，他俩的党员身份都已中断了。陈然是1939年春就入的党，那时他才16岁。后来因为一度离开了重庆而脱离了组织关系。现在他要恢复党籍，必须接受组织的重新调查考察，或者重新提出申请。蒋一苇，则在当时属于组织之内准备入党的先进青年。正当陈然和蒋一苇准备接受党的进一步考验时，彭咏梧被调到下川东(万县、云阳一带)领导武装斗争，《挺进报》的工作改由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维嘉代为负责。李维嘉到任不久，便传达了市委的决定：批准陈然重新入党，并指定他担任特支组织委员。几个月后的1948年春，市委又批准蒋一苇加入中国，并担任《挺进报》特支的宣传委员。
为了达到市委提出的印刷指标，陈然、蒋一苇刻苦钻研刻写、印刷技艺，使报纸的质量逐步提高，印数也逐期增加。陈然经过反复试验，摸索出预防蜡纸自然裂缝的措施和破裂后的贴补办法。他还经常练习刻写蜡纸，经过一段时期的刻苦琢磨，终于能刻出老五号大小的仿宋字，准备在必要时接替刻写工作。以后吕雪棠、古承铄二人也参加过《挺进报》的刻写工作。
组织的建立，使得陈然等一批年轻人像一团团火焰般热情地投入到了办《挺进报》的工作中去。那时条件非常艰苦，又是地下工作，风险极大。根据分工，蒋一苇负责刻蜡纸，陈然负责油印，刘镕铸负责材料供应和筹措，吴盛儒负责发行，吴随彭咏梧离开后，发行由刘镕铸兼担起来。他们的上面有专人负责把抄录的新华社新闻稿传递，这一工作，在相当一段时间是由彭咏梧的爱人江竹筠（也就是“江姐”的原型人物）负责。而在江竹筠上面还有一个地下党的“特支”，即专门通过电台收听新华社新闻消息的“电台特支”，程途为这个特支的书记，成善谋等人是专门收听电台新闻消息的支委。市委书记刘国定直接领导这个电台特支。出于地下工作的保密需要，两个“特支”之间都是单线联系，相互不认识，或认识也不知道各自是干什么的。
在十分艰苦和白色恐怖条件下办这样一份革命报纸，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比如刻蜡纸、油印，虽然艰苦，也有风险，但毕竟是一个人关着门干的活，暴露的机会要少一些。运送和发行就不同了，它要经过很多人的手，通过若干关卡、码头，既要考虑发行人和传送人的安全，更要保护收报人的安全。韭然吧，把报纸印刷完后，还得考虑如何把印好的报纸送运出去，这个难度很大，风险更大。他得每期将在家里印刷好的上千份《挺进报》，先包装好后，再渡长江，有时还要绕渡嘉陵江，然后经朝天门、小什字、夫子池，最后才到民生路开明图书局。过轮渡时，要上下趸船，趸船上有军、警、宪、特盘查过往行人，稍有不慎，便会险象环生。然而，陈然却从未出过纰漏。
之后由刘镕铸负责的发行，就更需要机智和周密的考量了。因为报纸送到他手后，必须立刻发出去。留在手上时间越长，危险也就越大。发行人员除了严密的保密意识外，还得有高度的时间观念，要精确安排和严格遵守时间，避免取报人互相见面，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另外，发行时间缩短，对发行人的安全更有保障些。当时《挺进报》的发行采取委托转发和邮寄两种方式。拿刘镕铸经办的发行环节来说，一般先从他手中直接、间接取报的人就有二三十人。有的只取几份，有的要取数十份或者上百份。刘镕铸不能用笔或其他方式登记取报人的姓名、份数，只能靠牢牢记住他们的相貌与服饰及领取的份数来确认。
《挺进报》发行的对象，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那些具有进步倾向的读者和有统战关系的读者，给这些人发报相对安全和好办些。另一类对象就比较困难和危险了，那就是些特别“读者”——国民党的军、政官员，这是地下党为了瓦解和粉碎敌人嚣张气焰而精心安排的对象。通常做法是，将《挺进报》装入那些印有“重庆警察总局”、“中央银行”等官方部门的信封套中，这些信封套则是陈然、刘镕铸名正言顺以《彷徨》这样的公开杂志社名义去某些印刷厂索取或买来的，也有他们平时收集和储存起来的。这样做的好处是，敌人和特务机关一旦发现想追查，也找不到任何线索。
进入1948年，盘踞在重庆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越来越日落西山，然而正是这一垂暮的景况，使得敌人对的镇压更加疯狂。作为“刺向敌人的一把尖刀”的《挺进报》的工作更加困难重重。这时，重庆地下党的形势也十分严峻。特支书记刘镕铸被调出重庆市区去从事新的战斗工作，陈然代为《挺进报》的特支书记。这位年轻员几乎以全身心的革命热情投入到了办报工作中。他的战友对他当时的工作情形有过如下描述——
7月，重庆山城炽热如火。陈然利用住房旁边的一间储藏室，用厚纸把板壁糊住，在窗后挂上毯子，再用黑纸作了一个灯罩，布置成为一个印刷间。他再把刻好的蜡纸，一头用图钉固定在桌子上，削一根竹片来代替油印滚筒，蘸上油墨刮印。印定之后，把蜡纸一烧，竹片一丢，不留任何痕迹。
经过一夜奋斗，按照市委要求的8开4版，印刷300份的第一期《挺进报》，在黎明时分印成了。陈然心急如火，不顾疲劳，立即带上报纸，赶到江边。这时，轮渡尚未开航，他雇了一条小船，横渡长江进城，直接送到市委负责联络的同志那里。
但是，第一期报纸的印刷质量却并不理想。一张蜡纸印不到六七十张，字迹就模糊不清，只得换刻一张蜡纸再印。就这样，连续刻写三张蜡纸，又连续印刷了一个通夜，方才达到市委所要求的报纸数目。
……又是连续3个夜晚，陈然坚持精心印刷。一本印刷精良、装订精致的重要文件，终于赶制出来，总数达到3500份。
由于隆冬严寒，劳累过度，陈然病了，www.youxs.org。但是，他很兴奋，因为目前形势已经达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的确，这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
这时，除了编写和刻字仍由蒋一苇负责外，陈然的担子更加重了，和上级联系，采购油墨、纸张，取电讯稿，输送和投寄报纸，全都落在他的肩上。此时，为了防止意外，李维嘉已不直接到陈然家来，而改为定期在外面找地方约会。因为，重庆的环境已十分险恶，白色恐怖非常严重，斗争更为艰巨、复杂。然而，陈然的斗志却更加旺盛。他采取了许多创造性的工作方法。以投寄报纸为例：他为了不致被“邮检”扣留，放弃集中投递的办法，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分别到南岸、江北多点分散投寄。他收集多种形式的信封，运用多种笔迹，一次又一次地和敌人“捉谜藏”。一次，他故意利用一些官僚资本开设的大商号的信封，就在商店附近投邮。这些报纸很快就被守候着的特务发现，他们根据这些线索，对这几家商号进行搜查。吓得目瞪口呆的大老板们，乖乖接受了搜查人的敲诈勒索。又一次，他在几所被三青团分子把持、一贯压制进步同学的学校附近，故意集中投寄了一批《挺进报》，这就引起特务怀疑，对学校当局作了一番彻底的清查……
《挺进报》在陈然等人的努力下，除了刊登新华社的消息外，还有一些小的言论评论以及川东临委和重庆市委关于开展地下斗争活动的原则，开展地下斗争活动的思想指导方面的文章，特别是有关解放区的消息和战场方面的报道最多，这对于白色恐怖下的地下党的同志和重庆市民来说，仿佛在黑暗中见一盏明灯。而同时，《挺进报》也从不放松对敌展开攻心工作，适时刊登那些令敌人心惊肉跳的文章和新闻消息。比如，《挺进报》发表过一篇由一位老者写的题为《劝告蒋军军官》的文章：“……蒋军中的士兵大都是无产阶级中人，自然知道天下穷人是一家的道理。在这穷人要翻身的时候，不仅不让翻身，反要替蒋介石卖命。所以，我不必劝蒋军中的士兵，只劝蒋军中的军官。我来现身说法：我出身法律界和教育界数十年，可算知识阶级中人，愚夫妻拥有土地和其他财产，也可算有产阶级中人。然而，我以年已六旬之人，却一反以前不问国事的态度，实在是为正义感所驱使，看到了蒋介石祸国殃民20多年，以前弄得国家快要亡，现在弄得人民都要死，以为凡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不应只顾自己安富尊荣，须念及同胞水深火热，而替蒋介石打内战的军官们更要想到自己是犯了弥天罪恶，一定迟早命都不保，为解放与革命而死是有价值而且光荣，为卖国与独裁而死是毫无意义而可耻。”
从现存的档案中看到的一份第十六期的《挺进报》，那报眼的左右是两个加框的口号，左边为：“蒋区人民武装起来，抗丁抗粮，分田废债！”右边是：“蒋管区官兵们，不要替贪污土劣打仗！”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再如一篇题为《蒋军士兵好消息——放下武器可以分地》的文章内容，对国民党士兵也极有鼓动性。
《挺进报》上发表的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著作，更是对敌占区的民众以极大的鼓舞，同时对反革命阵营也具有毁灭性的精神打击力量。
《挺进报》在重庆的影响越来越大，令国民政府气急败坏。
原以为在四川省委撤离重庆和《新华日报》被封闭后可以安然大睡的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有一天竟然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放着的一只“朱绍良主任亲启”的信封中取出了一份《挺进报》，这位行辕大人立即目瞪口呆地傻在原地好几分钟。因为那张用油墨印制的纸上有一排大字：“审判战争罪犯！准许将功折罪！”
朱绍良瘫坐在椅子上，久久没有缓过气来：难道真是斩不尽，杀不绝？
“徐远举处长，你给我马上过来！”朱绍良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抓起电话，疯一般地对着话筒大叫起来。
现在的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B-145)材料中，有徐远举交代当时这一情景的文字：
朱绍良在西南长官公署办公室打电话叫我去，一进门就熊了我一顿。朱绍良素以儒将自诩，对人外柔内刚，一向不大熊人。我挨了熊，自知祸事来临。果然，交给我一封信。这是一封警告信，内中还夹有一份《挺进报》。他怒气冲冲地说：“现在还未到时候，就搞到我头上来了。在重庆这样嚣张还了得！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务必破案。”提笔就给我写了一个限期破案的严厉手令。
那天西南长官公署照例举行党政军干部会报，重庆的党、团、军、政、特等重要头目都参加了。出席的有重庆市警备司令萧毅肃、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重庆市警察局长施觉民、社会局局长赵冠先、中统西南督导兼重庆实验区区长徐政、宪兵二十四团团长沙吉夫和我本人，等等。朱绍良一上来就提出《挺进报》的问题，训了一顿，接着责令军警特务机关对地下党组织务必清查破获，并说：不要以为代表团和《新华日报》撤走了，就平安无事了。然后命令我与有关机关会商，限期破案。反动头子们面面相觑，会议一散，一个个腆颜而退……
徐远举从朱绍良的办公室出来后坐上小车，开始秘密策划对《挺进报》的侦破行动。自从1932年在国民党军委会团警干部训练班参加军统以来，他同打交道已有16年的时间了，当上这个少将处长也可算是“战绩”累累。可《挺进报》秘密发行已有一段时间了，还寄向各方，这次居然寄到了朱绍良主任的手里，实在太猖狂了！顶头上司的震怒，南京方面的责难，使徐远举感到了一种巨大压力。
《血手染红岩》是徐远举在被关进人民政府的战犯监狱改造所里写的交代材料，在这一份材料记录了他反动一生，尤其是屠杀重庆地下党人和革命志士的罪恶过程。关于《挺进报》事件，也有专章叙述。当时徐远举对“限期破案”《挺进报》任务有如下布置：
本来丙种会报，属于宪兵、警察、中统、军统四个特务机关的联合会报，是秉承南京党政会报(又称特种会报)之命，危害革命、镇压****的联合行动机构。该会报由宪兵司令部主持，在南京设有会报秘书处，作为领导各地丙种会报的总机构，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任秘书处处长。按南京丙种会报规定，指定我和重庆警察局局长施觉民、重庆宪兵二十四团团长沙吉夫、中统西南区督导徐政四个人组成重庆丙种会报。经我们四个人商量，用“转转会”的方式，聚餐联系。为对付重庆工潮、****的方便，另邀了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和重庆稽查处处长罗国熙参加。以后我又把丙种会报改为一个常设机构，配属于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来危害革命人士。
西南长官公署举行的这次会报邀请来的人，谈什么问题，大家都明白。虽然满桌子酒菜，但大家心情是沉重的。
在这次会上，除中统方面有所推诿外，警察、宪兵、稽查方面都表示将积极配合。最后，徐远举拿出了他的破案计划，他说：
《挺进报》流传所及，影响人心，但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对付他们……一、按照《挺进报》寄**况来看，《挺进报》肯定在重庆市或郊区。我主张立即清查邮路，守候邮筒，严密监视《挺进报》投邮情况，派人守候缉捕，特别注意早晚时间和邮局的邮工。二、搜索赤色书刊，严密侦查新闻界、文化界左倾人士的活动，尤其是几家民营报纸。请党团新闻会报多多负责，随时交换情况。请市党部宣传处立即配合军警搜查各书店。三、由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续派得力人员驰赴华蓥山区，配合清剿部队严密搜捕，务必清出地下党的组织关系，招抚被诱骗的青年。四、多方运用内线布置，设法接近地下党组织。五、必要时在全市进行突击大检查。目前不必打草惊蛇，请宪警在市郊区多加巡逻。六、特别注意各工厂的工人活动。各兵工厂要严密侦查戒备，工运组织要多深入下去。工厂方面最可能发现问题。
特务们对各种“案件”处理是有分工的，所谓的《挺进报》一类的案件，属于“丙种会报”，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的一种分类案件名称。从徐远举的这份“行动布置”来看，敌人对《挺进报》事件，是又恨又怕，欲速处理，方可解他们的心头之恨。
徐远举是有名的看上司眼色行事的一头反动鹰犬，现在既然朱绍良把《挺进报》的事交代给了他，如果他徐远举做得不得力，朱绍良那里肯定不会给他好脸看。因此徐远举得到朱绍良要搞掉《挺进报》的指令后，立即把执行计划做好，并迅速呈报后得到朱绍良的亲自批准。
“军、警、宪、特四个方面的力量，全部由你调配，要不惜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从《挺进报》入手，彻底搞掉重庆地下党！”朱绍良特意交代道。
“长官放心，卑职一定全力以赴。”徐远举在上司面前立下军令状。
得令后的徐远举亲自坐镇指挥，他要求各方面的军警和特务分子每天将搜集的情报及时上报给他，试图从蛛丝马迹中找出线索。他规定：破案立功者奖，怠慢疏忽者罚。在他的严厉督阵下，各路军警和特务们开始疯狂地搜查线索，挖空心思地施展阴谋诡计。
于是，在重庆大街上，便衣特务暗藏四处，瞪着那似鹰一般的眼睛，只要觉得可疑的人就立即抓捕。
伪装改扮成学生、工人的特务分子，渗入重庆及下川东的学校、工厂里，严密监视学生、工人的活动，他们对此行为也叫“深入基层”。
重庆的所有重点书店被一次又一次地突击检查，不少居民住宅也被强行搜查。各道路、码头、旅店，更是特务分子紧急戒严，重点清查的地方。
为了从“根本”上铲除《挺进报》与地下的联系，徐远举要求特务们将“战线”拉长到各郊区，如綦江、江津、合川、璧山、永川、涪陵、长寿、垫江、大竹、邻水、广安、南川和万县、云阳等地的特务，也跟着纷纷出动，到处清剿搜查。
“报告徐长官：云阳方面有重要收获！”不日，重庆站的特务向徐远举报告说，他们抓到了一个云阳的青年知识分子，叫盛超群。“从确凿的证据看，此人肯定是，并且与《挺进报》有密切关系。”
“你们在云阳那边盘问过没有？有没有收获？”徐问。
“拷问了，但他很狡猾，没有说啥子名堂。不过，他的事已经铁板钉钉。我们还把他的弟弟盛亚群也逮捕了，兄弟俩还都挺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吐一个字出来。现在分别关在渣滓洞的楼上六室和楼下六室。”
徐远举一听，异常兴奋。“好，我马上派侦防课长陆坚如去刑审，看他吐不吐嘛！”
心狠手辣的陆坚如得令后，立即对盛超群用大刑。然而，他们哪里想得到年年轻轻、文文静静的盛超群原来是个他们根本想不到的奇才，竟然让狡猾的特务分子上了一个大当。
盛超群，云阳人。1938年在延安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毕业。后受党的指派回四川从事地下工作。1938年8月回到云阳的他，先在云阳中学校宣传抗大的内容和八路军的好处，促使当时的云阳中学中有22位同学由城口县翻山路去考抗大。盛超群此时参加了一起告发云阳县长陈言福、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杨秩东的贪污事件，曾轰动一时。这事激怒了当地的反动势力，他们视盛超群为眼中钉、肉中刺，后由国民党分子刘障东等十多人联合起来控告盛超群是，说他在乡间宣传、阻挡兵役法实施和攻击政府，当年12月县警兵张俊等六人将盛超群锁押到县府。后因盛超群家人和亲戚出钱保释方算了事。虽然盛超群获得保释，可仍被软押在县党部内不准随便自由乱走。1941年2月，盛超群逃到成都、昆明一带。1942年底才重新回到云阳。不久，他在《云阳公报》上揭露桑坪乡长刘障东的贪污事实，结果反被对方告发“盛是抗大回来的分子”。盛超群再次被捕入牢，两个多月后才被取保出牢。此次出狱的条件是：盛不能再在云阳。无奈，盛超群到了万县。
1943年到1945年期间，盛超群利用上海法学院章仓萍教授主办的《中外春秋报》，不断揭露和攻击当地的国民党贪污分子，加上他的文章总是锋芒毕露，又频频将那些贪官的事见于报端，盛超群一方面名声大震，另一方面得罪了诸多当地反动官僚。比如，他揭露万县九区专员曾德威、万县警察局长艾兴权的贪污事实，在报上登出，题为《大官问小官，乡里情况如何，小官答曰，烟毒已尽土匪绝迹》文章，惹得曾德威、艾兴权等派十多个荷枪实弹的兵卒，前去追杀盛超群。那天盛超群正在西山公园坐着，好在有人事先去给他报信，他趁拿枪追杀的兵卒赶到之前的那一瞬间，急忙从后窗跳逃，一口气跑到一艘开启的轮船上才算捡了一命。盛超群如此敢作敢为，与反动官僚和贪污分子如此高调对抗，加上他在《挺进报》还登载了题为《不怕你贪官枪尖上有血，只要我记者笔尖上有墨》一类的文章，作为此次特务分子寻找“****”的《挺进报》嫌疑分子，盛超群是必定跑不了的一个。
盛超群的弟弟盛亚群回忆说：“1948年1月7日早上，我开门看见墙上贴了很多快邮代电，其中有一则题为‘速捉****盛超群’。我一看，就拔腿往家里跑，告诉哥哥要他马上逃跑。哥哥听了我的话，但1月9日晚上，他却在万县被逮捕了。我于十日到万县四处打听，寻找他的下落，二十多天一直没有找到。后来哥哥暗地串通了看守班长，才知道了他的情况，当我到看守所见他时，不由心痛万分。只见我哥超群他双手带手铐，脚上是副五十斤多重的大铁镣，已经被刑罚整得面不像人。看守班长对我说，这大脚镣是专门对盛超群定制的，因为上面的人说盛超群很凶，我们万县方面已经管不住他了，马上要押到重庆去……四月十九日我就被重庆行辕二处派来的特务杜杰（巫山人）逮捕了，特务给我带上脚镣、手铐，二天送到万县警察局审问，要我说出大哥的活动情况，我不说，把我用电刑、老虎凳整昏死几次，连整带审七八天后，我一点没有说，杜杰将我送到重庆行辕二处，由姓张的法官审问，他拿出我给另一个哥哥、在南京工作的盛腾芳的信（特务在邮局查到的），依此，特务们要我说出大哥超群的一切活动情况。我不说，又用电刑、老虎凳，将我整昏死数次，连整带审半个月后，我一直没说出什么，就把我关进渣滓洞里。在渣滓洞里，我大哥盛超群关在楼上六室，我关在楼下六室，盛腾芳关在楼下八室，我们关在里面的人都知道。有一次二处特务把我大哥拷打得很利害，连整三天逼他交出组织，他受不住刑时，就把国民党云阳县的各单位警察局长等咬上去，说他们都是……”
盛超群的弟弟盛亚群被关押了一年多后被释放，另一个哥哥盛腾芳更因为与盛超群及《挺进报》无任何联系，便在审讯后几日回到了南京。而对盛超群的酷刑仍在继续……
“处座，盛超群终于招了！这回我们收获大大的，盛已经招供他是云阳县的地下党负责人，这是他供出的地下党员名单……”
徐远举拿着侦防课课长陆坚如呈上的盛超群“招供”名单，手都有些颤抖了——这是这位老特务多么期待的东西啊！
“盛不堪重刑，招出他是云阳地下党负责人，在云阳准备武装暴动，预定某时起事。还供了云阳地下党组织的计划以及开会情况，提出了一张黑名单。我当时认为这是最好的材料，未加复讯就命令吕世琨、雷天元率领二处特务前往万县，会同万县区行政督察专员李鸿焘驰往逮捕。”徐远举回忆此次行动说：“万县专员李鸿焘，系邓锡侯的旧部，以其管辖区出了这样大的问题，就率领保安部队，开了一艘专轮直下云阳，将盛超群所供的周璞等十余人，一并逮捕，解到重庆。经我一了解，被捕的人，有的是县警察局局长，有的是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有的是县参议员。一言以蔽之，都是反动党团分子及云阳地方豪绅，是欺压人民赫赫有名的人物，是反动统治的支柱，与地下党无关。全案扑了大空，不得不将在云阳县被捕的人全部释放，并请重庆警察局刑警处长、云阳籍的军统特务头子许乾刚出面，安抚他们，招待他们吃了一顿餐，致歉，并嘱他们在云阳县团结一致，****清共。至于盛超群，我是非常憎恨的，以后杀害于渣滓洞，还追索他哥哥盛腾芳在南京《新民报》的情况。他兄弟盛亚群，也被株连，关了一年多才予以释放。”
徐远举在盛超群问题上，大出洋相。当时特务们到云阳抓走周璞等一批官员后，震惊云阳各界，一时间，云阳政府乱成一片，百姓拍手称好。回到渣滓洞，徐远举亲自审问，欲给自己拉回面子，便重刑对付盛超群，问他为什么这么干？不想，盛超群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说没有的组织关系，你们不相信，你们的人撬断了我的腿，我只得编一套交出来。”
盛超群从此在渣滓洞监狱里成了有名的“智星”，他常给难友们出高招对付敌人。
后来，徐远举还上过一次当。但这一次他虽然没有抓到一个，却破坏了一个革命组织——四川民盟。民盟成员、“黑牢诗人”蔡梦慰就是在敌人的这次行动中被捕的。
然而，敌人毕竟已经在重庆城乡各处撒下天罗地网，任何一点关于《挺进报》的风吹草动，皆在他们“全力以赴”的侦察范围之内。这样一份想在敌人眼皮底下不透一丝风声的革命报纸就因为一丝不慎的细缝终于造成了重庆地下党的巨大悲剧——
事情是从一个年轻的地下党身上发生的。这位叫陈柏林的年轻党员才18岁，他是民生路上的“文成书店”的一个职员，在特务们撒大网搜查线索时被迫暂停营业。店员陈柏林转到草堂国专暂住。
在这里，有位叫姚仿桓的保密局情报员正好与陈柏林同室居住。姚是徐远举派出的“红旗特务”，即以进步分子的身份，潜伏到工人、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中间，表现异常红色，最后在摸清革命阵线的情况下将进步分子一网打尽，故敌特机构称这样的特务叫“红旗特务”。陈柏林不知姚仿桓的底细，两人在一起时陈对国民党特务查封他的书店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一面强烈抗议国民党特务的阴谋活动，一面表示将尽一切力量要恢复书店或重新办一个书店。姚仿桓佯装思想进步，附和着陈柏林大骂国民党无能，这使陈柏林相信姚仿桓也是一个进步青年。陈柏林主动拿出一本《新中国初型》给姚仿桓看，姚仿桓翻书时发现书中夹有一张《挺进报》。
“老板，这里有情况……”姚枋恒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保密局重庆站组长李克昌。
“好，你继续盯住陈，我另派人接近这个陈。”李克昌指示道。
“我不可以继续行动吗？为什么还要专门派人来呢？”姚仿恒见立功机会快到了，却听上司要另派人来抢功，有些不悦。
“你的腿脚不利索，万一让陈跑了怎么办？”李克昌训斥姚。“长官，那我服从。”跛脚的特务姚仿恒只好放弃立功机会，让给了另一个假装失业青年的特务曾纪纲。
经姚仿桓的介绍，曾纪纲认识了陈柏林。曾纪纲以自己失业的“亲身体会”与陈柏林推心置腹地交谈，对追求光明、民主、自由和建立新中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这使陈柏林有一种幸遇知音的感觉。特别是曾纪纲投其所好，提出要办书店的想法时，陈柏林非常兴奋。为了寻找线索，曾纪纲提出应搬回书店去，陈柏林同意了。
李克昌是保密局重庆站副站长吕世琨的得力助手，他在重庆各工厂发展了许多“通信员”、“情报员”，徐远举对他的评价是：“他很狡猾而又能吃苦，能深入到下层活动……李克昌是渝站工作得最出色的一个特务。”李克昌指示曾纪纲要尽快摸清陈的上级和《挺进报》的情况。
在文成书店，曾纪纲与陈柏林彻夜交谈，谈苦闷、谈志向追求、谈人生理想，表现出了一副比谁都革命的假象。陈柏林完全被“红旗特务”的假象所迷惑了，而且还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样的进步分子介绍到党内。
1948年3月28日，陈柏林向上级“老顾”汇报了与曾纪纲交往的经过和对他的认识情况，“老顾”要陈柏林提高警惕，不可轻信人，但陈柏林十分坚决地认为曾纪纲最起码是一个非常进步的人，迫切要求“老顾”亲自考察一下。“老顾”从发展进步力量的角度考虑，同意先见见面，约定4月1日下午3时在红球坝见面。
曾纪纲立即向李克昌报告了这一情况，李克昌又报告给副站长吕世琨，吕指示李克昌要曾纪纲“继续伪装，扩大线索”。
但是，徐远举知道这一消息后，却等不及了，他命令吕世琨做好行动准备，将陈柏林、“老顾”秘密逮捕。4月1日，吕世琨带二处警卫组的大批特务在红球坝周围秘密潜伏。
这天下午，陈柏林兴致勃勃地带着曾纪纲去红球坝见上级“老顾”。路上，陈柏林告诉曾纪纲怎样介绍自己，如何回答上级的提问。在红球坝，陈柏林还未及作介绍，潜伏的特务便蜂拥而上，将他和“老顾”逮捕。双手被手铐卡住的陈柏林，看见曾纪纲在一旁得意地冷笑，此时才明白自己做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从不轻易哭的陈柏林流下了悔恨的眼泪。陈柏林自然还不知道因为自己的这一失足，使得重庆市委和重庆地下党几乎彻底被敌人破坏，也并不知道由此给多少优秀的员及革命志士带来了毁灭性的生命打击。陈柏林后来一直被敌人关在渣滓洞，牺牲于“11·27”大屠杀之中。陈太年轻了，狡猾的敌人让我们的年轻人和我们的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所以，任何假象可能都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党和同志们必须牢牢记住。
不过，李克昌在抓获“老顾”时，竟然雾了一头水：“怎么是你啊？”这个的“老顾”原来是李克昌的老熟人，而且也是他的同行——曾经的特务机关的军统情报员，真名叫任达哉。
抓获陈柏林和他的上级“老顾”，这让特务机关的行辕二处一时喧嚣起来。徐远举在《血手染红岩》的交代材料中对如何审讯，有这样一段自白：
“我对地下党员的严刑审讯，有三套恶毒的手段：一、重刑；二、讹诈；三、诱降。利用他们不堪酷刑的拷打，利用他们贪生的心理，利用他们的家庭观念，利用他们身体上的弱点，用各种威胁利诱和欺骗讹诈手段来诱惑，以动摇他们的革命意志。比如说，你的上级将你出卖了，你不说不行。比如说，已掌握了全部材料，知道你的情况，不说也不行。比如说，你的妻子已将你的情况全部说出来了。施加种种欺骗诱惑，以及生与死的威胁。我认为只要他们说一个字，开一句腔，就有办法……”
陈柏林虽年轻，但并没有出卖党和失去一个员的忠诚。在现今的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A-81）卷宗中，关于当年陈柏林的情况有这样一段结论性的评语：
因向成义送《报》被捕，受刑很重，没有承认身份，未交人，狱中努力读英文，希望以后获得自由时办一个书店。
当时特务机构的二处对革命志士使用的主要有老虎凳、水胡芦、踩杠子、吊杠子、竹签子种种毒刑。受过这种毒刑的革命人士即使能够幸免于死，也会终身残废。按特务机关对革命人士的审讯手段，一上来就用刑，好像梁山上的英雄，一进监门就先打五十棍棒。他们妄图用这种血腥的恐怖，从生理上和心理上来打击革命人士坚强的意志，打得你昏头转向，失去了冷静的头脑，而落入特务的圈套。
徐远举分析了陈柏林和“老顾”的情况后，认为首先要从年轻的身上打开缺口，年仅18岁的陈柏林在徐远举的眼里不是什么难对付的角色。
刑讯室里，徐远举和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想象陈柏林一见这些刑罚就会发抖，只要略施小计就可以了。但不论特务们耐心开导，还是淫威相逼，陈柏林只是一言不发，他愤怒地瞪着双眼……徐远举失去了耐心，命令对陈柏林动大刑。年轻的陈柏林忍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竟然没有吐出一个字，这让徐远举不曾想到。
“换一个！”徐远举愤忿地说。
“老顾”被带了上来，徐远举从李克昌那里已经知道了“老顾”——任达哉的底细。任达哉在被捕前是民盟机关报《民主报》的印刷工人。抗战期间，任在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当印刷工人。抗战胜利后，中央印刷厂迁回南京，任达哉失业。经人介绍，任达哉认识了李克昌，在帮忙找职业、给经费的诱惑下，任达哉做了军统的通信员。随后，任达哉被介绍到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工作，同时负责监视民盟机关的活动情况。由于后来任达哉只提供过一次情报，工作上无甚“成绩”，李克昌乃与任达哉渐渐疏远，任却在另一个阵营干起“革命工作”了。
“任先生，听说你过去与我们还是一条船上的同志啊！”阴森森的审讯室里，徐远举仔细地上下打量着任达哉，见对方低着头闷在那儿，心里多少有些把握了：对这样容易三心二意的人，掰开他的嘴并不复杂。
“说！你是怎么从一个军统的同志，变成的？”徐远举突然高声一句话。
“不是的，长官，我本来就是你们的同志，李先生最清楚我的事，我现在还是你们的情报员，只是没有完成好任务……”浑身在发抖的任达哉试图用过去的历史挡一下徐远举的凶恶的目光。
“任先生当真不是****分子？”徐远举的眼睛几乎贴近任达哉的脸。
“真、真的不是。”回答的声音是颤抖的。
“与《挺进报》也没有啥关系？”
“没、没有。一点……关系都、都没有。”回答的声音更颤抖了。
“那就用刑吧！”徐远举怒吼一声。
“小子，请上老虎凳吧！”陆坚如早已按捺不住了，一把将半瘫在地的任达哉拖到刑具上，使劲加上两块砖……
“哎呀——！我招！我招……”老虎凳上的人大叫一声后，又“呜呜”地哭了起来。
徐远举鄙夷地看了一眼瘫在地上的任达哉，对陆坚如说：“把他交给你了！”
任达哉很快坦白了自己1945年加入地下党的经过，后又供出了自己的领导人“杨清”，并说杨是重庆地下党市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任达哉同时还交代了自己所掌握的《挺进报》发行和地下党员情况。
“最近你们还有什么活动？”审讯已经一天一夜了，特务有些疲倦地问。
“有有。”任达哉突然想起一件事：“我已经同‘杨清’约定过几天联络接头，他要向我布置新任务。”
“太好了！这回我们可以钓一条大鱼了！”破案心切、又有老特务那种异常敏感嗅觉的徐远举，顿时欣喜若狂，他知道“好戏”开始了——
1948年4月4日，特务季缕按照徐远举的精心布置，带着叛徒任达哉和一批便衣特务，像一群凶残的饿狼似的扑向重庆磁器街的嘉阳茶馆——这是任达哉经常与许建业接头的地方。这一天，许建业正在茶馆里与另一位地下党高正明商谈工作，突然见任达哉与几个鬼鬼祟祟的陌生人在茶馆外面探头探脑，立即意识到事情不妙。“有情况，快走！”许建业轻声催促高正明一句后，借机将茶凳绊倒，引起茶馆内一阵混乱，于是高正明装做上厕所，从后门脱身远去。
“他就是杨清。”任达哉指着许建业，对特务说。
“抓！”特务们立即一拥而上。许建业蔑视了看了一眼任达哉，大义凛然地甩了一下特务们伸出来的手，说：“我自己会走！”
许建业的被捕，立即惊动了重庆的特务机关。当晚，徐远举马上驱车前往重庆特务秘密机关所在地老街32号慈居，他要亲自审问这位重庆地下党的领导人。
徐远举，湖北人，1932年参加军统特务，时任国民党军统局本部行动处少将处长、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是位“见多识广”、杀人不见血的老牌特务。在他的眼里，人只不过像他脚底下任意可以踩踏的蚂蚁一般，只要用点刑，或者用重刑，再加上来点“心理战术”，肯定会像任达哉那样“求饶”还来不及呢！可是，他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位“杨清”让他吃惊不小。在徐远举自述罪行的《血手染红岩》中他这样描写道：
“杨清身体强壮，气宇昂扬，有革命英雄气概。我问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他一字不答，经用各种酷刑拷打，几上几放，只说他叫杨清，邻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经过调查，过街楼根本没有这个旅馆。从他身上检查，也无片纸只字。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用尽各种手段，不得要领。我怕线索中断，即命二处严加看守，注意杨的每一动态……”
关于特务如何对这位重庆工人领袖用刑和许建业如何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监狱里的敌我双方都有不少亲历者的回忆。笔者看到《重庆工运史》编写组邱富贵、唐有武等人写的许建业刚入狱时的三次重刑情景：
……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见这位身穿蓝布衫，身材魁伟的年轻人毫无畏惧地站立在办公室的中央，神情自若地望着窗外，觉得对付此人不能疏忽大意，他假意请许建业坐下，然后说：
“你叫杨清吗？”
“不错”。
“干什么职业？”
“做生意。”
“不，你不像做生意的，年轻人，你应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的问题。”徐远举脸上露出奸笑。
“我是生意人，这就是实话。”许建业不慌不忙地说。
徐远举沉不住气了说：“我知道你是，必须交代出你们的组织，同党和领导人”。
许建业一听“交代”“同党”，气涌心头，严正地说：“我们做买卖的，只晓得将本求利，赚钱谋生，不懂什么叫。”
“真不说？真不交代你的组织？”
“有什么可说的？我连都不是，还有什么组织可交代？”
徐远举恼怒了，只得摊牌说：“你真的不讲嘛！那好，我叫一个人来与你见见面。”他一按电铃，叛徒任达哉立即走进办公室，勾着脑壳，龟缩在一旁，胆怯地低声说：“老杨，他们都知道了，你就讲了吧！”
许建业一见叛徒任达哉，怒火万丈，骂道：“劣种，可耻叛徒！”
徐远举的审讯成了僵局，只得草草收场。
徐远举不甘心失败，决定对许建业采用刑讯逼供，妄图用皮鞭、棍棒来撬开许建业的嘴，达到破坏地下党组织的罪恶目的。
夜里，许建业被几个凶神恶煞的刽子手绑进刑讯室，室内阴森恐怖，灯光微弱，寒气逼人，四周墙上挂满了麻绳，带钉棍棒，钢心皮鞭。屋中间摆着老虎凳，电刑坐椅……
而对着刑讯室里的一切，许建业巍然屹立。重庆行辕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二处渝组组长雷天元，渝组副组长王仁德同时出马。许建业面对凶残狠毒的特务，怒目而视，一声不吭。
陆坚如先是耐着性子，装出和缓的样子说：“杨先生，徐处长给你讲得很多了，有的问题你们的人都说了，何必还要隐瞒呢？希望你将领导人和组织交出来，这样对你来说是很有好处的。”
“既然叛徒都给你们讲了，还来问我干什么？！”许建业以鄙视的口吻说。
陆坚如威胁地说：“你不要嘴硬，现在你已失去了自由，只有交出组织和同党才能重新获得自由，那是唯一的出路。”
许建业斩钉截铁地说：“少啰嗦，我没有什么可讲的！”
陆坚如见许建业态度强硬，进一步威逼说：“到了我这里，就由不得你不讲，放明白点，好汉不吃眼前亏。”
“你的意思无外乎要动刑，就是杀头我也没什么可讲。”许建业刚毅地回击。
此时，陆坚如凶相毕露，猛击桌子吼道：“给我吊起来！”话声刚落，几个刽子手立即将许建业捆绑起来，反吊在屋中大梁中。许建业头上豌豆似的汗珠直流，但他咬紧牙关，忍住剧痛，不叫不哼。几个特务手执皮鞭、棍棒，边抽打边问：“说不说？”许仍以“无声”对抗，刽子手们声嘶力竭地狂吠一阵之后，无可奈何，只好将许建业放下，这时，许建业的手脚已严重损伤，昏迷过去，但他紧咬牙关，坚强地战胜了敌人的第一次酷刑。
绝灭人性的特务没让许建业有喘息机会，待用冷水将许泼醒后，又绑上刑椅，刽子手包树成举起大号白铁水壶，向许建业鼻孔猛烈冲灌。带刺激性的水冲入鼻孔，呛入气管、肺部，痛如针插刀绞，但许建业一声不吭，仍然以极大的毅力战胜了特务的第二次酷刑。
敌人两次刑讯失败后，对许建业使用了更凶残的毒刑，他们将许建业绑在老虎凳上，这是一种既原始又残暴的刑具，它可以使人脚骨折断，瘫痪致残，垫到第三块砖时，见他的膝盖骨吱吱作响，昏迷过去，敌人用凉水将其泼醒后，又加砖头，许建业再次昏迷，虽然几次反复，但许建业仍未吐出一字半语，充分显示出他“宁可筋骨断，意志绝不屈”的大无畏精神。
经过一整夜的折腾，敌人一无所获，特务头目陆坚如恼羞成怒，对许建业最后狂吠道：“你再不说，我就叫你皮肉分家，死尸不全。”
这时许建业已是遍体鳞伤，精神不支，但一听陆坚如的狂吠，立即挣扎起来以仇恨的目光怒视陆坚如，高声喊道：“我是中国党员，这就是我要说的；其他任何事情你们都休想知道！”
特务们歇斯底里地说：“我们有四十八套刑罚，你受得了？”
许回答道：“管你四十八套，八十四套，怕了不算员！”
又是一顿雨点般的鞭子抽打。“说不说？”“不说！你们别想从我嘴里听到一句对你们有用的话！”
面对如此硬骨头的人，特务们再无进攻能力了，只得灰溜溜地收场……
特务们对许建业可是下了功夫的，因为徐远举知道，只要把许的嘴“撬开”，《挺进报》乃至整个重庆地下党就有可能“彻底解决”。为此，他招呼手下特务们要使尽一切办法让许建业“招认”。
“老许初入狱时，蒙着头，不许任何人看，他脚上上了重镣，手上有铐子，不给饭吃，不给他松铐子，看守把他说得神乎其神，说他一人能打五人，力气大，有武功，受几十种刑都不怕，看守很畏惧。”有狱友这样回忆说。
许建业，《红岩》中的许云峰的主要原型，这位让敌人传得神乎其神的重庆市委领导，到底是位什么样的人物？在此，我们稍作介绍：许建业是四川邻水县人，1920年生，原叫许明德，后名许明义，许立德，化名杨绍武、杨清等。四岁时父亲许良栋病故，剩下母亲，妹妹三人，寡妇幼子，孤苦伶仃，只得投靠心地狠毒的伯父，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伯父的儿子经常欺压幼小瘦弱的许建业。母亲见儿子被人践踏打骂，常痛哭失声。于是，变卖嫁妆首饰，决定让许建业上学读书，以求将来成家立业。许建业很有出息，先读私塾，后入县立小学；为了早谋职业，减轻慈母负担，他13岁考入邻水县乡村师范训练班。许建业追求进步，1938年18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后来一直从事重庆的地下工人运动，是位有广泛影响的工运领导者，也是位作风正派、意志坚强的员，在群众中有相当好的口碑和威望。
由于特务认为许建业是条“大鱼”，所以，对他用刑特别重。被捕后的两天中，数度用刑，但都没有从许建业的嘴里获得任何东西，特务无奈只好将其单独关在一间潮湿的牢房。监狱内的特务们对“*”们管得异常严厉，但这里也是个特殊的战场。这儿每天出现的情况，都会马上被狱内的难友了解，并迅速传播开去。许建业入狱和他在敌人面前表现出的宁死不屈精神，加上他已经是暴露身份的“*”中最高领导，所以他的出现，立即在整个渣滓洞内的难友们中引起“**，尤其是那些人，他们暗暗都在为自己有这样的优秀领导者而感到自豪和兴奋，并通过各种渠道向许建业致意”。
饱受皮肉之苦的许建业，一方面感受到监狱里的同志们的关怀，另一方面更加忧虑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党内出了叛徒，会不会引起更多的同志被捕，党组织怎么办？他为此彻夜难眠……
早晨，牢房门“嘎吱”打开。看上去也就十岁的看守陈远德，端着一碗水走到许的身边，似乎很同情地说：“杨先生，你受苦了，喝碗水吧！”一夜的酷刑使许建业嘴唇破裂，浑身疼痛。但当他发现对方是监狱里的小特务时，马上警惕起来，瞟一眼后没有搭理对方。中午，陈远德又送来牢饭，并且主动地向许建业诉说他的“身世”，说他家住农村，很贫穷，是被拉壮丁出来当兵的，在国民党监狱干事又如何如何的“不落好”。许建业仍然半信半疑，但显然若有所动。傍晚，陈远德又端来热腾腾的饭菜，表示愿意帮助许建业做点事情。
监狱毕竟是个非常之地，又加之特务们通常是刽子手一般的残暴，许建业感到眼前的这位年轻看守确实跟审讯他的特务们很不一样，心头焦虑着外面的同志和组织命运的许建业，此刻内心产生了一种期待和希望：如果能通过一个人把自己住处保留的党内文件和要求进步的同志们写给党组织的入党申请书销毁，以免落入敌人之手，那该是多么重要和紧急的事呵！
许建业知道自己已经落入魔掌，想离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于是内心强烈地希望能够找到这样一个人。眼前的这个小看守也许可以利用。
“小伙子，我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忙可不可以？”许建业试探性地问陈远德。
“杨先生你要是相信我，就交给我办吧。”陈远德的胸膛挺得直直的，并且又加了一句：“我知道你们是为穷人办事的，我也是苦出身嘛。”
许建业重重地看了一眼对方，又深思片刻，下定了决心，道：“你能不能做好？”
“保证！”
“好。”许建业特意强调道：“你把事情办好了，我会付你三千万元酬金。等重庆解放了，以后也会给你找份好的工作。”
陈远德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杨先生尽管放心，我一定把你的事做好来报答你！”
许建业点点头，便悄悄地在一张废纸上给电力公司刘德惠（党员，志诚公司董事）写了一封简信，同时也给自己的母亲写了一封绝命信，前面一封信的内容是让刘德惠赶快通知组织，说是内部出了叛徒和他许建业已经被捕的情况。另，特别吩咐陈远德，到他住处的箱子里取一个包，将包里的材料全部毁掉。后一封信的大意是：亲爱的母亲，儿子落入敌人手中，不能孝忠，以后有困难可以找组织帮助等等。
“杨先生放心，我马上去办。”陈远德拿到信后，装出很认真的样子，然后出了监狱。
许建业哪知这是特务设下的圈套？
这条披着人皮的豺狼，出了监狱，却直奔特务机关，当面将许建业交给他的信和交代办的事全部跟主子徐远举统统倒了个干净。
“好！”徐远举兴奋得拍了一下大腿，立即召来特务季缕、漆玉林等，吩咐道：“马上到许建业所在的志诚公司！”
“是。”
“重庆谍报组和警卫组特务去志诚公司搜查，收获出乎意料。”徐远举后来谈及此事这样说：“首先拿来的证物就是许建业床下一个黑皮包，皮包内有三件东西，一是许建业三个身份证，二是《挺进报》一卷，三是二三十份党员入党申请书。这样，我进一步叫陆坚如率领匪二处特务去追查志诚公司的背景及有关的人，指示将志诚公司包围封锁只准进不准出，将有关的人都抓来。我记得先后抓的人有经理周则询（重庆电力公司总务课课长）、董事长黄大庸（重庆电力公司会计课课长）和志诚公司一个会计刘国定……”徐远举又交代：“记得匪特们去搜查志诚公司后，在当天上午11时就将许建业的黑皮包拿来了，当时我给了陈远德二百万元伪法币，由‘上士’提拔为‘准尉’。”
次日，特务根据从许建业皮包中拿到的党员名单和那些入党申请人的材料，分别在重庆兵工厂、铅笔厂等地将陈丹墀、余祖胜、皮晓云、牛小吾、蔡梦慰、雷志震、潘鸿志、刘祖春、孙志诚等秘密逮捕。
另一方面，当时特务从志诚公司搜查物品中得知许建业是重庆地下党的重要人物，但不知道具体职务和真实姓名。于是4月6日，徐远举又一次审讯许建业，但刚阿不屈的许建业依然横眉冷对，一字不吐。
“你不说，可是这些东西已经帮你开口了。”徐远举突然拿出从志诚公司那里搜查到的那只装满党组织材料的皮包，以此来要挟许建业。
“你们……”许建业一看是自己的东西，而且这正是他入狱两天来一直最怕被敌人发现的事，竟然现在都在特务手里。他知道上了特务的当了。后悔莫及的许建业乘特务不备的一刹那，一头撞到墙上……“快挡住他！”徐远举见要出事，命令喽啰们拉住寻短见的许建业，可还是晚矣。
许建业当场撞在墙上，满头鲜血……如果不是特务阻挡，性命难保。
为了从许建业这位重庆地下党负责人口中获得更多的情况，敌人使尽了各种刑具和劝降招术，但酷刑都没有使许建业屈服动摇。
“我就不信！”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参加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老手、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决定亲自出马。
那天，朱绍良来到提审室，先装模作样地作出一番“文明”状，让许建业坐下，然后打量了一下满身皮开肉绽的许建业，阴阳怪气地开腔道：“许先生，怨我来迟一步，竟把你弄成这个样子”。
许建业怒目而视，不发一言。
“不过许先生，你也太任性了，希望你能与我们合作，共建国家……”这回未等朱绍良说完，许建业立即回答说：“别来这一套，同你们没有什么好讲的，快送我回监狱！”
朱绍良依然漫无边际地大谈其人生哲学和金观钱，并继续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劝许建业归顺国民党。许建业越听越愤怒，作为重庆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面对眼前这个双手沾满人鲜血的国民党西南的头号敌人，不由得怒火从胸中起：“无耻之尤！你们不懂得人的心灵，我们把官位，钱财视如粪土，你要杀就杀，少讲废话。”
朱绍良再也忍耐不住了：“给我拉出去！重刑伺候！”
入狱以后，特务仍多次对许建业施重刑，然而许建业始终保持忠诚于党的崇高气节。1948年7月22日，许建业在重庆大坪刑场被公开枪杀。临刑前，他一路高唱《国际歌》和高呼革命口号，成为当时重庆百姓中广为流传的英雄人物。
据徐远举在解放后供认，杀害许建业原因有三：“一、许建业是一条硬汉子，根本无诱降的余地；二、不杀许建业就不能施展瓦解地下党组织、软化地下党员的狠毒阴谋；三、怕许建业在监狱中起作用，发生影响，因此是非杀不可的。”
由于许建业在党内的威望高，加之在监狱里视死如归的精神，他被敌人杀害后，对当时白公馆和渣滓洞内的人和革命志士影响巨大，大家纷纷引他为自豪、以他为榜样。后也成为革命烈士的唐弘仁写下诗文悼念他的战友：
噩耗传来入禁宫，
悲伤切齿众心同。
文山大节垂青史，
叶挺孤忠有古风。
十次苦刑犹骂贼，
从容就义气如虹。
临危慷慨高歌日，
争睹英雄万巷空。
话说在许建业被捕之后的几日内，由于敌人“意外”地从许建业的皮包中获取了不少重庆地下党组织的材料和一批要求申请入党的先进分子名单，特务们很快在重庆各个角落布下了特务网。而就在这个时候，重庆地下党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和副书记冉益智的被捕及这两位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叛变，使得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了毁灭性的大破坏。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党内出叛徒尤其是党内主要领导背叛党的严重危害性。
1948年4月6日，重庆地下党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带地下党员涂绪勋去志诚公司找许建业联系工运工作。刘国定当时并不知道许建业这边已经出事，便衣特务们在志诚公司四周密布了暗哨，所以，当刘国定一到许建业的办公室就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扣下。
在外等候的涂绪勋见刘久未出，也进到许建业的办公室，特务顺其自然也将其扣下。因在办公室现场讯问时，颇为机智的涂绪勋坚持自己是来找许建业联系有关公司业务的，并一口咬定与刘国定不认识，加上志诚公司的多名员工也证明未见过此人，特务便不耐烦地挥挥手：“你赶紧走吧！”这样涂绪勋得以逃脱。
刘国定则不一样，他声称自己是南岸牛奶场的会计主任刘仲逸(这是他当时的掩护身份)，但特务不傻，他们在另一间房子里询问志诚公司员工，结果都说刘国定是“黄先生”，并且经常与一个叫“肖胖子”的人来找许建业。特务一听刘国定“不老实”，知道这其中必有诈，所以抓住这一破绽逼迫刘国定交代与许建业的关系。
“别以为我们都是傻瓜，你说是南岸牛奶场会计，姓‘刘’，可为啥平时来志诚时你却称自己姓‘黄’，谁信啊？快，赶紧交代你是不是！”特务们也不是吃白饭的，又是拍桌又是瞪眼地审问刘国定。
“他、他们弄错了。我就是姓刘……”刘国定想嘴硬，却又无法自圆其说，最后只得承认自己是许建业发展的刚刚入党两个月的候补党员，并反复强调自己除了帮许建业送过一封信到南岸永生钱庄，交给余天、李忠良以外，什么活动也没有参加过。
“那你把这个情况写下来。”特务拿来纸和笔。
刘国定无奈坐下来，将自己所说的写在纸上。作为市委书记，刘国定毕竟手头有不少党内“资源”，了解的党员情况也多，但由于情况来得突然，一时弄不明白许建业是怎么被捕的？“特务找志诚公司的人了解我的身份，证明特务们还不知道我的底细和身份。南岸永生钱庄的余天和李忠良是因为在农村武装起义失败后逃来重庆的，是按我刘国定前几天的安排，他们也应转移走了。现在我把他们供出来，特务会马上去核查，那只能是除了能证明有过这两个人外，其他的什么都得不到，这样特务们也无法证明我是什么人，充其量也就是我被多关几天放出来吧！”刘国定这么一想，所以，装着很自然地承认自己是许建业发展的“新党员”，供出了两个根本抓不到的“同党”。
“跟我们走！”特务收起刘国定的“供词”，便吆喝着将其押到了渣滓洞。
“喂，喂喂！我什么都不是，你们还不放我出去！”刘国定一看到了监狱，内心很恐慌地冲拂袖而去的特务们喊道。
“老实等着吧！”特务们头也不回地告诉他，因为这些人整天跟打交道，用他们的话说，你刘先生“玩”的这一套别想糊弄我们，是不是啥都不是，等我们抓住了另外两个****后再核实了看情况吧！自许建业抓住后，所有本案的每一个细节，徐远举都亲自过问，甚至直接处理。
4月7日，徐远举亲自带领特务赶到南岸海棠溪永生钱庄经理李量才家中，以刘国定的名义骗出李量才之子李忠良和余天，在问及刘国定所送信的内容时，李、余所答不一，徐远举将二人带回严审。
审讯室里，李忠良经不住严刑拷打，在“杀头”的威胁下，没用几下刑就一瓜脑当了可耻的叛徒。李忠良根本不“忠良”，从他口中供出的情况有：一、梁大达武装起义领导人——邓照明、王敏、陈以文和参加武装起义的30多人；二、在重庆一起参加抗暴活动的地下党员刘国鋕的地址；三、指认一起被捕的余天是梁大达起义后被通缉的邓兴丰；四、与邓兴丰有关的重庆银行地下组织外围积极分子余永安。
“这回不仅有好戏看了，而且必定是一场大戏了！”徐远举拿着李忠良供出的长长一串“****”名单，心头万分狂喜地对手下特务们说：“你们辛苦点，这回我有得给你们升官发财的机会了！”
根据李忠良的交代，特务立即出动去捕抓刘国鋕和余永安。徐永安的被捕过程很简单，特务一到其所在的银行，正在上班的余永安一下被抓获。而特务们抓刘国鋕可是颇费了一番精力。
当年的老特务漆玉麟在1972年9月5日四川省第二监狱接受有关部门审讯时有过特务们如何抓捕刘国鋕的详细交代。漆说：“处长徐远举当依据刘国定的出卖情况，当指派侦防大队大队长季缕（又叫季子南，江苏人，他1949年12月从成都逃窜到台湾）领着侦防特务数人到曾家岩何公馆处进行逮捕刘国鋕的，当时何北衡是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在社会上很有地位，是不能随便闯进去抓人的，而季缕他就采取法西斯手段进入何公馆去，进行诱捕刘国鋕。但刘国鋕当时就发现季缕的手段，他就借口说：‘我上楼去打个电话后，就和你一同去会某人好吧’。季缕在楼梯下等了一会，不见刘国鋕下楼，即上楼去看，才发觉楼通道那边还有两个楼梯口。刘国鋕上楼后，就从西楼通道溜掉了。季缕马上用何公馆的电话打给匪处长徐远举说：刘国鋕以借上楼去打电话的名义逃走了，处长徐远举当即暴跳如雷他亲自到曾家岩何公馆去，强行要何公馆交出家庭教师刘国鋕和来当家庭教师的介绍人吴继时，当何公馆交出介绍人是重庆‘和成银行’总务处长刘某某（名我忘，他是刘国鋕的哥哥。此人和徐远举关系很密切）时，徐远举便亲自到和成银行，逼刘国鋕的哥哥交出了其弟与弟媳（其实是刘国鋕的未婚妻——编者注）曾某二人的像片，以及有可能逃往的地方等等情况。刘的哥哥当时在交出二人的像片时，特别说明了其弟有可能去荣昌县城的郭姓姑母处。徐远举当即派我带领警卫组的组长黄声扬，组员陈林、章加愈带着刘国鋕和曾紫霞二人的像片到荣昌县县城逮捕刘、曾二人的。临走时，徐远举还特意对我说，你们要知道啊，季缕这人他是够滑头的了，但刘国鋕比季缕还要滑头。你们这次到荣昌县去时，不要坐专车去，借一辆商铺号的小轿车去好了，这样不易被怀疑是我们特务机关的。到达距离荣昌县城的一公里之处，就要下汽车，然后步行进城，再悄悄摸清郭某某的住址及他家近日来的动静后再作行动。我等就是按照徐远举的指示去办的。
“当时我们去了四人。在到达荣昌县府时，由一名姓何的接待，他是国民党荣昌县工党的。在何某的安排和配合下，当天深夜三更，我们就去包围了郭家公馆。第二天，我们在当地国民党党部一位主任职务的特务带领下进了郭家。在郭家的后院花园里，我看到一位年轻人，已知三分是刘国鋕了，因为我们手里有他的照片。我上前问：你是什么人，刘反问我：你是什么人？凭什么私闯民宅？我在自己的花园里透透空气还要有人管啊？我对他说，我不管你是什么人，请你站住不要动！这时，我们一起去的陈林拿着照片过来，说：就是他。于是我们立即将其抓捕了！几分钟后，又将曾某一起抓了……”
刘国鋕的未婚妻姓曾名紫霞，是位美丽漂亮的姑娘。后来由于特务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刘国鋕身上，又没有查出曾紫霞是不是员，加上刘国鋕家人疏通各种关系，所以曾在被捕数月后被保释出来。曾紫霞最清楚她志同道合的未婚夫被捕的整个过程。下面是她的自述——
特务头目徐远举听说刘国鋕住在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公馆，想到何北衡是政学系头目张群手下的红人，而刘国鋕的五哥刘国其是川盐银行香港分行经理何北衡的大女婿。他认为逮捕刘国鋕必须小心从事。他晓得以前军统、中统特务因为乱抓孙科、翁文灏左右的人都碰过钉子，受过蒋介石处分。况且这何公馆地理位置有点特别，在曾家岩求精中学里院，求精中学有那么多学生，如果去的特务太多引起学生**，那就要惹出更多麻烦。经过精心策划，决定以“诱捕”“绑架”的方法逮捕刘国鋕。徐远举派出了最精干的特务、渝组组长、侦防大队长季缕去执行这个任务。季缕连夜部署，于1948年4月10日清晨，化好装，乘一辆吉普车出发，将吉普车停在求精中学大门之外，带上几名经挑选的特务进入求精中学，又将这几个特务布置在何公馆门外，然后他独自一人走进了何公馆。
这时天刚亮，适存高商的洪宝书同志已经如约来到何公馆。国鋕同洪宝书同志正坐在何公馆客厅靠窗的沙发上，谈着工作。国鋕向洪宝书同志交代说：“组织已决定我立即转移，我走后有人按规定暗号来同你联系。”“组织同你联系上以后，你把你们学校的牟以石同志的关系也交给组织。”正值此时，何公馆守门的向胡子在外边喊道：“七少爷，有人会！”国鋕走出客厅正门，下了台阶，机警地看着大门口走进的来人，形迹可疑，他便十分沉着、自然地应了一声：“七少爷不在！”立即转身缓步走入客厅，迅速挨近洪宝书同志，并耳语道：“特务来了，你找机会迅速离开这里！”他说完立即背向洪宝书同志走出客厅的侧门。季缕听到“七少爷不在”的答话，正在狐疑并往客厅方向而来，见国鋕出客厅侧门，就向侧门走来。洪宝书同志眼看客厅侧门外，一个身穿黄色军便服、副官模样打扮的人正同一个头戴呢帽、穿黑呢大衣的，他判断是特务的人争执起来，好像是要特务在客厅等候，不许上楼。谁也没有注意客厅沙发上坐着的人，洪宝书同志趁机从客厅正门走出去，大摇大摆地下了台阶，走出何北衡公馆，到求精中学一个教师那里，过了一阵就安全地离去。
国鋕一出客厅侧门，立即跑向三楼他的卧室，将几份绝密材料付之一炬，来不及销毁的部分文件、材料，迅速藏入安排好的地方。处理了几分钟他就下到二楼，边敲门、边走进何北衡太太的卧室说：“何伯母！外面有人要抓我！”何太太尚未起床，一听连忙起身，边穿衣服边说：“不要怕，有我呢！”国鋕说：“他们是抓的，准是搞错了。你打电话问一下萧毅肃、李根固他们吧，问一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何太太说：“哪里有啥子，我打电话就是了。”于是，国鋕随何太太从二楼下来。此时，季缕见何太太同国鋕一起出来，眼见诱捕不成，就向何太太说明是奉上方命令逮捕刘国鋕这个的。何太太说：“刘国鋕是我家亲戚，他哪里会是什么？！准是有误会，搞错了。”说着何太太请季缕到客厅坐，又说：“你们坐坐喝点茶，用一点点心，我打个电话问一下萧毅肃”，“他人就在这，也跑不了”。季缕此时已将何公馆外面的特务叫了进来，他想刘国鋕也确实跑不了，厅长夫人要给萧毅肃打个电话他不能不允。何太太电话一次没有拨通，又拨第二次，最后特务还帮忙着拨。电话拨通了，来接电话的不是萧毅肃，而是萧太太，只听萧太太说：“参谋长还没有起床！”就在此时，季缕发现刘国鋕已经不见了，国鋕在特务的眼皮底下已是无影无踪。季缕发现国鋕不见了，他像热锅上的蚂蚁、焦躁万状。可他既无权、也不能立即搜查，只得火速开车返回行辕二处，向徐远举禀报诱捕刘国鋕未成的详细经过。他认为是何太太将刘国鋕藏匿起来了，他为了减轻、开脱罪责，把何太太的气势着实地形容了一番，并说何太太骂他：“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怎么到我家抓起人来了？我家犯了什么法呀？！”徐远举一听季缕的报告，火冒三丈、勃然大怒，臭骂季缕：“你这蠢货！我叫你把人骗出来，你倒好，反而让人家给骗了！”季缕一贯逞能、心狠手辣，而今居然让刘国鋕在他面前跑掉了。按照特务机关的常规，这种情况是要严惩的，只因季缕是徐远举的心腹、干将，而且徐远举还有用他的必要，因而幸免于处分。但是这件事却成了特务内部讽刺季缕的笑料。
徐远举感到事情很棘手，立即向绥靖公署朱绍良、参谋长萧毅肃报告，说是何北衡太太如何气势汹汹，如何将刘国鋕藏匿了起来。萧毅肃一听，怒不可遏，下令包围何北衡公馆，严密搜查，一定要何北衡太太将刘国鋕交出来。萧毅肃立即打电话到成都找何北衡，何正在刘文辉家里同邓锡侯、王陵基商讨什么事，电话就接到刘文辉府上。萧毅肃指责何北衡太太窝藏、放跑，并威胁说：“如果抓不到刘国鋕，只有请你太太坐班房。”何北衡一听此话，大为不满，也怒气冲冲地说：“我太太是个妇道人家，她懂什么？要坐班房嘛，我辞职到重庆抵案好了。”萧毅肃、何北衡二人在长途电话里对吵起来。刘文辉等见吵得太凶，才劝解下来。朱绍良眼看没有抓到刘国鋕，萧、何二人又在电话上发生争吵，感觉事情不妙，干脆电告蒋介石和行政院长张群，检举何北衡包庇、放纵，并命令将执行任务不力的特务先扣押起来。此时的徐远举，因没有抓到刘国鋕已是十分恼火；又见萧、何二人发生矛盾，心想着何北衡、萧毅肃乃张群的手下的文、武二将，自己也是张群的人，不知如何处理此事才好；又听说朱绍良把何北衡告了，还牵连自己有亵职之错，深感左右为难……若是何北衡真回重庆，这局面又如何收拾呢？想来想去，他也给何北衡挂了个长途电话，对何北衡说：“现在事情闹大了，你也要识相一点。你就留在成都不要回重庆来，我只有尽量设法把刘国鋕抓到，大家才好脱手。”何北衡虽官居要职，但风头不对，担当不起包庇的罪名，不敢立即返回重庆了。
刘国鋕的逃脱，把国民党的警、特机关闹得乌烟瘴气。特务头子徐远举亲自上阵，演出了一场追捕刘国鋕的闹剧。
徐远举率领大批特务，浩浩荡荡到了何北衡公馆，把个何公馆包围得水泄不通，在何公馆的楼上、楼下、厕所、厨房，里里外外搜查几遍，也找不到刘国鋕的人影。此时的徐远举，对厅长夫人不再讲究官场礼仪，逼着何太太交出刘国鋕来。何太太一贯养尊处优、深居官府，哪里见过如此吓人的场面呢？她早已哭哭啼啼地抽泣不止，说：“刘国鋕就是大姑爷的弟弟，所以住在我家。我哪里知道他真是？我不晓得他跑到哪里了？你向我要人，我到哪里去找？要人你向刘家的人去要。”徐远举亲自搜查了何公馆，又见何太太此时这般模样，估计刘国鋕已不在。于是，他逼着何太太把刘家的人找来。何太太打电话到美丰银行，将国鋕的三姐国凤叫到何公馆，三姐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到了何公馆，才知道七弟出事了。何太太打电话到铁路局，将国鋕的六哥国铮叫回何公馆，特务押着他，将国鋕的住房作了仔细搜查，只抄到几本进步书籍及家人信件。徐远举即令将三姐、六哥押到重庆老街32号行辕二处，并派特务留守在何公馆。
徐远举威胁国鋕的三姐、六哥说：“抓不到刘国鋕，你们不要想出去。只有等我把刘国鋕抓到后，我才会放你们。”徐远举把国鋕三姐、六哥当作人质关在老街32号并逼他们将在重庆的亲戚地址说出来，还每天押着六哥在重庆市中区、南岸区等地追捕刘国鋕。
经国鋕介绍到何北衡家中做家庭英文教师的胡其芬同志（原名胡南），沙磁区特支委员张文江（又名张国维）同志得到了转移通知，想了解转移的原因，他同未婚妻李惠明同志前去何公馆，都被守在何公馆的特务逮捕。
国鋕的表侄女屈义蒿同志，受国鋕嘱托进城去通知国鋕的三姐，要三姐设法销毁他秘藏的部分文件、材料。当她得知三姐到何公馆去了，想借机探点虚实，谁知一到何公馆，不容分说地也被关到了老街32号。
特务到民建中学去逮捕国鋕的侄子刘以治，刘以治已离开，才未被捕。
国鋕和我的相片，不知被翻印了多少张，几十个特务拿着我们的照片，在飞机场、轮船码头、汽车站设关卡，四处搜索，几辆吉普车日夜穿梭追捕国鋕。
被关在老街32号的亲友们，他们眼看特务整天忙忙碌碌、慌慌张张、进进出出，甚至听到这个说：“今天追错了一个人追了好久”，那个说：“抓了一个，不是刘国鋕”等特务们的各种言语。他们没有为自己身陷囹圄而不安，他们愈是看到特务焦躁愈是喜悦。他们只有一个心愿：国鋕呵！快跑吧！跑远一点再远一点，千万不要被这群恶魔抓了回来！
国鋕，他在哪里，他脱险了没有？
国鋕从客厅侧门跑上三楼卧室销毁绝密材料时，他临危不慌张，他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情况：敌人虽是只身进入何公馆的，但周围肯定有警戒，这是表面温和有礼而实际却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最紧张时刻。他判断如果马上逃走，不仅会影响洪宝书同志的转移，而且自己也不一定能逃出魔掌。他果敢地决定，拖住敌人、麻痹敌人，选择有利时机行事。于是，他叫起了何姻伯母，用何太太去同特务周旋。当他同何太太从二楼下来以后，他见到特务对何太太仍装着彬彬有礼时，就装着胆怯、委曲，的确像是误会的神态，顺从地陪伴女主人，毫无一点不驯的样子；当他看到特务正忙于帮何太太拨电话分神的时刻，国鋕机警地溜出客厅，迅速地从何公馆右后侧的山坡上，滚下坡去了。他滚下坡后，将身上的泥土拍打干净，就镇静地、神态自若地沿着一条小路穿过上清寺、插到牛角沱，挤进奔流的人群中去了。
国鋕惊险地逃出虎口后，考虑到同志们的安全和必须向组织报告，他从牛角沱绕到两路口铁路新村，找到在铁路局工作的六哥国铮，请六哥火速到七星岗女青会找我去。六哥将我带到成渝铁路局内的一间小屋同他见面，在屋外放哨去了。国鋕向我简述了特务抓他的经过，并指示我立即通知有关人员不要再去找他、同他有联系的人暂时转移，然后要我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向上级张德明汇报。当他谈到与上级联系时，十分严肃地说：“你是新入党的党员，不懂得同组织失去联系的严重性。一个员如果是自己和组织失掉联系就是自己脱党。你没有经历过失掉同党组织关系的滋味，无法理解我说的重要性。我告诉你，组织关系比我的生命、比我们的爱情更重要，因此，你在我走后不能随便离开，一定要在重庆等组织的安排、决定。组织如果征求我们的意见，你就说我的意见是：如果组织上认为我们不宜继续留在重庆工作，可否将我们的关系转到昆明或成都，因为昆明我比较熟悉，有条件开展工作，成都也有一定条件。你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把我们的组织关系弄掉了。同组织失去联系后是十分艰难的，再找到组织关系也是极端困难的，我吃够了这个苦处！”我仔细地听着他嘱咐的一切，看到他那严峻的目光、神情，我更加懂得了一个地下党员的组织关系的重要性，“失去了组织联系，将会影响一切、我们的一生”这是我受到的启发和感染。我们约定了碰头的地点后，他就离开了，六哥和我在小屋的门边，眼看他走下山坡，沿着一条小路走向另一山凹处，直到见不到他的身影，我们才回到小屋。我在小屋里又呆了一阵，也就离开了铁路新村。
我从两路口回到七星岗女青会，处理了材料，向我工作单位的负责人报告家有急事请假离开了。我赶紧到了重庆大学，通知有关人员转移等事后，又马上返回城内。1948年4月11号下午3时，我如约到了牛角沱“海上居”茶馆，见到了国鋕的上级、我入党的监誓人张德明，直到此时我并不知道他就是地下市委副书记冉益智。他向我详细了解了国鋕被捕、脱险经过、国鋕的去向和要求等等，他对国鋕请示的转移与否的问题没有答复，只要我再到沙坪坝去通知有关的人员。我在市中区、沙坪坝来回地奔跑了两天。此时，我早就认识的我姐姐的好友张思玉，她丈夫周俊烈告诉我，我的工作地点已经有特务守候，要我立即离开重庆，并给我介绍了在青木关中学工作的邹某，说他可以帮助我越过青木关检查站等。当时，虽知周是老党员，抗战胜利后他从延安回来时我就认得他了，可是我因同他们没有组织关系，就不敢将当时的真实情况完全告诉他们，特别不能告诉他们我必须等待上级的决定。1948年4月14日上午九时许，我在李子坝武汉疗养院又同张德明见了面。我向他汇报了几天来我所了解的情况以及我工作地点已有特务把守的事后，他要我立即离开重庆去国鋕处，我又再次请示他关于我们的组织关系是否转到昆明或成都。他说要我们等候组织派人联系通知我们，要我先去国鋕处，不能留在重庆了。我怕他遗忘国鋕住地，直等他当我面背出“荣昌县大东街159号”时，我才放了心。由于当时我已不能去别处要钱，他当即给了我叁佰万元。我立即筹备离开重庆。
我在重大同学王某的护送下，从沙坪坝走小路，翻过歌乐山到了青木关。王某离去后，我到青木关中学住宿了一夜，在邹某的帮助下，绕开检查站、走了一段路，在中途搭了个“黄鱼”车离开了青木关。我在途中下了车，步行了一段路，到了荣昌大东街159号国鋕的住地。我向国鋕详细介绍了几天来所知道的情况，并仔细汇报了两次同上级张德明见面的内容、对话及上级指示。他告诉我，离开铁路新村后，当晚住在新桥适存高商，他怕按组织手续通知有关人员转移时，某个环节出问题，耽误时间，因此当晚设法通知了有关人员，他要表侄女屈义蒿到城里某处去找我，但没有见到。国鋕还让屈义蒿去通知成善谋同志转移，但没有通知到。国鋕在那样紧张、艰难的情况下，还专程到了璧山，给在那里养病的邓平同志报警，让他有足够的准备，并将身边极少的钱拿出一部分，给这位贫病交加的战友。当时，他没有把到璧山见邓平同志的情况告诉我，为的是保守秘密，不让我知道邓平同志住的地方。
国鋕的确是脱险了！他已经远离重庆。当沙磁区的同志得知国鋕机智、勇敢地逃出敌人魔掌的消息时，他们是那样的欢畅！适存高商学校里见到国鋕的同志，悄悄地向其他的同志报告这一喜讯时，都十分骄傲、自豪，他们说：“国鋕不只是机智、勇敢逃出虎口，而且他逃出虎口后想到的是同志、是党，他没有为自己的危险境地而惊怕，而是鼓舞同志们要勇敢斗争，要善于隐蔽！”没有几天，同志们听到了国鋕被捕的消息，大家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当时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国鋕被捕传闻的细节，有的说他回到重庆找我被捕了，有的说被敌人跟踪了，有说是谣言。然而，国鋕的确被捕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当我4月14日在李子坝武汉疗养院同张德明会见之后，张德明被叛徒出卖，于1948年4月17日在北碚被捕了。这个市委副书记、国鋕的上级在敌人的刑讯下叛变了，供出了国鋕的去向。徐远举从这个叛徒口里得知了刘国鋕的下落，简直欣喜若狂！当即同荣昌匪特通了电话，让荣昌方面做好准备，并亲自同二处特务作了详细、周密的安排。他向行动组长漆玉麟交代说：“你要知道，季缕已经够滑头的了，可是这个刘国鋕比季缕还要滑。你大意不得一点。你们到荣昌去，不要坐军字号牌的汽车，我给你们借一辆商字号牌的车子。你们到离荣昌县城还有一公里远的地方就下车，步行进城，让汽车开到银行旁边停下，向司机交代对外说是重庆银行的人坐的。”并对漆玉麟千叮咛万嘱咐，一再强调决不能再让刘国鋕跑掉等等。特务组长带着警卫组长黄声扬、陈林、章加三人，化装后坐了一辆银行的小轿车就出发了，当天下午赶到了荣昌。特务们按徐远举的部署，立即同荣昌县政府联系，他们同荣昌县政府、荣昌县党部主任密商后，连夜决定了逮捕刘国鋕并紧张地部署了一切。
我是4月16（或17日）日到荣昌的，国鋕比我早去两三天。这是国鋕大姐夫郭家，他大姐夫比国鋕约长一二十岁，因二伯无后、自幼过继二伯，早年出嫁在郭家，很少同弟兄见面。我们在郭家是作客，国鋕说是陪我回家去见未来的岳父母，因而受到郭家盛宴款待。郭家是当地大财主，人住在县城，乡下有许多土地，还有碉楼之类。我和国鋕商定，只能在县城呆两天，然后就说同去乡下玩耍，国鋕借故留在乡下，由我返回县城内来等候与组织联系，过一段时间再看情况是否回重庆的问题。无论是国鋕和我都没料到事情发展地如此迅速，绝没想到冉益智已经被捕而且将我们出卖了。我们还在研究着各种方案、准备下一步的工作。1948年4月19日清晨四五点钟，天还是漆黑的，国鋕已经发觉了特务包围了住处，立即跑出郭家后花园，到了城墙的缺口处，试图再次逃脱。但特务们已是层层包围……我躺在床上，听到院内急促的脚步声，然后是众多的跑步声，只听喊道：“快！快！跑了！又跑了！”我这时一动也没有动，只盼望国鋕能跑掉，我是跑不掉、也不想跑了。特务随即闯进我的卧室，掀开蚊帐，喝令我起床，拿着照片，不管我回答的什么名字，押着我就往外走。这时，这街上没有行人，特务将我押进荣昌县政府，我听到国鋕的声音：“你们凭什么抓人？”进入一间屋子时，我看见国鋕已先到这里，手上戴着手铐。
特务们没有在荣昌停留，当即将国鋕和我押进一辆小轿车。我俩在后座的中间，两边各一个特务，司机旁边还有一个特务。这时，我才注意到马路上有很多持枪的家伙，我们坐的这辆车前后还有吉普车、卡车……车向重庆方向驶去。我在想：究竟是谁叛变了？我仔细地回忆几天来的一点一滴每一个细小情节，可我这天真、幼稚的脑袋，怎么也没有想过国鋕的上级、我的入党监誓人……我是那么真诚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被捕，我感到没有尽到保护国鋕的责任，我难过……当我想着、凝视着他的时候，他是那样镇静、安详，他艰难地伸过戴着手铐的左手，紧紧地握住我的右手，轻声地说道：“小东西！坚强些！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一股巨大的暖流流到我的全身，我笑了。这时，我才感到：他哪怕成了囚犯，也一样给我巨大的力量，幸运的是我还在他身旁。这是我们最后能紧紧地靠在一起的时光，让温暖永远留在我们身上吧。他旁边的一个特务拿出一张照片向我们中间递来，向着国鋕说道：“少爷！你究竟有多少女朋友呢？这个也是吗？”特务用手指着照片，同时奸笑地望着我，我已经看清了照片上是谁，国鋕淡淡地“哼”了一声，向着我深情地一笑，我也领悟地笑了。我们笑着，我们笑得那样香甜，仿佛不是在囚车上……
刘国鋕和他的心爱之人就这样一起被特务逮捕了。徐远举兴奋不已，以为可以用他的那套对付的本领，让这位“七少爷”招供，结果刘国鋕又同许建业一样是位铁骨铮铮的对党赤胆忠诚的革命者，根本没有让特务们获得丝毫有用的东西，反而在监狱里与其他同志一起不断组织革命志士进行各种斗争，令特务们伤透脑筋，这也使得刘国鋕成为了《红岩》小说中让人难忘的青年英雄——刘思扬的原型人物。
这当然是后话。
我们再回到1948年4月中旬当许建业被抓后的十余天时间里发生在敌我之间一场场生死博弈吧。
这些日子，特务头目徐远举和他的爪牙们的神经实在是太亢奋了，他们每天都像一头头饿狼在四处寻觅“猎食”——地下组织和地下人的蛛丝马迹。显然，抓获许建业这样的地下党重要人物，还有生擒有特殊背景的员刘国鋕等人，特务们已经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了。从已经抓获的“****”的人数来看，尤其像任达哉等这样的“软骨头”配合下，他们便足可以到上司面前邀功请赏、把腰包装得鼓鼓的了。但特务头目徐远举则想得更远、更恶毒——“****”的厉害并不在于人数多少，最关键是他们的组织，只要组织存在，哪怕是还有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跟你斗争，最后输的肯定是国民党，这一点效忠了蒋介石国民党近二十年的徐远举体会深切。
“大家不要高兴得太早。如果我们想睡安稳觉，光看到抓了那么多****人数，绝对不是最后的胜利，如果能把许建业、刘国鋕这样的嘴给撬开，或者抓到比他们还要大的鱼儿，那才是我们的最后胜利。弟兄们，大家加把力，趁热打铁，乘胜追击，争取将重庆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那个时候，我到毛局长甚至蒋委员长那里给你们要钱、要官！”15日晚，徐远举在自己的办公室，把手下的几个得力部下召到身边，着实鼓动了一番。特务们临散去时又得令：“明后天是关键，我们要内外分头行动，争取有根本性的突破。”徐远举说。
“长官放心！保证收获！效忠党国！”特务们在主子面前一个个争相表现。
读者自然还记得那个同刘国鋕一起被李忠良招供的在银行里工作的地下党员余永安吧！他一被捕后，老虎凳上没呆多少功夫，就把自己的直接联系人、上级“老张”给招了出来，但余不知道“老张”住在何处。
“这是真的？”特务咬住余永安不放。
“是真的，有半点假的你拿我全家的人性命抵押。”这时的余永安在怕丢性命面前，倒是对敌人显然特别“忠诚”，他说这样的硬话还真让特务们相信了他。
“那无论如何你得把‘老张’给我们引起来。否则，我们无法相信你说过的话……”
“那一定。”余永安又一次低下头。
4月16日，余永安的“运气”来了，他老婆从家里给他打电话——这也是特务们设下的圈套之一：你既然被捕并供认了，为了避免地下党组织和“同党”发现，或者看你若不“老实”，就拿你家人的性命来办你，所以抓你不抓你家人是徐远举在对付时自己发明的招术，他徐远举对此曾颇为得意地总结成“经验”。
“老张今天约你到北碚接头……”余永安的老婆悄悄打电话过来。余永安立即将这一情况向特务们报告。
“老张知不知道我现在在什么地方？你有没有告诉他我已经……已经被捕了？”余永安按照特务们的要求又给老婆回了一个电话，询问道。
“没有。我啥都没说嘛！只说你到了一个乡下的亲戚家去了。”老婆说：“可老张好像很着急，说无论如何明天一定要与他见面。”
“知道了。”余永安说。特务们觉得没有破绽，当晚便押着余永安到了北碚。
1948年4月17日，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然而对重庆地下党来说，这一天是极其黑暗的一天。
这一天，地下党重庆市委的一位正书记、一位副书记同时成了可耻的叛徒，彻底导致了重庆市委组织的瘫痪和一大批地下党员落入敌人魔掌的悲剧……
发生在同一天的这两个主要领导的叛变，让特务们欣喜若狂，而我们的革命同志则为此付了血的代价！
我们先说那个叫余永安的是如何带着特务抓到那个“老张”和化名“老张”的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的丑恶表现吧——
17日，重庆北碚。
余永安若无其事地像以往一样在街头转悠，不同的是一大批便衣特务在四周早已埋伏。
“老张”出现了。“老张”立即被特务们一拥而上逮住了。
“你们想干什么？”“老张”想反抗，但没有力气，几个特务挟着他，使他动弹不得。还有，那个站在特务一边的余永安红着脸躲在一旁，使“老张”异常愤怒地意识到自己被这个“龟儿子”出卖了。
“老张”被特务们押到附近的一家旅店。
领头的特务上前朝“老张”脸上“噼啪”两记耳光，二话不说，找来几支筷子，又捉住“老张”的手指，动上了“夹竹筷”的小刑具。
“哎呀呀——！”“老张”痛得哇哇大叫。
特务一见苗头不对，他们怕惊动四周，便上来两个人将“老张”一下推倒在床上，然而拉过枕头、被子，死死地捂住他的头。
“嗯！嗯——”“老张”顿时感到气短胸闷，头脑昏沉，死亡的恐惧仿佛一下子笼罩全身。“老张”立即意识到必须在生与死的面前“选择”了——他不禁浑身颤抖，两手慌乱地摇摆，拼尽最后一口气喊叫道：“不要……我……说……全部说！”
特务一听大喜，松开手，把“老张”拖起来扔在地上，又一脚踩在他的脖子上，厉声喝道：“老实交代！不然就踩断你的小颈子！”
“饶命！几个大爷饶命！我交代！我交代！“老张”再次摆手求饶，特务才让他坐在地上，喘息几口。
“老张”定了定神后，似乎又有些犹豫，“我、我只是个普通人而已……路过北碚，顺便看看余永安。你们不要听他余永安瞎说……”
“他瞎说？我看是你在瞎眼说话呢！”特务一拥而上，几条腿从四面八方朝“老张”踢去。
“哎呀呀！我说！我说嘛！”“老张”又服软了，这回是彻底的服软。接着他真的“清醒”了——他的“清醒”令特务们大吃一惊过后大喜不已，原来“老张”交代自己是重庆市委工委副书记，名叫冉益智。
“你——？****重庆市委副书记？”特务中有人不太相信。
“这个不假，我拿性命保证！”冉益智这回立即来了官气：“老张是我的化名。重庆地下党的情况我一清二楚……”
“既然这样，你说我们写……”特务们高兴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知道吗？抓住重庆地下党头目，奖赏是多少吗？哈哈，还能升迁官职呢！这样的好事居然得来全不费功夫！
“我说，你们记……”冉益智果然有一副“领导”气派。他首先摆起自己的资格：生于1910年，1938年加入。“老党员了……”他说完此话，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神态，还竟然冲特务们笑了笑。
一个地方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如此嘴脸，接下去就不会再考虑他这么做会给组织和自己曾经的同志的命运带来什么结果了。这就是厚脸无耻！这就是党的领导干部变质要比普通党员变质的破坏程度不知要严重多少倍！
当场，冉益智又供出了北碚****特支书记胡有猷。
这是叛徒向敌人献上的第一份“厚礼”，因为胡有猷，又名胡笳，其实早已是特务们“眼中钉，肉中刺”了，只是不知道他就是而一直不好抓。现在由他们的“市委副书记”亲自确认其身份，抓这样一位***的领袖人物，难道不是一份“厚礼”吗？
特务们认为冉益智确实是从的理想道路上“回心转意”了。乘着特务们得意之时，我们借此来认识一下重庆北碚****特支书记胡有猷。
胡有猷，1911年9月1日出生于贵州省凤岗县城一个商人家庭。凤岗地处贵州高原东北的大娄山脉，是一个所谓“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穷山区。父亲胡怀中，经营黄丝、盐巴生意，早年，不幸在山洪爆发中死去。胡有猷有一个哥哥、有个妹妹。自幼个性倔强的胡有猷，妹妹总喜欢叫他“牛哥”。他六岁入私塾，十四岁入县立高级小学读书，天资聪慧，学习勤奋，是县里出类拔萃的学生，学校每次考试张榜，总是名列前茅。1929年，胡有猷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省立贵阳师范学校。在校六年，成绩特佳，深得老师的器重，他不仅认真学习课文，而且喜欢阅读文艺作品和进步书刊。在进步教师的影响和革命思想的熏陶下，他同情劳动人民，不满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官僚对贵州人民的荼毒，立志要打碎万恶的旧社会，为劳苦大众服务。1935年，他在贵阳师范毕业时，正值红军长征路过贵州。红军强渡乌江、飞越娄山、攻克遵义，都发生在他家乡附近。红军的胜利，鼓舞了苦难的贵州各族群众，也激起了胡有猷投身革命的强烈愿望。1936年，他在贵阳中苏文化协会工作时经人介绍加入中国。不久，考入武昌私立中华大学，与同乡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创办《滇黔月刊》，宣传革命思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有猷返回贵阳入私立大夏大学读书。他与生活书店联系，以“读书座谈会”和“战时科学座谈会”名义，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革命理论，读《新华日报》，讨论时事，探讨抗日救国大计。同年8月13日，由于他积极参加和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出版《民先导报》，被当局逮捕。在狱中半月，毫不屈服，每天同被捕的“民先”队员一起唱“民先队歌”，他在日记中写道：“为了民主解放奋斗，这次斗争增加了不少经验教训，应该保持优良传统，继续努力迈进。”经亲友保释出狱后，他在贵阳师范附属小学教书，创办《小学教育周刊》，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同时，在中苏文化协会主办的俄文专修学校贵阳分校学俄文，为今后赴苏联学习革命理论和建设本领做充分准备。
1939年秋，胡有猷离贵阳来重庆，准备奔往延安抗大学习，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一次****，大肆捕杀赴陕北青年，没有去成。经党组织同意，来到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开展统战活动，深得该社负责人黄炎培和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的嘉许。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后，重庆白色恐怖更加严重，他转移到川北一带做地下工作。1943年，他调回重庆，先后在寸滩中心学校、广益中学、建川中学和中华职业学校任教。他在中央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根据“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指示，积极进行革命活动。这段时间，家乡亲友曾多次劝他回黔竞选国大代表，有人还推荐他去当凤岗县长和遵义教育局长，都被他婉言推辞，他说：“我对政界工作不感兴趣，我热爱的是教育事业。”实际上，他抛弃个人名誉地位，完全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服从党的决定留在重庆从事革命斗争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南方局迁往南京，党在重庆建立了四川省委。次年又建立了地下重庆市委。这时的胡有猷在市委委员彭咏梧的领导下，主要专门从事****工作。
为了更好领导和开展全市***，市委决定成立沙磁、北碚及城区南岸三个****特别支部。胡有猷任北碚特支书记，负责北碚各大中学校的党组织和****工作。北碚是重庆重要的文化区之一，有乡村建设学院、湘辉****和勉仁中学等数十所大中学校，党的力量比较强。党员分别由南方局青年组和重庆、巴县地方党组织领导，同一个学校就有三个系统互不联系，没有形成统一的战斗的组织，胡有猷首先花了很大力量来清理关系，建立了统一的党支部。
1947年暑假的一天，山城骄阳似火。胡有猷顶着烈日来到城区莲花池，向乡建学院学生党员甘光余布置工作，在听取了甘光余汇报学院的情况后，又向甘传达了市委决定：“乡建学院建立统一支部，由你担任支部书记，回去要尽快把学生组织发动起来。”之后，在胡有猷的直接领导下，北碚地区的****风风火火，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我党的组织发展工作也十分活跃，一批优秀青年加入到组织中来。
1948年春天，正当声势浩大的爱国***搞得敌人焦头烂额时，特务机关发现了重庆市委秘密印发的《挺进报》，随即党内又出现了叛徒，形势更加恶化。4月中旬，胡有猷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说党内出现了叛徒，要他提高警惕，防止发生意外。同时，得知他的直接领导人、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已经由城内转移来到北碚。他深知情况严重，赶紧通知了有关同志，销毁、转移了秘密文件，作了各种应急准备。
4月17日下午，胡有猷正在教室上课，突然有人通知他到院长办公室。他警觉到可能发生意外，但仍沉着镇静地走进院长办公室。
“你是胡有猷吗？”一个便衣特务问。
“我是。”他微微点头回答。
“胡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特务假装客气地说。
“好吧！先找我妻子拿点衣服。”他想乘机把被捕的消息告诉妻子。
“不行，你的女人也一起带走！”特务恶狠狠地给他带上了手铐。敌人在他家里没有搜出什么东西，就把他的妻子和保姆也一起抓走，并夺下了她们怀中的两个孩子，扔给邻居。他们被抓走后，半岁的女儿哇哇哭叫，两岁的儿子不停地呼喊：“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育幼院离北碚中心还有十来里路，山高路窄，特务怕胡有猷逃跑，一押出校门，就将他捆在滑竿上抬走。快到北碚街口时，特务突然问他：“你认识蒋启予吗？”
他蓦然一惊：难道蒋启予也被捕了？平静地回答：“我不认识。”
“他家住在什么地方？”特务又追问一句。
“我与他素不相识，怎么知道他住在哪里？”胡有猷放心了，敌人不知道地址，说明北碚师范的党员蒋启予没有发生危险。但出乎他的意料，特务押着他走了一段路，竟直接走到蒋家对面马路口的缝纫店。一个特务拿着一封信，冒充蒋的朋友，欺骗蒋的母亲说，是蒋启予约他从沙坪坝赶来的。蒋母不知真情，就叫保姆马上到街上去找蒋。胡有猷见状心如火焚，只有一个念头：快想办法营救同志！这时，蒋的妻子坐月子睡在里屋，发觉情况有异，伸出头来探望。胡有猷急中生智，想到自己常去蒋家，与蒋妻相识，于是故意咳嗽一声。当蒋妻用惊诧的目光看他时，他故意低下头，装着不认识。胡的反常举动，引起了蒋妻的警觉，赶忙抱着小孩，装着逛街，抄小路拦住回家的蒋启予，叫他赶快过江，转移到隆昌老家去。胡有猷见蒋妻镇定地抱着孩子回来，估计蒋启予可能已经安全脱险。他为自己巧妙地保护了同志而暗暗高兴。
特务等了一阵不见蒋的踪影，知道上了当，就将胡有猷押到兴江旅馆一个房间。进行突击审问：“快说，蒋启予是不是？甘光余是不是？”
胡答：“我不认识他们，是不是我不晓得。”
特务“啪”地一声打了他一耳光，进一步追问：“你与乡建学院的甘光余是什么关系？”
“我是育幼院的老师，教的是小学生，与大学没有什么关系。”
特务见他不说，就用被盖捂住头打屁股，打一阵问一阵，结果什么也没问出。当时，胡的妻子也押在那里，他趁没人时悄悄暗示她设法通知同志。后来，甘光余收到胡妻托专人送去的信，及时采取了措施，使党组织避免了损失，这是后话。
17日当天傍晚，夜幕下一辆美制囚车沿嘉陵江向重庆市内急驰。车上，紧铐双手的胡有猷陷入了沉思：自己为什么会突然被捕？敌人为什么知道蒋启予的地址和甘光余的名字？凭着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他分析可能是上级领导人出了问题。他感到作为一个员在敌人威逼下叛党出卖同志是最可耻的，因此不管自己面临多么严峻的考验，都要坚定不移地保卫组织，保护同志。
胡有猷很快也知道了自己的被捕，是因为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出卖的。而蒋启予、甘光余也是叛徒一起供出的。好在由于胡有猷给蒋妻的巧妙暗示，使蒋启予得以虎口脱险，甘光余和北碚的其他党员才没有发生以外，北碚的党组织因此得以保存了下来。
再说敌人从叛徒的口里知道胡有猷是地下党北碚特支书记时，便妄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把北碚地区的党员一网打尽。在用尽了种种酷刑，什么也没有得到的时刻，特务们只好拿出最后一张“王牌”——让叛徒出面“对质”。
“老胡，快招了吧。我和你的身份、职务，他们全知道了。”叛徒冉益智用卑怯的目光望着胡有猷，低声下气地“劝说”。
“无耻！”胡有猷凛然挺立，大声喝住叛徒，并对特务说：“既然你们知道我是员，特支书记，那就别想问出什么东西。”尽管胡有猷受尽毒刑拷打，但他所领导和发展的数十名员，一个也未暴露。
特务撬不开革命者的铁嘴，只好求助于叛徒这根“稻草”。1948年7月27日，重庆各报刊载了叛徒冉益智的“自白书”和“供词”：“北碚区之胡有猷，曾在湘辉学院吸收金臣麟，在乡建学院吸收吕雯然等为党员，在北碚师范有外围组织创造研究社及群众三人。”敌人根据冉的供词，先后逮捕了金臣麟、吕雯然、甘光余等人。由于金、甘、吕，是通过胡有猷来领导的，冉益智和他们没有见过面，不敢与他们“对质”，更供不出他们所领导的党员，因此，敌人仍千方百计在胡有猷身上打主意。在叛徒指认和敌人严刑逼供的极端险恶情况下，胡有猷明知吕雯然是员，甘光余是支部书记，金臣麟与自己是同一个党小组，可始终坚持不承认他们这些人是中国党员。由于胡有猷坚定不移地守卫住保护同志的坚强防线，使这几位同志能够否认自己是党员，能够在公开审判时申辩开脱，于1949年初国共和谈时保释出狱。他们所在的乡建学院、湘辉学院和北碚师范的党组织，一直到重庆解放也未遭到破坏。
敌人没能从胡有猷口中得到任何东西，便把他长期监禁在阴森可怕的人间魔窟——渣滓洞。1949年11月14日，胡有猷和江竹筠、杨虞棠等十几位难友一起，被反动派枪杀于电台岚垭。在胡有猷身后，他有四个孩子，大儿子名“庆中”，二儿子名“庆国”，一对孪生兄妹名“庆新”和“庆生”，儿女名字末尾四字联在一起，就是“中国新生”。一位忠诚于中国的优秀战士，他将自己的全部心愿和希望，都倾注在新中国的诞生和下一代的成长上，自己则被无耻的叛徒出卖后牺牲了……
没有比这样的教训更深刻了！
然而，叛徒冉益智的可耻行为并没有在招认胡有猷等一批下级地下党员后而停止，相反，他正在向敌人出卖更多更高的党组织成员。在冉益智被捕的当天，特务如获至宝地把他押回重庆特务机关所在地，直接交给了徐远举亲自审讯。
“你把《挺进报》头目刘国鋕给我交给出来！”徐远举知道身为重庆市委副书记的冉益智肯定对《挺进报》的事一清二楚，所以一见冉，便直截了当地问。后来有人评说道，如果这个时间冉益智对叛变行为后悔的话，还是有改过的机会。因为他可顺着徐远举的话，借口说刘国鋕是上级，地下党的规定是下级不知道上级的住址，如此可以推脱审问，然而冉益智却与此相反，他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副身为重要领导者的优越姿态，竟然恬不知耻地对徐远举说：“哈，你们搞错了，刘国鋕根本不是我的上级，他只是沙磁学运特支书记，相反，我是他的上级！”并且告诉徐远举，刘国鋕已按照他的安排转移到荣昌，等候他的下一步指示。
“好啊，既然这样，请冉先生把刘在荣昌的地址告诉我。”徐远举拍了拍冉益智的肩膀说。刘国鋕就是这样被自己一直“尊敬的领导”出卖的。
冉益智又指认已被捕的刘国定是重庆市工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工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还交出了一批学校地下党组织成员以及地下党外围组织“六一”社的组织机构和社员名单。
在地下党同志眼里，冉益智被捕前后判若两人。被捕前，冉益智在党内的印象是“经常表现出革命的坚定”、“机警”。刘国鋕在狱中曾谈到，“出事”之前，在刘国鋕接触的党内同志中，最佩服甚至可以说最崇拜的人就是冉益智。因为冉益智理论水平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理论，以及党的政策、路线等政治理论，讲起来思路活跃，条理清晰，观点明确，引经据典，理论性强；对事物的解释往往有独到的见解，对任何大小问题都可以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深刻的分析，一番口若悬河的大段经典著作背诵之后，必能收到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刘国鋕本人也是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深感理论修养达到这样的水平非常不简单。当时冉益智的一些下级，对冉益智的崇拜程度可以说已达到今天追星族的水平。例如，有一个地下党员，平时连说话的腔调、姿态都模仿冉益智。刘国鋕还清楚地记得，就在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大破坏之前，他的恋人曾紫霞经过长期考验被吸收为党员。在曾紫霞入党宣誓仪式上，是冉益智一再语重心长地强调革命者的气节、人格和牺牲精神，把气氛渲染得庄严激越、神圣无比。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正是这样的领导却把自己的组织和同志们全部都给出卖了！还有，冉益智被捕的前一天，在北碚与北碚****特支书记胡有猷商量应对特务大破坏的工作，冉益智对胡有猷慷慨激昂地谈论气节问题，还表示如果自己不幸被捕，绝对以必死的坚强意志抗击特务的任何迫害。结果，第二天冉益智一被捕就叛变，叛变后第一个就把胡有猷供出来！
后来，狱中同志在对叛徒现象进行总结时，发现冉益智还有一个以前大家忽视掉的特点，那就是“对任何一件事，他都有理由，有解释”。冉益智被捕初期关押在普通监房时，对同室难友百般辩解他叛变的理由，难友们最后得出结论说：“连叛变他都找得出理由，都是符合辩证法的！”其实，这种假员想的、说的和做的各是一套，他们的本来面目在平时也不是没有表现。比如，荣世正在狱中就回忆起一个细节。有一次，他和其他同志随冉益智一起坐船，船上很挤，冉益智夫妇铺开行李后，发现人太多，就对跟随的下级党员说：“我们要有群众观点，要为群众服务。最好挤拢点，让些地方出来。”结果，跟随的同志都听他的话，挤在一起靠着坐了一夜，而冉益智和老婆照样睡在打开的铺位上。对这样的行为，冉益智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解释了，所以叛变后，他在劝降罗广斌时别有用心地说：“员在群众中起的领导作用、以身作则的态度是装出来给群众看的。”罗广斌后来评论说，冉益智的这句话完全解释了他一向的工作观点、思想方法和在任何工作中表现出的鬼聪明。在组织中残留这种不纯的、非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永远是最危险的事，永远不可能真正被群众信任！
冉益智在狱中怕死、动摇、神经过敏，他没有好好睡过一夜，半夜起来写遗嘱，白天叹气，走着走着突然坐下来往床上打一拳。同室难友看不过，反倒来劝他，却没有用。他心里在盘算，国民党的垮台是必然的，胜利后，他也属于有资格被枪毙的，唉，能活一天算一天吧！
为了活命，他不断地向特务献媚、表忠心、配合特务抓捕地下党员。当他听说刘国定也叛变，帮助特务破获了《挺进报》机关后，为了让特务认识他的价值，于是抢在刘国定之前出卖下川东地下党组织，并跟特务一起到万县指认、抓捕了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等，为特务破坏重庆地下党组织立了一大功。徐远举看他背叛得彻底，就让他参加了特务组织，委任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少校专员，后来又升为中校。1948年底，他又出卖了川西特委地下党组织领导蒲华辅等人。
他还在国民党报纸上发表****宣传文章，并为特务机关编写《四川地下活动概况》、《放手政策》、《***》、《乡村工作》等****材料，在特务训练班专门讲授“内幕”、“地下党组织”等课程。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他又担任了徐远举的秘书。
重庆解放后，冉益智还想蒙混过关，先跑到“脱险志士联络处”去登记，想冒充脱险志士，被知道他底细的同志愤怒地轰了出去。后又跑到组织部门去主动汇报情况，着重说明他被捕后保留了一大批组织和地下党员，有100多人没有交给特务，自称是有立功赎罪表现的。其实，他当初叛变交人时的原则不是分轻重，而是依据对自己的危险程度而定的。凡是可能影响他的，他就交，否则便保留下来作为另一种“政治资本”，用来在解放后解释自己是“被迫”叛变的证据。刘国定曾对另一个叛徒调侃说：冉益智手上掌握的女党员都没有交。由于刚刚解放，当时组织上还不能一下子查清他的罪恶，就让他先回去好好反省。结果在上街的时候，正好碰上了已经投诚的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李修凯对人民政府的宽大心存感激，正想着如何报答，当即就将冉益智扭送至公安部门，揭发了冉益智先叛党后当特务的罪行。
后来，西康省委书记廖志高来渝开会时，特地问：“叛徒冉益智枪毙了吗？”当得知冉仍是自由身，且还三番五次找组织解决工作问题时，廖十分震惊，声称绝不能让这样的叛徒逍遥法外。于是，1950年5月，重庆市委就冉益智问题向西南局政委*呈递了专题报告，认为冉益智“叛党后即溶进了敌特垃圾堆中，造成川东地下党惨重损失，知之者无不愤恨烧心，许多烈士遗言仍清晰在耳，此人若不法办，对党员的气节教育有损，且难平众忿，难安死者”。经*批准，冉益智被抓了起来。解放后，冉益智一直心存侥幸，他在所写的交代材料中还特地提出了“我的愿望和要求”：“我以待罪之身，除静候组织的处分外，不知今后能否准许我以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资格去参加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以求立功自赎。为了免犯错误和以观后效，可否给我以一定的工作联系。此外可否投考军政大学或其他的学校，以俾重新学习，改造自己，重新做人，并待指示！
然而，历史并不宽容给革命事业造成危害的叛徒。1951年2月5日，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冉益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那个出卖冉益智的余永安，因为当时不是党员，只是一个倾向革命的进步群众，所以，解放后有关部门对他没有按叛徒论罪，而是按“坏分子”身份对他实行关押改造。
这是叛徒的应有下场。
监狱里的革命者用鲜血将“忠诚”镌刻在每个后人心中；监狱外，受到破坏的川东地下党幸存同志没有被叛徒的出卖和敌人的屠刀所吓倒，他们昂起头颅，前赴后继执着追求党的事业，他们的忠诚同样令人刻骨铭心。
这里就有一段这样的鲜为人知的真实的传奇故事。
大家可能还记得，当时重庆地下党曾经办过两份革命刊物，一份是《挺进报》，还有一份是《****》，它们都是重庆地下党与国民党反动当局斗争的主要阵地，后来因为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和充实《挺进报》的力量，《****》就停办了，但办《****》的一批地下党员当时已经有一个“特支”，书记叫吴斌，党员们都是些年轻同志。这个特支也受重庆市委领导，直接领导者正是负责****工作的冉益智。由于特支书记吴斌等同志的机智勇敢，这部分的党组织和党员同志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他们在失去上级领导、没有组织支持的情况下，依靠自我对党的忠诚，谱写了一典英勇奋斗的传奇故事。下面是吴斌在解放后回忆革命最困难、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连续出现叛变的1948年4月份之后的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1948年4月的一天，上级党组织及“***城中心与南岸区特别支部”的联系人“张某”匆匆赶来捍卫中学找我（我当时是该校教员）。我一见到他，就敏感到可能出了事故，因为通常接头都事先约定时间、地点，他极少到我的住所来。果然，他告诉我，有一个姓刘的重要干部被捕，特支要着手准备应变。
***城中心与南岸区特别支部是重庆地下市委为了建立对这一地区****的统一领导，以利于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在1948年初成立的。上级党组织指定周应德、向洛新和我组成特支委员会，并指定我为书记。特支所属的组织主要有西南学院的党支部和“六一”社、市一中的“六一”社、渝女师的“六一”社。这几所学校在抗暴运动中已崭露头角，成为全市****的重要据点或市中心地区****的主要据点……
“张某”向我布置的具体应变措施是：一、立即通知周应德，刘某被捕，要他撤离重庆；二、由于被捕者不知道我，决定留我在原地坚持工作，但应轻装，将家属撤走；三、根据组织上得到的情报，渝女师“六一”社负责人罗宗哲正受到西南长官公署的注意，要尽快将她转移。“张某”走以后，我赶往地方法院找到周应德（他当时在该院任书记官），传达了上级的决定，经过商量同意了他本人提出的撤往南京的意见。接着，安排罗宗哲撤往江津白沙。又去《世界日报》社会见了向洛新（他在该报任编辑），把有关情况通知了他。随后，我妻子罗宗濬带着我们刚满月的女儿启程前往乐山她的老家。
过了几天，“张某”又来找过我一次，告诉我局势很紧张，要随时准备发生变故，并说他自己要离开市区一段时间，约定了今后接头的时间、地点。“张某”才走，就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渝女师一个姓刁的反动教员，用“太平洋通讯社”的名义在报上发了一条消息，把罗宗哲的离校说成是“失踪”，造谣说她是“受****煽动下乡打游击”去了。由于我与罗宗哲之间存在的公开的亲戚关系，此事有可能牵连到我，与其他同志商量后，决定避开一下，以观察事态的发展。我前往白沙，安排罗宗哲撤往成都。一星期左右，我回到重庆，得知在我离开捍卫中学后两三天，敌人突然派兵在夜间前来逮捕我。这表明我已暴露，但当时还无法准确判断其原因，一心急着向组织汇报，以便确定下一步的行动，就按上次约定的时间、地点去与上级接头。但守候了许久，一直不见“张某”的踪影。从此，特支失去与上级党的联系，时间在4月下旬。
为了在离市区不远的地方找一个安身场所，以便照料工作，4月底我去白市驿找王大勣（即王觉），希望在他家暂时借住。不料见到他时，他本人正因安全受到威胁，已决定当天下午离家进城，无法留我住下。于是，我与他一道折回市区。在这次短暂的接触中，我们相互向对方公开了党员身份。他告诉我：组织上所说的那个被捕者名叫刘国定，是地下市委的书记，现已叛变，因而全市的地下党组织已遭到严重破坏，局势正在继续恶化中，估计在当地已无法找到上级党。他进城与区委一位同志接头后，可能离开重庆前往解放区，希望我从上述局势出发来慎重考虑对策，及早打主意。
我一返回城区，立即与向洛新、王大昭一道讨论当前重庆的局势和特支应变的措施。根据王大勣所通报的情况，我们一致认为：特支失去上级联系和敌人派兵搜捕我，是由于地下市委出了叛徒引起的（直到这时，我们还不知道直接联系特支的“张某”也已经被捕叛变了。）因此，完全可以肯定：特支已经暴露，正受到敌人的直接威胁，处境十分危急，并且在短期内不可能恢复与上级党的联系，必须独立对付变局。根据这一估计，我们的一致态度是：要克服一切困难，尽最大努力使特支整个组织不受破坏，不被打散。为此，一致决定：一、坚决地、迅速地把大部分骨干从目前所在单位和住处撤退出来……重新隐蔽，力争逐步开辟新的据点。二、原有的工作阵地不要轻易放弃，要留下少数确实没有暴露的人员坚持工作。三、由于不少同志在转移中失去了生活来源或需要旅费，必须设法筹集一笔活动经费。四、要积极寻找上级党。鉴于当地领导机关已遭严重破坏，主要应从外地想法。相信只要我们自己坚持斗争，迟早必定能够找到。因为从全局来看，解放战争早已转入全国规模的****，国统区的群众运动正在持续高涨。
从5月到10月，特支所属的绝大多数党员、社员，坚决实行了上述各项决定。由于抓紧进行了大量转移安置和政治思想工作，特支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除去到川西的两个同志关系无法转走外，所有的同志都没有中断与特支的工作关系。我们一方面停止了发展党员的工作，但吸收了一些早已准备发展的骨干入党，同时，发展了一批“六一”社员。另一方面，为了多保存力量，经过可靠的介绍和了解，还陆续接管一些在大破坏期间失去了上级联系的党员与社员。因此，到九十月间，特支所属的党员已由十几人增加到三十多人，“六一”社员由90多人增加到200多人。除在市区与城区、南岸、黄桷坪的大部分主要大、中学校建立了组织联系，在职业青年中开辟了若干新据点外，还通过疏散出去的人员在巴县、江津、江北开辟了据点……
大约是8月间，重庆七家报纸刊登了重庆警备司令部发布的署名“张德明”的叛徒自首书，其中出卖了我和我们特支，还出卖了沙磁区****特支及其负责人刘国鋕，北碚区****特支及其负责人胡有猷。我们判断：这个叛徒就是那个直接联系过特支的“张某”。随后，从侧面听说其本名叫冉益智，叛变前是地下市委分管****的负责人。显然，上次敌人派兵到捍卫中学来抓我就是由于他的出卖。仅仅因为出了所谓“罗宗哲失踪”这件事，我碰巧避开了，才没有抓到。我肯定仍然是特务追寻的对象，在当地恢复上级联系已更加困难，必须准备长期独立工作。根据这种新情况，我和向洛新商定，吸收王大昭、张亚滨参加，由我们四人组成了临时特支委员会。在人员转移和重新部署力量大体就绪后，逐步恢复了各项正常的工作。
从应变之初，我们便着手寻找上级党。王大勣离渝前，我们曾委托他进解放区后代为反映情况。同时，我们估计：公开的四川省委被国民党当局封闭后，四川党组织可能是由上海那边领导。根据这一估计，曾布置周应德去苏州找陈邦幸，告诉他自己失去上级党的联系，处境困难，请他代向上海领导机关反映，希望允许我去上海接关系。陈邦幸是我在武汉大学念书时的同学。1946年夏天以前，在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与我一道工作过，后调华东。陈回信暗示已代为向上面反映，叫我等候答复。8月下旬又来信表示不同意我去上海，并说“老友赖兄不久将赴渝，当看望兄等。”我懂得这是通知我：以前在四川省委青委领导过我们的赖卫民将要来重庆接关系。这个好消息使我非常兴奋，但结果落了空，赖终于没有来。……9月间，我收到在香港工作的一位老友罗承勋的来信，谈到他在那边会到了朱语今。由于前一向我也曾写过信托他找领导机关，我懂得这就是他给予我的一个间接答复，因为他知道抗战末期朱语今在南方局青年组工作时曾领导过我，于是我立即发信给他，用暗语托他代为向朱反映：我向上海方面申请恢复联系至今未得结果，处境极为艰难，请朱给予帮助，使我早日找到上级党。
当我们正在迫切等待答复的时刻，由于麻痹疏忽，发生了一件意外的重大事故。这年9月间，我曾经在唐家沱宋笠家中避居过一段时间，因宋家的住宅突然被市政府收回，他们全家迁居市区捍卫路的新居，我当然不能随往。仓促间无法找到住处，只得通过关系在江北县龙兴场租到一间房子，化名佯称养病暂时住下了。搬去后约一月，一天刚天黑，场上的警察所派人来搜查我的住屋，然后把我和王大昭押往场上，囚禁在该所牢房里，在狱中的一周里，从迹象判断，我们的真实姓名与政治面貌并未被发觉，是因嫌疑被捕的。后来才知道其原因是我们手边有一本俄文苏联日历，不慎被房东的一个当县参议的亲戚看到了，他向警所告了密。囚禁了一周以后，警所派了一名警长和两名警察把我和王大昭押往大竹林江北县警局。我们分析当时的处境，估计县里弄不出结果必定往上送到重庆，到那时一碰上叛徒就糟了。因此，应当尽一切可能力争在途中逃脱。碰巧押送的两名警察中，有一名是可能争取的。因为在牢里时，我们与他有接触，了解到他当时才十六七岁，对警所的黑暗腐朽不满，并认识育才学校的一两个学生，向往育才，渴望摆脱伪警生涯。于是，利用押解途中步行三十里与途经市区留宿朝天门一家旅馆的机会，先说服了他同意与我们一道出走，接着以接洽借钱为名由王大昭与张遐君、李诗秾接上了头，约定了联络办法。当夜通过这个青年警察，以给予一笔款子为条件争取到另一名中年警察同意放走我们。这样，第二天一早，四人合谋骗过了那个警长，借口押解取款，前往约定的小什字一家茶馆。到达时，李诗秾、向洛新、李诗强已分头守候在那里。王大昭从他们手中接过钱，交给那个中年警察，我们就分几路离开那里，得以脱险（那个青年警察解放后入党了）
脱险以后，向洛新、张亚滨先告诉我：香港的那位老友已有回音，说朱语今要我速赴香港。我们像长久与父母失散的孩子将重新见到母亲一样，为即将与党的领导机关恢复联系而无比庆幸，产生了一种漫漫寒夜已接近尽头的感觉。到香港后，我向组织汇报了重庆地下党和****组织的情况后，上级代表对我说：本来你既已暴露，按常规是不宜再回重庆去的，但是，由于特支与当地党的领导还没有接上关系，更由于需要通过你去向那里的领导同志传达上级指示，所以经过郑重考虑，仍决定你立即返回重庆。他接着向我布置了具体的任务：第一，设法尽快与邓照明见面，接上关系后特支即由他联系，但万一找不到他，则暂时由香港直接联系；第二，通知邓：在他自己和萧两人中，要确定一人迅速来港接头；第三，向邓传达领导机关关于形势和川东农村工作任务的意见。为了执行最后这项任务，他交给我一份题为《目前形势和川东党的任务》的文件，并对这份文件的基本观点和主要精神作了解释，嘱咐我认真领会和背诵，回去后凭记忆向邓照明转述，不允许带回片纸只字……
回到重庆已是12月份了。我很快把带回的信息传递给了邓照明，随即由他约定了会晤的时间、地点。记得那是在一天傍晚，我和邓在化龙桥一家茶馆相见了，我们原不相识，是由向洛新和那位进步朋友分别陪同，从中介绍的。略事寒暄后，他们先行离去，邓照明领我步行去到一所学校（后来才知道那是适存商专），在一间象是教职工宿舍的房子里，开始正式交谈。那一晚，彼此的心情都很兴奋。从我来说，率领一支小小的队伍，孤军苦斗八个月之后，终于与当地党的领导机关接上了关系，真象是乱离后亲人相聚，一颗久久悬着的心放下了，那种无依无靠的感觉也消失了……
1949年3月，邓照明传达领导机关的决定，要我前往香港，转道进解放区。经与他商定，特支书记由向洛新继任。这个月中旬，我办好移交后就乘飞机离开重庆，到达香港后才知道是指派我去出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回顾这一段历程，我相信每一个走过来的同志都是难以忘怀的。它将激励我们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坚定不移地相信党，百折不回地跟党走到底的革命朝气。
“中国人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这就是像吴斌这样的员在血雨腥风中的选择。在这段亲身经历中，我们感受到了那段特殊岁月里的惊心动魄，感受到了人“坚定不移地相信党、百折不回地跟党走到底”的大忠诚！
吴斌的这份资料弥足珍贵，它让我们看到了重庆地下党另一个未被破坏的“特支”的党员们前赴后继、独立斗争的历史场面。
我们再把镜头摇到1948年重庆地下党负责人连连叛变后的严峻形势下的残酷斗争——
1948年4月17日这一天，重庆市委可以说被两个败类丢尽了一个政党的全部尊严，因为就在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将自己的部属、北碚****特支书记胡有猷出卖的同一时间，市委书记刘国定则在向国民党特务分子叶翔之与徐远举出卖重庆地下党组织更大的情报。
事情这样的，自抓获许建业后，特别是当徐远举听取各路手下汇报的情况看，那位自称只是许建业才发展两个月的“新党员”——“老黄”很可疑，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地下党被捕，重庆市委组织似乎也快浮出水面了。一旦重庆市委的主要负责人都抓在手，那该是何等的局面！想到这里，徐远举向上司作了汇报，请示加强他的“剿共”力量，尤其是17日白天刚刚得知他们又抓获了一条“大鱼”，并且这条“大鱼”已经投诚于他们国民党特务机关。于是，国民党西南军公署长官朱绍良立即派了国防部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配合徐远举，在这一天两人一起连夜再次提审了许建业和刘国定。由于许建业依然拒不交代任何问题，两个大特务只得转过头来集中精力全力对付刘国定。
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从外表上看不像是有什么能耐的刘国定，之所以最初特务并不把他当回事，确实与他的长相和那种“没有官派”的言行有关。刘国定被扔在渣滓洞十来天后，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这对于一个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惯于收集各种信息加以分析得出判断，从而把握局势发展的人来说，简直就如正常人突然瞎了双眼：眼睛睁得大大的，眼前却漆黑一片。在这一片黑暗中，刘国定感到茫然、恐惧，他始终想不明白：“这革命正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怎么突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这么多年了，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可这次总觉得不对劲，难道真要在小阴沟翻船？许建业的地点是非常机密的，特务怎么知道的呢？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许建业出事了！而特务到现在还把自己当小人物看待，说明许建业并没有对特务说什么情况。许建业加自己，重庆市委委员一下子栽了两个！冉益智呢？我不说，还有谁知道他在哪里呢？李忠良和余天怎么样？千万千万不要被特务逮到，他们要是被逮住了，我就算真的拒不交代，以后在党内我说得清楚吗？我的前途呢？这次特务会对我怎么样呢？会不会一直关下去？一直关下去对他们有什么用呢？老婆快生小孩了，这几天怎么样了？肯定急坏了，千万不要动了胎气！汉利药房的那笔生意做得怎么样了？这段时间物价飞涨，还是该晚点出手才有赚头！前段时间王璞来过问药房的生意，什么意思嘛，信不过我？哼，他王璞上次就曾告发有经济问题，好在没成功，妈的，以后有机会一定整治整治他王璞，别不知天高地厚，我老刘是谁？大小也是重庆市委书记！这口恶气不出，以后还怎么把控整个重庆全市的地下党组织？可是，这么多天了，特务也没来过问一句，到底放不放我呢？要放，肯定是要写悔过书的，我写还是不写呢？”
就这样，刘国定整天在渣滓洞监狱里胡思乱想。现在，终于等来押到二处问话的命令。是福是祸，一路上刘国定的心里一直在打鼓……
到了特务机关的审讯室，刘国定忍不住抬头打量了一下正面桌子后边坐着的两个扛着少将军衔的军官，在他们两边是站着的几个凶神恶煞的粗壮汉子。刘国定顿时心头一颤：妈的，今晚凶多吉少啊！再看看这两个国民党少将，其中有一个他认识，在地下党收集的重庆敌特重要头目照片中见到过，是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另一个不认识。如此两个少将来亲自审问他一个“小人物”，刘国定想到这里心头直呼不妙。
“坐下！”这时，押送的特务将刘国定猛推一把，顺势将他按在凳子上坐下。等刘国定再抬起头时，审讯室内所有一双双凶狠的目光齐刷刷地在死盯着他……刘国定脸上的肌肉顿时**起来，露出一副哭不像哭、笑不像笑的难看表情。他赶紧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
见刘国定如此反应，大特务徐远举和叶翔之相视会心一笑。叶翔之站起身来，背着手，走到刘国定身边，盯着刘国定围着转了几圈，不时哼哼地冷笑几声。
刘国定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随着叶翔之转圈圈，转得头昏昏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一股股凉气从五脏六腑透出来，浑身微微颤抖，腮帮子发紧。他极力想止住身体的颤抖，不想让自己在特务面前表现得太懦弱，就用四处张望来分散注意力，一抬头正好与徐远举的目光相对，只见徐远举舒适地靠在椅背上，一只手放在桌子上，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双目微眯，两道寒光直射过来，刘国定脖子一缩，赶紧又低下头。
“市委书记——刘国定！”沉寂中，叶翔之猛地喊了一声。“我……”刘国定本能地站起来。“完了！”他脑袋嗡地一响，随即无力地坐回到凳子上，张着嘴巴呆呆地望着叶翔之。
“很好！”叶翔之脸带笑容地拍拍刘国定的肩膀，“希望你成为我们的朋友。”
“不是！我不是！”刘国定突然像是从地狱里回过神来，狂躁地摇头摆手，仿佛要将刚才的失态抹个干净，可又陷入跳进黄河洗不清的极度尴尬之中。
“嘭！”徐远举今天是唱黑脸来的。只见他一掌击在桌上，向旁边的几个大汉歪了一下头。顿时，几个大汉三下五除二就把刘国定绑吊在刑架上，拿起皮鞭就往他的身上抽去……。
“哎哟哟……别别！我、我……”刘国定痛得大叫。
特务们好像并不在乎这位市委书记此刻会有什么反应，一门心思地进行着他们对付人的“规定动作”——鞭抽一阵后再搬来火盆，把烧红的烙铁猛地往刘国定的身上烙去……“求求各位！不要、不要烫了……我交代！我招！”
刘国定，这位在川东临委排名“第三把手”、又是重庆市委的最高领导，他的变节，便意味着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同时整个重庆地区和四川省的地下党组织也被推到了最危险的境地……
根据后来查明，刘国定向特务交出了：重庆及四川地区地下党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名单；川康特委负责人华健及其在重庆的联系接头地点；彭咏梧领导的下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人员转移的情况；丰都、石柱、云阳、巫溪、宜昌的地下党组织人事的情况；阆中县委郑伯克调去云南工作的情况；重庆及四川地下党组织与长江局(南方局)的联系情况；地下党在广安开展统战工作的情况等等。还出卖了重庆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和妻子熊咏辉以及王璞、罗广斌、江竹筠、刘国鋕等人；出卖了上川东工委书记骆安靖(后叛变)。刘国定对特务最大的“功劳”，就是最直接地帮助了特务破获《挺进报》特支及“电台”支部，抓捕了陈然、成善谋等人，使徐远举完成了国民党重庆行辕下达的限期破获《挺进报》的任务，徐远举因此而受到加官晋爵，成为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
当然，刘国定的出卖行为不是一下子完成的。毕竟，“官场”上的事，他这样职务的人，知道不少。所以在经过叛变初期的惊恐后，刘国定很快制定了自己下一步行动原则，这就是：自己手上掌握的地下党情况不但是保命的资源，而且也是重新规划自己人生的资源，不能白白地提供给特务，还要以此与特务做利益交换。因此，刘国定这个叛徒再后来就不只是可耻了，更是无耻了！他拿着自己是“重庆市委书记”这张王牌，竟然敢对徐远举提出，“愿意参加特务工作掉转枪口打击，但自己原来在方面是省委级干部，现在我若到了你们国民党政府，至少地位和待遇上不能太低了，起码是处长级，否则大家都不玩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双方以刘国定任保密局西南特区中校专员成交。这正是刘国定最无耻的一幕，让所有人感到丢脸的是：这样的流氓恶棍，怎么会曾经是重庆市委的书记？
更令人发指的是，刘国定在叛变后，除了不断地出卖重庆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员外，还挖空心思找新的“卖点”与“副书记”冉益智等叛徒进行相互间的招供“竞争”。当他得知冉益智带特务到万县破坏了下川东地下党组织，涂孝文也叛变后，又抢先出卖了上川东地下党组织，致使骆安靖(后叛变)等人被捕。
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刘国定又把出卖的目标由重庆地区转往外地，向特务出卖了他所掌握的重庆地下党组织与南方局迁到上海后的联系机关，并带特务到上海企图抓捕南方局负责西南地区党的工作的负责人钱瑛，由于南方局机关得知重庆地下党出了叛徒后就迁到香港去了，刘国定的计划落空，但还是带特务抓捕了一批在上海、南京一带未及时撤走的地下党员。刘国定这么为国民党特务机关卖力，实际上为的是能够取得新主子的信任，以求保全生命，争取个人的荣华富贵。这位“****英雄”，后来在南京受到毛人凤的接见和表彰。这一激动，他又向特务提供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的线索。因此，刘国定被任命为川西特侦组组长，领导特务们在成都破获了川康特委地下党组织，逮捕了一大批地下党员，刘本人****资本越来越“雄厚”，官衔也由中校晋级为上校。这时的刘国定，已不再是可耻、无耻了，而且连起码的廉耻都不会顾及了，他积极参与组织所谓的“经济问题研究所”，专门从事提供****策略，最终成为比国民党特务还要反动恶毒的家伙。
刘国定于1938年入党。20岁就入党的他，其实从最初开始就抱有一种“入党升官”的思想。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一“抱负”，他很会掩饰自己内心的丑恶的一面，平时能人模狗样地工作，并且主要靠讨好上一级领导往上钻营，一直升到了市委书记之职。“这是一个极端利已主义者，不是我们平时一点也不知道，也不是他没有表现出这样的问题，而是由于这种人很会利用自己在党内的关系，尤其会利用靠山来帮助自己摆脱那些不利于他的指责与批评。”曾与刘国定长期一起工作的何忠发，是位党内的钱财“管家”，他在难友面前这样评价刘国定，并揭发刘在被抓之前早就“喜欢乱抓钱、想讨小老婆”的毛病。只是后来因为他身居党内要职，再没有人敢公开制止“市委书记”的这些毛病而已。叛变后的刘国定，也不再伪装了，内心的那种追求个人享受和对利益的崇尚更是变本加厉。据说他在与徐远举讨价还价期间，一直住在杨家山原戴笠公馆里接受特务机关的优待。身边雇了两个女仆专门服侍他和他的老婆，对两个女仆颐指气使，随意呵骂。当上特务后他更显神气，一般的特务他根本瞧不起，弄得其他特务也很讨厌他。地下党老同志刘隆华痛斥刘国定是“党内的剥削阶级”！
原国民党军统大特务沈醉，在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期间，于1948年年底受毛人凤委托，从昆明到重庆来调解徐远举和西南特区副区长周养浩之间的矛盾，其间他与刘国定有过接触，解放后沈醉在材料中记录了所见到的刘国定的印象：
我虽然是奉命来调解他们之间的纠纷的，但更重要的是希望能把刘国定带到昆明去，帮我破坏云南地下党的组织。所以当天晚上我和周养浩谈了希望他和徐远举要以大局为重，通力合作，第二天便和周一道去徐远举办公室。我要徐远举把刘国定找来，想当面问问他云南地下党的情况。徐远举很快把他找来了。这个叛徒穿着崭新的军服，佩中校肩章，看到我们三人坐在一起，便脱下军帽先向我们三人鞠躬。徐向他介绍了我之后，我便让他坐下。徐远举从茶几上拿一支香烟朝他丢过去，他很熟练地接住，不敢抽，我又把打火机递给他。他赶忙从口袋中掏出火柴，连说：“有火，有火！”那一副奴才相，看了使人发笑。那次他给我的印象很坏，他表示只认识一两个负责人，对云南地下党工委在什么地方设有联络处并不知道，要抓到他们，只有到昆明街上去碰碰运气。对这种海底捞针的办法，我不感兴趣，加上刘国定刚从南京回来不久，又要到川西一带去破坏川西的地下党组织，所以我们只谈了一会，便向徐一使眼色。徐说了一声：“你可以走了！”刘国定站起来向我们三人各鞠了一躬。他站的是立正姿式，向后转本应当右脚退后向右转动，他却左脚退了很远向左边转过去……
重庆解放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从市委书记、到革命叛徒、再到国民党上校特务的刘国定非常清楚自己今后的日子一定是凶多吉少。他本想逃往香港，但由于平日花天酒地，加之当时物价飞涨，手中缺钱的他因为害怕自己落得个难民漂泊流浪的结果，故打消了外逃的心，留在成都得过且过。成都解放后，迫于外界压力，1950年初刘国定向成都市军管会登记自首，被西南公安部押回重庆。归案后，刘国定和冉益智一样，竟厚颜无耻地向政府“表功”，说什么因为自己叛变后没有全部交代，所以“保护了相当多的同志”，“故请求宽大处理”。他在交代材料中还有一番自认为“挺精彩”的悔过：
我背叛了党，破坏了党组织，这是贪生怕死的结果……作为过去是一个党员，我愿意接受党的严厉处分，作为形式上的特务，我也愿意受人民政府的处罚。如果党和政府的处分和惩罚不至于“的毁灭”，则我请求能速做决定以便于早在实际的工作中赎取自己的罪恶。我过去毕竟是党员，虽然叛变而且形式上又落在特务阵营中，也许你们怀疑我所提供的材料不够完全，但事实总是事实。将来从其他特务口中是能证明的。我从前年恢复自由后即用各种方法希望找党，愿意承受一切罪恶和惩罚，固然我以前贪生怕死以致铸大错，等觉醒后一切已过。若果我要逃避处分，不是完全不可能，相反的，我是自动积极出来，作为党的叛逆的儿女，我只希望早一天处决，即使是“毁灭”，因为心里的苦痛和谴责远比其他为甚。我请求你们研究我的材料和问题，并适当使用我在反特务或其他工作中，以求有益于党和人民。
叛徒的下场是必然的。1951年2月5日，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刘国定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然而，像刘国定这样的半流氓政治人物，为什么能够成为一名党内高级干部，而且组织上竟然没有对这种人进行过适度的职务限制？尤其值得思考的是：像战斗在白色恐怖异常残酷的重庆市委内部，竟然会出现正副书记都当了革命的叛徒？难道我们的组织考察和选拔领导干部的机制流于形式，不起任何作用？今天我们党内对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考察机制、选拔机制就一定没有问题了？
刘国定、冉益智这两位地下党重庆市委正副书记的背叛，使得整个重庆地下党组遭受来顶之灾。由于他们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的破坏力非普通党员可比，特别是他们的地位和身份，决定了他们既掌控了手下的组织与人员情况，同时又了解上下左右的组织情况，这种破坏力对党组织来说是毁灭性的。
1948年6月11日，由于冉益智的出卖，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在离重庆城区数百里的万县被捕，再一次使重庆地区的地下党组织经受“刨根底”式的破坏。
涂孝文生于1910年，是1937年入党的老党员，地下工作经验丰富，还是党的七大代表，然而，他对敌人的逮捕没有思想准备。当冉益智和刘国定先后叛变后，组织上多次通知他转移，可涂孝文坚持认为万县离重庆很远，安全没有问题，继续在万县辅成学院以学生身份过着悠闲的生活。所以，当冉益智带着特务找来时，涂孝书完全陷入惊慌失措之态，不知如何应对。特务把他带到驻地后，开始涂孝文只是以沉默来回答提问，但当特务左志良用手枪顶住他的头，威胁说再不交代就搞死他的时候，涂孝文仅有的一点抵抗也就崩溃了。
笔者看过“歌乐山革命烈士历史档案”史料，常常被那些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员的牺牲精神所感动，但同时也看了不少背叛党和革命事业的那些叛徒们的材料，得出一个直接和朴素的结论是：一些党内职务相对高的领导干部，通常在敌人严刑拷打面前总是很容易当叛徒、出卖党，这到底是为什么？我没有弄明白，只是感觉这些身居党内要职，平时一副道貌岸然，比谁都革命的投机分子，其实是特别需要警惕的。
我们再来说涂孝文被捕之后的事吧：
这之前，冉益智已经出卖了下川东地工委委员唐虚谷和杨虞裳，但冉益智不知道他们所居住的具体地址，所以当涂孝文被捕后，特务们就直截了当地追问这两个人的下落。涂孝文因此便交代了属于他领导的唐虚谷和杨虞裳等地下党员的住地。“书记叛变，全党遭殃”。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的叛变，使得下川东地下党组织系统几乎是彻底地瓦解，江竹筠、李青林、李承林、雷震、张静芳、唐慕陶、黄玉清、陈继贤、廖模烈、陶敬之等一大批地下党骨干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敌人逮捕。徐远举等特务们一方面为“方法得当”使得重庆市委主要领导及下川东地下党负责人相继变节而欣喜若狂，另一方面又万万没有想到像陈然、刘国鋕、江竹筠、许建业这样的员竟那么坚强不屈，视死如归。这是反动特务分子所不可能理会的，因为他们并不了解真正的人是些什么样的人。自然，那些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也不会真正了解曾经是他们的“同志”的人。叛徒涂孝文就遇到这种情况。由他出卖的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是位女员，敌人在万县将其抓捕后使尽毒刑，甚至用老虎凳折断了她的一条腿，李青林依然宁死不屈。到重庆后，她仍然抗拒任何审讯，甚至连员的身份也不承认。特务们无奈，只好把涂孝文叫去与李青林对质。不能不说涂孝文也算是个讲面子的人，当特务叫他去与李青林对质时，他十万个不愿意，可又没有选择，只好硬起头皮跟着特务来到渣滓洞。见到李青林——这个被自己出卖的昔日的下级同志，拖着一条断腿，满身血污却正气凛然。尤其是碰到李青林向他射来的两道利刀一般的目光时，涂孝文感觉无地自容。当特务问李青林认不认识涂孝文时，没想到李青林很爽快承认：“我当然认识他！”并说：“这个人是个混蛋！抗战时期，我跟他一起在泸州的一所小学里教书，他追求过我，我不喜欢他，他就死纠滥缠。我为了躲他跑到万县来，他又追过来缠我，有一次还要强迫接吻，我气坏了，就狠狠打了他一耳光。没想到他竟然报复我，栽诬我，像疯狗一样乱咬人，让我坐牢，简直不是个东西！真是太混蛋、太气人啦！涂孝文，你说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李青林的这番话，使涂孝文羞愧难当，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次对质给涂孝文刺激太大，尤其是李青林的痛骂时时在耳边响起，一闭上眼就浮现出李青林愤怒而鄙夷的目光，再加上从革命者到叛徒的道德负罪感和特务表面上客气而实际上把他当棋子耍的那种身不由己、百般无奈的境遇，涂孝文开始痛悔自己的叛变，甚至经常痛恨自己为什么当初不能像李青林他们坚持咬咬牙挺过来嘛！唉，大不了一个死字，怕什么呢？矛盾之中的涂孝文开始不配合特务的审讯了，这让特务头目徐远举又气又急。其实徐远举一直非常重视涂孝文，他从刘国定口中知道涂孝文在党内的地位比刘国定还高，故推断涂孝文所知道的东西肯定比刘国定更多，价值更大。现在涂孝文突然要“刹车”，这让徐远举很不甘心。为了不想让涂孝文这样轻易地“到此为止”，老奸巨滑的徐远举决定除了严加讯问以外，还强迫涂孝文参加特务工作，企图将其彻底地捆绑在他的战车上，但涂孝文这回因对自己的前途心灰意冷，没有立即同意徐远举的条件。他甚至曾私下对骆安靖说：叛徒刘国定、冉益智爬出监狱后当了特务的专员未免“太血淋淋”的了！可涂孝文毕竟只是个革命的投机分子，他在面对命运的矛盾之时还颇为天真地准备“假如特务放我们出去时要我们参加工作，我们最好不要搞行动，只做研究工作”。
徐远举对涂孝文的变化看在眼里，又无可奈何，作为一种惩罚，将涂孝文从杨家山的“优待室”转押到白公馆，像所有“*”一样投入牢房。
在白公馆，涂孝文和忠诚的战士刘国鋕、陈然、王朴等朝夕相处，这些革命同志了解到涂孝文这种类型的叛徒，其内心尚存一丝良知，于是主动找他们交谈沟通，劝他们保持“最后一道防线”。怎么说涂孝文也算是党内的“老干部”了，尤其是在他受到李青林的严厉痛斥下所受到的强烈震撼，现在又通过刘国鋕、陈然、王朴等人的言行教育，才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人。两相对照，涂孝文羞愧无比，痛定思痛之后，他决心以行动来弥补自己的犯罪：一是不再向特务交供自己手上还保留的部分组织和人员；二是拒绝参加特务工作，不接受以特务身份换取自由。
涂孝文的转变，得到狱中革命者和党组织的认可。重庆解放后，罗广斌在那份向组织提交的《报告》中这样评价涂孝文：到底是经过党多年的培养的，所以临到最恐慌的被捕初期涂交了“川东一部分组织而已，其他是稳住了”。他知道的比刘国定多，刘向徐远举也是这样报告的，因此涂经过的考验也十分严酷，两次到杨家山被强迫参加研究工作，他拒绝了。后来连草纸也不发给他用，生活很艰苦，但没有出事，加上一般难友不知道他还“坚守”“最后防线”，对他的态度也很使他难堪。在两重压迫下，王朴、刘国鋕等最担心他是否能坚持住。三出三进白公馆的涂，在最后的时刻，态度很明确，他认识到是自己不坚强，犯了错误，而且过失太大，组织上无法原谅，前途是没有的了，所以除了愿意接受处分外，自己仍愿望尽力从事些建设工作。这时，白公馆的朋友对他比较了解，安慰他，在生活上也照顾、接济他，他也很冷静，经常读书，不大说话。《报告》中，罗广斌还向组织郑重地转达了王朴、陈然、刘国鋕等革命同志的意见：以涂的素质来讲，是很不够、很不彻底的，之所以有后来的坚持，完全是由于党的长期教育、长期培养的结果。从涂的叛变过程看，我们希望组织上对提拔干部、审查干部、培养干部一定要更进一步谨慎和严格。
革命者对党的这份忠诚昭日可见！这样的意见，就是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当被全党所重视、所接受。
对涂孝文的问题，敌人方面则觉得此人已“无可救药”了，恼怒之下，徐远举在签发1949年10月28日的一批屠杀革命者的名单上也将涂孝文一起列了进去，这样，涂孝文和陈然、王朴等10人被一同公开“审判”，并押至大坪刑场公开枪杀。据有目击者回忆，枪杀前，10人都高唱《国际歌》，高喊“万岁”等口号，其中当然也包括涂孝文。一个对革命事业造成巨大危害的的叛徒，在临死前却高喊“万岁”，我们既感叹叛徒人性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又无比钦佩狱中革命者对反面人物的感召力和转化能力。
需要特别感叹的是：当一名忠诚于党的战士，何等不易啊！
其实在第一章里，笔者曾经提到过在1949年10月28日的那一次所谓的“公审”中，除了涂孝文外，还有一名也是身份非常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叛徒蒲华辅。这位蒲华辅，被捕前任川康特委书记。川康特委在组织系统上是与川东临委平行的地下党组织，白公馆和渣滓洞的难友多为川东临委组织系统的，所以一般都不熟悉蒲华辅。蒲华辅被捕后，特务同时抓捕了他的妻子，连同两个小孩，一家人一起被关押在白公馆，未与其他难友同室关押过，其他难友只有在放风时间有可能与他接触。据《红岩》作者罗广斌回忆，难友们与蒲华辅性情上不是很投缘，觉得他“不大说话”，“态度一直很矜持”，接触很少，所以我们掌握的关于蒲华辅言论、思想情况的材料很少。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存有一份1950年制的蒲华辅《被难人士登记表》(档案号：B674)，上面记载了关于他的零星信息：
姓名：濮正应，化名：蒲华辅；男，36岁；铜梁人，上海中国公学肄业。1926年弃旧学入铜梁县中肄业，1927年加入，积极活动，被开除，后入上海中国公学，一年后返铜梁县中任教，领导该县土桥事件。1930年于渝被捕，囚3年余。1937年返县任教，1939年任江北县委书记，1940年在万县工作，下半年又去泸县整理组织，1941年起工作于成都7年之久。川康工作委员会书记。著作不少，精于地理，被国特搜刮一空。
在整个“红岩故事”中出现的几个叛徒中，蒲华辅的年龄最大，党龄最长，党内职务最高。他的叛变经历类似涂孝文，也属于“先软后硬型”。他被捕叛变后，交出了川西地下党组织，特务在成都等地逮捕了数十名地下党员，其中韩子重、齐亮、马秀英、张学云、韩秉炀等被送押重庆并杀害。
蒲华辅被捕，是由刘国定和冉益智共同出卖而造成的。刘国定叛变不久，就向特务交代认识川康特委负责人，外号叫“郑眼镜”，住在成都，但不知道“郑眼镜”的真实姓名和住址。当时特务先忙于破坏重庆地下党组织及镇压华蓥山武装起义，没有立即追查这条线索。到了1948年11月，特务认为重庆地下党组织已经被打垮了，决定把破坏活动向川西推进，但苦于找不到进一步深入的线索。一天，特务雷天元与冉益智闲聊时，说到刘国定出卖的“郑眼镜”的情况，冉益智马上说：“这个人呀，我认识，我们还一起工作过！”“郑眼镜”真名叫蒲华辅，本名叫蒲文昶，是铜梁人。特务雷天元一听眼睛就放光了，因为雷天元也是铜梁人，他早就认识原来叫蒲文昶的蒲华辅，雷天元和蒲华辅还是铜梁县中学的校友。
真是无巧不成书。有这么个线索，使徐远举兴奋不已，他当即飞到成都亲自摸底，然后成立了一个“川西特侦组”，并任命刘国定为组长，雷天元为副组长，同时任命另一位叛徒骆安靖为书记员，到成都具体执行破坏川西地下党组织的任务。徐远举的这项特别任命，让雷天元感到不舒服，因为他根本不把刘国定放在眼里，而且有事都是直接向徐远举报告，所以实际上雷天元才是“特侦组”真正领导。刘国定解放后交代说：“12月20日前后，徐远举由渝来成都，决定派雷天元(二处专员)、骆安靖(叛徒)来成都与我共三人建立一个小组，准备设法破坏成都地下党。1949年1月2日，雷天元、骆安靖二人来成都，正式成立川西特侦组，名义上我是组长，雷天元是副组长，骆安靖是书记，实际上雷天元又代表徐远举处理一切，怕我不积极，故弄个组长来压在头上。”
雷天元到成都后，找到成都的驻地特务机关，请求协助。成都的一个特务与雷天元是同乡，也认识蒲华辅，还在街上碰见过，只是过去不知道蒲华辅的身份。特务们一商量，决定采取大海捞针的办法，天天上街转，大街小巷搜寻。特务知道蒲华辅是条“大鱼”，抓到他后会立功受奖，就不辞辛劳，每天上街。直到1949年1月13日，成都一个认识蒲华辅的特务在一个茶馆里把蒲华辅抓到了。蒲华辅在成都叛变后被押到重庆。据难友们观察，他后来“逐渐镇静”，没有再进一步出卖组织，而且还拒绝了徐远举让他参加特务组织的要求。
蒲华辅是罗广斌《红岩》中的“甫志高”的主要原型人物之一。其实，蒲华辅是个非常复杂的人，他与其他叛徒还有所不同，相对而言，他是属于党内的知识分子那一类人，他们在投身革命时或者在革命工作中，一直充满激情和理想，而且蒲还是个理论方面很有专长的人。他的个人生活上也有很浓重的知识分子色彩，清高、自命不凡，遇事头脑易发热。一方面在残酷的敌我斗争中容易被激发革命热情，另一方面真碰上敌人严刑拷打时又经受不住皮肉之苦，而当他“痛定思过”后，又表现出坚强不屈的精神来。他与家人一起关在白公馆10个多月中，受到其他地下党人的影响，后来一直没有向敌人屈膝投降，还以自己是“党的高级干部”和有知识、有修养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难怪大家都看不惯他。
1949年10月28日，蒲华辅和涂孝文与陈然、王朴等一起被押到大坪刑场公开枪杀。在赴刑场的整个过程中，据目击群众讲，蒲华辅与其他烈士的英勇慷慨就义没有什么不同，表现得“非常”。
蒲华辅十分可悲：这样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如果他也能在敌人的严刑面前咬紧牙头，不吐一个字，那么，他不也就是另一个“许云峰”了吗？然而，蒲华辅不是，他在最关键的原则立场问题上，他叛变了党和同志们，他的名字因此不能刻在红岩“革命烈士”纪念碑上，只能在党的史书中被标上两个永远耻辱的字：叛徒！
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是同样的结论：无论你以怎样的理由，只要你成为背叛者，你就会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李文祥，“红岩”中另一个与所有叛徒表现很不一样的叛徒。这位生于1919年，1939年入党的“老革命”，被捕前任重庆市工委城区区委书记，主要负责地下党农村武装工作的联络、干部输送、人员转移及武器药品购置等，据说是位骨头很硬的“地下老武装”。他是被刘国定出卖的，于1948年4月22日和他的太太一起被敌人抓捕。被捕之初的李文祥，饱受重刑，几度晕死过去，但他没有背叛党。他与特务们采取了“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应对策略：说远不说近，说大不说小，说死不说活，说上不说下，说虚不说实，特务们因此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收获。而徐远举等特务分子对被捕后的员判断其是否“投诚”，基本上有两个硬指标：一是有没有交出所掌握的地下党组织系统，二是加不加入他们的特务组织，参不参加特务活动。故对李文祥一番审讯后，特务们认为李文祥“不老实”，属于重案犯。但特务在审案时，发现李文祥对太太的感情很深，因此特务们就把李文祥作为重犯关押在白公馆，将他的太太关押在渣滓洞，而不像白公馆的一些囚犯那样夫妇同押一处。
在关押白公馆期间，一般难友对李文祥的印象还比较好，认为他“一直表现得不坏”。李文祥与陈然接触较多，陈然发现李文祥实际上情绪很低落，就劝他利用坐牢的时间好好学点理论，李文祥却不屑地说“懒得读这些理论东西”，相反，他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和冉益智一起眉飞色舞地大谈两性关系。李文祥反倒经常对陈然喋喋不休地说他有10年以上的党龄，当过县委书记，为党的工作苦了多少年，一点享受和报酬都没有，结果还要被捕，想想真是太不值得了，要是不出问题，解放后起码会怎么怎么样。陈然是位胸襟开阔，又见过世面，知道一个人要在长期的刑讯、关押中通过考验，坚持到底很不容易，就更主动地找李文祥谈心，不断激励他、鼓舞他。可时间一长，李文祥对陈然的话更不以为然了，哼哼哈哈应付一下照常想他心里那点事儿。
就在同时，特务们则正按计划一步一步地“引导”李文祥。每次提出李文祥审案时，都特地把李文祥从白公馆提到渣滓洞去，且都要有意，或看似无意而实为有意地安排李文祥与他太太见面。所以，一次审讯案，能让李文祥对太太的思念之情增加十分。与太太见面时，李文祥都会痛哭一场。李文祥的太太也是个地下党员，但没有对特务承认身份，看到李文祥这样痛苦，反过来不断鼓励和劝说丈夫，要他坚持住！但李文祥的感情和精神状态越到后来越处于崩溃的边缘。每每痛哭过后，他就会想：“我这样苦熬到底是为什么？为了革命胜利？革命确实快要胜利了，但真到了胜利之日，我还活着吗？为了党？我已经为党不辞辛劳、不计报酬工作了这么多年，我得到了什么？为了天下人的幸福？古人说‘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我如果死了，连太太的幸福都不能给，我还能给天下人什么？”陈然为了挽救李文祥，甚至对他说：“你要是去向敌人‘自首’，我就跳楼自杀！”可李文祥却这样回答：“几个叛徒不会影响中国革命胜利。”终于，一次审案后特务威胁说这是最后一次见面，李文祥感觉天都塌了，他再也不敢想象自己就这么完了，他再也不能忍受不能与太太相见的痛苦。入狱8个多月、在特务的鞭子与老虎凳上没有背叛，却由于忍受不了牢狱之苦和对前途产生动摇的李文祥，于1948年12月14日，趁放风的机会跑到特务办公室，主动要求“坦白情况”。几天后，他向特务递交了一份《关于策反计划的报告》和一份《悔过书》，表示自己愿意交出组织，愿意参加特务工作。他向特务出卖了何伯梁、程谦谋等16名员的情况。
李文祥叛变了！
叛徒自有叛徒的嘴脸。跟其他叛徒一样，李文祥后来也为自己的叛变行为找了如下理由：
一、我是被人出卖的，是一个受害者，但我还是在狱中坚持了8个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那些跟我有关系的地下党员按规定早都应该转移走了，我把他们供出来，特务是抓不到他们的，如果还不走，他们被抓了是不能怪我的。二、我为党的事业、为党的工作苦了这么多年，眼看就要胜利了，我如果不屈服，是看不到这个胜利的，这样的人生太惨了，而且比我重要的干部都叛变了，这说明重庆的组织已经完蛋了，就算不叛变能活下来，今后党还认不认我们？现在二处徐处长给我的选择是这样的尖锐：要么为他们工作，要么枪毙！我死了对革命没有帮助，参加特务工作，也绝不会影响胜利的到来，我已经没有政治前途，只能为个人来打算了。三、我太太的身体太坏，这样下去一定会拖死在牢里的，为她着想，我也只有选择为二处工作。
狱中难友后来总结，李文祥入党动机和思想不纯，是他最终叛变的本质原因。
李文祥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被委任为上尉，带着特务四处抓捕地下党员。由李文祥出卖的何柏梁、程谦谋、伍大全等地下党员被捕牺牲。重庆解放后，李文祥做出一副痛改前非的样子，先后参加过征粮、教书等工作。但党组织和新的人民政府并没有放过这位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的叛徒，公安机关于1950年将其逮捕归案。1951年，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李文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刘国定、冉益智、李忠良等叛徒一起押赴刑场执行了枪决。
一切背叛者都没有好下场，这是历史和现实的共同结论。人们之所以憎恨这样的败类，是因为他们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
在整个“红岩故事”中，由于叛徒的出卖，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一度组织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前后有133人被捕，其中，重庆城区被捕的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上海、南京8人。133人中，被敌人杀害的有58人，下落不明(大多为秘密杀害)的38人，释放和“11·27”大屠杀脱险的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敌人杀害的4人(如蒲华辅、涂孝文等)，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的8人。
在短时间内，一个重要城市的组织遭到如此严重的破坏，以及有那么多员先后被敌人逮捕和屠杀，这在建党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红岩》故事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让我们党内很多同志深深地铭记，与这样惨痛的教训有直接关系。
在这惨痛的教训中，党内出叛徒，党组织中的主要领导干部当叛徒，无疑是最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今天，我们党的领袖们常告诫全党：中华民族的兴衰，关键是看我们的党，而党能否保持永久的执政地位，关键看党的领导干部。又说：现今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问题，而党内主要出在一些党的领导干部身上。
党的领导干部能否清醒地认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这其实是检验一个执政党能否长久执政的关键所在。遗憾的是，现在个别出问题的曾经坐在领导高位上的高级干部并没有从根本上意识到这些，他们在纵容自己的所作所为的同时，也在纵容自己身边的人，包括纵容自己的家人与亲属，他们以为天下是他们的，所有一切不法和违纪行为都可以“瞒天过海”……
所以，在经过白公馆、渣滓洞狱中斗争的员们通过血和生命的惨痛教训，以自己的生命代价，给党提出的“八条意见”中，其中第一条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领导机构腐化”问题，并给出了“这种从上而下的腐化，是四川地下党斗争失败的基本原因，所以狱中一般反映认为下级比上级好，农村干部比城市干部好，女干部比男干部好……”的结论。
狱中的人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组织被敌人毁灭性的破坏，看到自己的同志最后也包括了每一个同志自己的生命被敌人轻而易举地葬送的惨痛代价，因而也向党忠诚地提出建议：“严格地进行整风、整党，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允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组织里面……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研究，深入地发现问题的根源，而且经常注意党的教育，实查工作，决不能允许任何非党的思想在党内潜伏。”据说，上面这句话是坐了十年牢狱之苦的许晓轩坚决要求写入“八条意见”中的一条。
假如山崩地裂，
假如是天要垮下，
假如是一动就会死，
假如是有血才有花。
只要能打开牢笼，
让自由吹满天下，
该去的就勇敢的去吧！
有代价就不用惧怕。
这首诗是烈士古承铄给我们留下的。笔者想说的是：全党的同志，假如你已经加入我们的这个神圣的组织，我们便有了入党时宣誓的“为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和信仰，既然我们向党旗承诺了，无论在任何复杂、任何艰难的情形下，我们都要想一想不管你选择了对党的忠诚还是背叛，这种选择的代价将对你生命和生命之后的声誉都将具有不可逆转的最终裁决，所以一定要想好了再付之行动。否则，历史对你将永远是无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