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这首经典革命歌曲，在***上传唱了几十年。这也是《红岩》为什么能够深深地烙在几代中国人心头的重要原因之一。《红岩》之所以染红了一颗颗向往革命理想的崇高心灵，之所以让千千万万民众记忆不忘，就是因为《红岩》里一个个“江姐”式的人物，她们像红梅一样，让人的光辉形象永远照耀在我们心中……
真实的“红岩故事”里到底有没有“江姐”这人呢？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她到底是谁呢？一般意义上说，我们都把一个敌人监狱里坚贞不屈、堪称“狱中大姐”的江竹筠作为“江姐”。其实，江竹筠只是当年在敌人监狱里那些表现坚强的众多女员的其中之一。
在被叛徒出卖的长长的一大串牺牲或脱难的革命者名单中，共有24名是女性（其中有2名是幼女）。你能想象在男人们都无法忍受的重刑和条件极其困苦的牢房里，所有的女性中竟然没有一人当叛徒！这是什么原因？难道仅仅是性别上的差异？否也，人们常把男人比作钢铁一般坚强，女人总是柔性似水，眼泪当歌，可偏偏“红岩”故事里的女人们个个意志坚定，宁死不屈。
于是我们从“红岩”革命故事中得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女人无叛徒。
女人是忠贞和慈爱的大地母亲
“红岩故事”里的白公馆和渣滓洞这两个监狱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女犯的呢？据可靠的材料证明，白公馆相对要早一些，这是因为白公馆最早关的“犯人”中有王振华、黎洁霜夫妇，他们是从贵州息烽监狱转移到白公馆的，时间在抗战刚结束的1946年中。后来又有像叛徒蒲华辅一家中的母女二人到了白公馆。如果再往前推一下，白公馆还关押过“小萝卜头”一家中的徐林侠女士。这样说来，“红岩”中的“女犯”主要关押在渣滓洞。
据说，渣滓洞的第一名女犯名叫周香泉，她大约是1948年三四月份关到渣滓洞来的。她主要是因丈夫的原因被关押此地。周香泉当时已有身孕，加上她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她在渣滓洞没关多久就出狱了。
1948年4月是重庆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的开始，渣滓洞里的“女犯”便成倍增长。在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及任达哉、李忠良等叛变后，重庆地下党的各级负责人和一般党员以至群众相继被捕。4月一个月内，就有胡其芬、牛小吾、皮晓云、倪俊英、李惠明、熊咏辉和曾紫霞等七名“女犯”被关进渣滓洞，关在渣滓洞那幢两层十六间牢房的楼上第六室，当时连周香泉一共是8个“女犯”。
五六月间，周香泉出狱。因案受牵连的孕妇张秀蓉挺着大肚子被关进女牢，不几天又有张秀贞女士从雅安转成都也押到渣滓洞来了。
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的叛变，使川东的许多党员被捕并押到了渣滓洞。在这批囚犯尚未押进渣滓洞时，监狱方就把女牢搬到了渣滓洞院内左边一排平房靠监狱楼房的两间，即女牢一室、二室。从万县被捕的江竹筠、李青林、陈继贤、黄玉清4位女员就是这时被关押到女牢房的。1948年4月21日同一天，另一位女员李玉钿也被押进女牢。这年下半年，又有罗娟华、胡芳玉、杨文玉、徐世荣、康继英、胡述民、曾永熙、黄莲生、朱世君、左绍英、杨汉秀、邓惠中、张静芳、马秀英、彭灿碧、盛国玉等“女犯”先后被关进女牢。1949年9月，刘国鋕的未婚妻曾紫霞被保释出狱后，又有荣增明女士被关进渣滓洞女牢。
这样算来，从1948年三四月到重庆解放前的“11·27”大屠杀时，女牢共囚禁过30多人，因为关的时间前后不同，两间女牢中经常囚禁的大约20人左右。
在这些女人中间，我依然认为她们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监狱这样条件异常艰苦和残酷的地方能够始终坚持对党和革命忠贞不屈的情操，实为难以想象。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男人做到的事，她们做到了；暴风骤雨下男人做不到的，她们做到了；寂静痛苦和迷茫不清的征途上男人迷失了，她们依旧唱着歌、昂着头，每天以爱和阳光迎接各式各样的斗争……这就是女性的伟大，女人的可歌可泣！
有人说，女人骨子里比男人更坚韧。被自己的反动亲属、重庆市长杨森亲手杀害的杨汉秀可以证明。
这位受周恩来指派从延安回到重庆从事地下工作的女员屡次被敌人抓捕、用刑，可她每一次都英勇地挺了过来，她甚至在敌人面前从来就没有低过头、动过容，而且时常以独特的机智和勇敢嘲弄敌人。
烈士的女儿李继业曾撰文这样回忆自己的母亲：
我妈妈从延安回来后，曾先后三次在渠县被捕，关进了成都将军衙门的省特委监狱，后因查无实据，只好把她释放了。第二次被捕是在1948年的夏天，妈妈离开我回到渠县参加武装起义失败后，由重庆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杨元森亲自带人将我的妈妈逮捕。由于妈妈在当地是知名人士，杨想借抓我妈妈来显显国民党的威风，当时国民党对华蓥山地区刚进行了残酷的反革命清剿，杀害了很多同志，到处充满着白色恐怖。为抓我的妈妈，敌人调来一连军警，要把她押到大竹去。妈妈知道，他们是想借抓她来达到镇压群众的目的，刚走到渠河边上，妈妈说啥都不走了。非要特务雇滑竿抬着走，还提出要带我的姐姐到重庆去读书，这时群众越来越多，特务怕出事只好同意了。一连军警前呼后拥地护送着两乘轿子上路了，特务想示威没有达到目的，倒让杨大小姐显示了员的威风。
从大竹押到重庆，开始关在老街监狱，在那里妈妈认识了从垫江抓来的盛国玉同志（盛是渣滓洞监狱大屠杀时，脱险的唯一一个女同志），妈妈趁上厕所时对她说：“我和你们是一样的人。”当时，妈妈身上穿着八路军军装，住的是单间牢房，又比其他难友稍多一点自由，可以在院中走动。所以盛国玉搞不清楚我妈妈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因此，妈妈在跟她说话时，她只是哼哼哈哈地应付了几句话，不敢再多说别的。没过多久，敌人要把盛国玉等人转移到渣滓洞监狱。临刑前，妈妈出钱请人炒了三大盆菜，为他们一行三人送行。临上车时，妈妈又过去对盛国玉说：‘你们先去，我随后就来。’几天后妈妈也被移送渣滓洞监狱，与盛关在同一间牢房。
狱中的生活很差，妈妈尽力从外面带进去吃的和用的东西，分给众难友共同享用，从不避嫌。遇到监狱里要与敌人作合法斗争或是谈判之类的事情，她总是利用与杨森的这层关系出面与特务交涉。1949年春节快到了，难友们准备开联欢会，妈妈代表难友去跟看守所长谈判，当时三大战役胜利的消息已经传到狱中，特务们的中心早已惶惶无主，所以勉强答应了开联欢会的要求。那天，敌人在大门外增加了岗哨，机枪架在高高的铁丝网上，密切地注视着牢房内的一切动向。妈妈把被面系在腰上，从牢房跑了出来，带头扭起陕北的大秧歌，她边跳边欢笑着大声歌唱：“正月里来……”妈妈跳的大秧歌，把联欢会的气氛顿时推向了……
烈士女儿所描绘的这一幕，便是《红岩》中叙述过的著名的监狱“春节联欢”场景。那天东方旭日刚刚露出，当时的渣滓洞监狱里突然热闹起来。狱友们突然见身穿褪色的列宁装的杨汉秀，举着“监狱之花”小卓娅，先到地坝中央给监狱内的叔叔伯伯阿姨们拜年，那小女婴被杨汉秀高高地举着，咧开小嘴，“咯咯”地笑着，惹得整个监狱一片欢声笑语。这时，只见杨汉秀这位曾经参加过延安秧歌队的鲁艺学员，把鲜红的被面系在腰间，甩开双腿，扭起婀娜多姿的美丽腰胯，如一束艳丽的彩虹，跳起了革命人熟悉的大秧歌。随着她的节奏，同室的“女囚们”一个个紧随其后，一起踏着轻盈欢快的步履，翩翩起舞。那丝光被面做成的彩裙，姹紫嫣红，使人眼花缭乱……年近50岁的狱中“邓大妈”加入了跳舞行列，受刑跛脚的李青林也踏着有节奏的舞步出现了，前几天还受敌人重刑的江竹筠那苍白的脸上也跳得布满了红云，美丽漂亮的女青年曾紫霞头上的蝴蝶结更像一团烈火在跃跃跳动——
正月里来是新春，
赶着猪羊出了门。
猪呀，羊呀，赶到哪里去？
送给那英雄的解放军……
据说，当时守卫在监狱里的特务官兵们完全被眼前的场景弄得目瞪口呆，迟迟不知所措。在男室难友击手鼓舞和叮当作响的镣铐声中，女室*们唱得更高昂，舞得更欢快了。
一心拥护朱德总司令，
一心拥护解——放——军！
这是爆发在渣滓洞监狱里的政治示威，是震撼这口“人间活棺材”的春雷，它让敌人心惊胆战了很久很久。也在革命者的记忆里永存——
1949年春节。清晨。渣滓洞。
一号牢室蓦地响起嘹亮的歌声。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二室、三室……各室都跟了上去，女一、二室也应和着。开始，歌声略微显得不十分整齐，后来慢慢的统一了。300个人一条心，300个难友一个愿望，汇聚成一股不可抗拒的铁流。
同志们唱得酣畅，唱得兴奋，歌声一直延续了一个早晨。“晨歌”算是春节联欢晚会的第一个节目。
第二个节目是互赠贺年片，互送礼物。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祝同志们春节愉快！楼下一室全体同志敬贺
一张香烟纸盒，制成4张贺年片，用竹签写着苍劲的蝇头小楷，下端画着出土的小草，引用白居易的诗，其寓意是很深刻的。
楼上一室的同志用贴锡箔的白纸片，写上工整、秀丽的小楷字：
星火燎原，愚公移山。众志成城，水滴石穿
楼上七室的同志，把罐头上的广告牌纸保留下来，反面写着：
熬过冬天，迎接春天；越过高墙，穿过云端；高山仰止，黎明来兮。
新年礼品琳琅满目，精致大方，多是同志们的精心创作。劳动与智慧的结晶，其中有黄泥精制的围棋、象棋、跳棋，也有纸壳扑克、84张牌，最灵巧精致的要数五角星、利箭、小红心。作者是首屈一指的工艺专家——一楼二室的工人弟兄余祖胜，五角星象征光明、象征胜利，表达了同志们爱党爱国的一片赤诚。
第三个节目是张贴春联。
当一排热气腾腾的稀饭桶摆在放风的院坝，狱卒刚打开各牢室的大门时，值日便抢先把饭桶提到门口，同牢室的几个人忙不停地用稀粥将零星草纸黏贴成长条，等同志们吃完饭，乘值日开门送出饭桶的一瞬间，便把春联牢牢地贴了两边。
楼下七室的对联：
两个天窗出气
一扇风门伸头
横额是：乐在其中。
歌乐山下悟道
渣滓洞中参禅
横额是：极乐世界。
楼上五室对联：
洞中才数月
世上已千年
横额是：万象更新。
楼上二室对联：
满园春色关不住
一枝红杏出墙来
横额是：春回大地。
对联现实性强，又比较含蓄。特务们看了莫名其妙。
吃罢午饭，李磊回五灵观家中团年去了，徐贵林早就拖着老婆、孩子进了城。当班的正好是黄茂才，他是难友们多次教育的策反对象。女室的杨汉秀、胡其芬、曾紫霞等人便大胆地向他提出：春节我们要表演文娱节目，请你行个方便，开门大放风！黄见上司不在，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
春节联欢晚会开始。放风院坝顿时沸腾起来。
头场的表演谢幕，楼四室的精彩节目“空中筋斗”开始。表演者头朝地，脚朝天，翻身腾空旋转360度，一个筋斗又一个筋斗，一边串人影，形成一根长长的抛物线，从院坝这边翻到院坝那头，赢得了同志们齐声喝彩。
接着七八个围拢来站成一个大圆圈，五六个人踩着别人的肩膀再站上去，又形成一个较小的圆圈，三四个人再站上去，一层、二层、三层……最小的圆圈上只站着一个人，手执红旗，迎风招展，极目远眺高墙外的岗哨布置，借此侦查墙头上的电网设施，这个节目叫“叠罗汉”，是五楼的同志为刺探敌情，有意安排的。它引来又一阵的欢呼声。
精彩的节目一个接着一个……
烈士杨汉秀，别名杨稚华，又名杨俊，在延安时期化名“吴铭”。1912年出身于广安龙台寺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父杨淑身，大革命时期曾在国民革命军二十军第九师任师长；伯父杨森，是四川五大军阀之一。杨家拥有田产3000亩，是广安最大的官僚地主。1926年杨汉秀随父在部队驻万县时，深受党代表朱德同志所喜爱，经常给她讲革命道理，对她后来毅然背叛家庭、参加革命有重要影响。然而杨森则出于反革命本性，投靠了蒋介石，也借故“送走”了党代表朱德，开始了与为敌的罪恶生涯。杨汉秀从此与其伯父势不两立。1939年，杨汉秀随朱总司令到延安，先后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第四期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参加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1942年整风运动中入党。1943年在延安中国公学第七期学习。1945年被调到关中分区兵站工作，在此期间参加了著名的五台山保卫战。抗日战争胜利后，因国共和谈需要，杨汉秀于1946年9月随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乘美军观察组飞机回到重庆。由于国民党破坏停战协议，发动了内战，杨汉秀一下飞机就遭到特务的监视，她在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住了一个晚上便转到家乡从事地下工作。杨汉秀下乡后，便把佃户组织起来，以练团防和打太极拳的名义，培训地下武装，她把自己陪嫁的田地卖掉，购买枪枝弹药支援华蓥山游击队作革命斗争的活动经费。1947年和1948年间，她先后两次被捕。由于她在渣滓洞组织地下党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弄得特务机关不知所措。其反动伯父杨森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把她“保释”出狱，叫她“不再参与活动”，然而遭到杨汉秀义正严词的拒绝。这样，她才第三次入狱，一直到被其反动伯父亲自下令秘密处死。其间，她从来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软弱与犹豫，始终对革命充满乐观主义精神。
杨汉秀殉难时年仅37岁。由于她是被杨森单独秘密处死的，所以关于她的死极少有人知道。重庆解放后，杨森本人逃到了台湾，关于杨汉秀的情况就没人说得清了。有关部门根据脱险的同志介绍她在狱中组织春节联欢会等表现，就将杨汉秀评为烈士，但因为她的遗骸一直没有清理到，也不清楚她是否是员。甚至李自才又托另一个农民把小李凯辗转送到重庆市委时，接手抚养王璞遗孤的雷雨田，都不知道这孩子是杨汉秀保护下来的。直到烈士遇难20多年后的1975年夏天，在金刚坡劳动的当地社员发现其遗骨，并经重庆展览馆（现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派人前往调查并进行发掘，后经重庆医学院专家验定，及结合有关特务供词，最后确认这就是杨汉秀烈士的忠骨。周恩来的秘书龙潜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虽在病中，依然写材料证明杨汉秀的党员身份（详情见本书第五章“忠诚之忠诚”）。康克清、汪锋等领导同志及干玉梅、朱把清、熊扬等烈士生前师友都提供了证明材料，这样杨汉秀烈士才被正式确认和宣传。
1980年11月25日，在重庆烈士墓隆重举行了“杨汉秀烈士遗骨安葬仪式”。这与她遇难的时间已相差了整整31年。
在渣滓洞监狱，与杨汉秀有着类似经历的还有一位英雄女性，她的身份更特殊。现在我们到重庆“红岩革命烈士纪念馆”里，就可以看到这个名叫“胡南”的女烈士照片。她的照片下面有一份很珍贵的“简历”——：户主姓名：周恩来；姓名：胡南；性别：女；教育程度：中学；职业：政；服务处所：代表团。
这个名叫“胡南”的女烈士，圆圆的脸，戴着近视眼镜，显得十分端庄、文静，眉睫间又有几分英气。上面这份“简历”，是她1946年在南京代表团工作时的户口册页上的内容。
胡南，原名胡永萱，又名胡启芬，在渣滓洞监狱里，她的名字又叫胡其芬。这四个不同的名字，如同她的生命历程中四块闪亮的革命丰碑一样，闪闪发光。
在本书的第一章里曾经讲到过在“11·27”大屠杀的前一个星期时，即1949年11月21日，一个以“吉祥”名义写给狱外地下党的一封信，希望党组织尽快组织实施营救计划。后因为敌人的大屠杀计划提前了，所以营救没有成功。而据查证，这封“吉祥”的信，也是革命烈士以“狱中组织”名义向当时的重庆地下党发出的最后一封可以查证的信件。从“吉祥”的笔迹和几位脱险志士的证词证明，此信是烈士胡其芬写的，这也是这位女英雄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心声，它被保存下来，同时也充分证明了胡其芬烈士在生命最后时刻那从容、镇静和丰富的政治预见及周密的处事能力。是血写的丰碑，字字发热，句句闪光。
胡其芬在被捕之前，是以刘国鋕介绍到他的亲戚、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的何公馆作家庭英语教师身份从事地下工作的。她的被捕也是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叛变造成的。那是1948年4月初的事——
4月4日许建业因叛徒出卖被捕。4月6日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到许建业住处接头时被守侯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后叛变，重庆地下党组织连续遭受重大破坏。身为重庆市委妇委书记的胡其芬马上得到了市委委员李维嘉（“老黎”地下接头称呼）的告警通知，知道市委出事，但是此时***《****》的负责人廖意林、苏海（辛涛）夫妇正受特务追捕，在地下党市委机关工作的胡其芬正忙着帮助他们转移，一时顾不上自己。
原来廖意林和苏海在三月间被叛徒出卖，特务到苏海工作的《新民报》搜捕，苏海事先已佯称回广西老家请假离开。这时，特务知道其妻廖意林正怀孕临产，于是遍搜全市产科病房，企图抓捕。在此之前，廖意林已由胡其芬送到大姐永芬处，在陆军医院安全分娩。因特务寻踪搜捕，胡其芬匆忙去找苏海夫妇，传达组织通知。此时特务已到陆军医院追查廖意林下落。胡其芬在江边碰到苏海，惊喜地说：“我以为没办法见到你们了，居然见到了，真是谢天谢地！现在市委出了大问题，你们的领导老黎也没法来见你们了，他要我以组织名义通知你们，立即设法离开重庆。上海，你们不能去了，因为原定你们到上海后和南方局接头的地点和暗号可能被叛徒出卖了。”这样，就在当天晚上，苏海夫妇由胡其芬安排到济民医院后面的张肖瑜大夫家里住下，为了安全起见，孩子送进医院婴儿室哺养。
4月9日下午，胡其芬到济民医院最后商定了转移的办法，并为他们筹集了路费。苏海回忆此事时说：“我和意姐（廖意林）按照组织的安排，顺利地转移了，但是没有想到，其芬救活了我们，而自己却落进了敌人的魔爪，最后牺牲于渣滓洞监狱。至今思之，亦悲恸难名。”
4月9日晚上，胡其芬按约定与老黎（李维嘉）碰头。因市委书记刘国定出事了，老黎的住处已不安全，胡其芬便邀老黎来江北她家中。次日早晨，她送老黎出门，若有所思，呆了一会儿，匆匆走到庭院摘了一枝红蔷薇递给老黎，默默无言地分别了。在那白色恐怖严重的日子，他们随时都可能生死最后一别。今朝分别，谁知道还能不能再见面呢？她目送着老黎走下江岸才回到屋里。随后，胡其芬又回到家把家里安排了一下，赶到济民医院，同一位地下党同志一起商筹同志们转移的路费。深夜，胡其芬又在济民医院的楼上秘密收抄新华社广播的记录新闻稿。
11日早上，胡其芬想起了还有些文件和《挺进报》保存在何公馆里需要马上去处理掉。她哪里知道就在头一天，何公馆里发生了搜捕刘国鋕、刘国鋕又机智逃脱，徐远举与何北衡大闹一场的事，更不知道便衣特务早已把何公馆团团密封的惊险情景。所以，当胡其芬踏进何公馆的那一刻，她便发现气氛不对，于是立即到房间去处理文件和销毁《挺进报》，然后佯装镇定自若地走到客厅里。这时早已等待在那里的特务们堵住了她。前一天因为刘国鋕逃跑一事而与特务们闹得一塌糊涂的何太太一见胡其芬，顿时将所受之气全都迁怒于胡其芬身上。“你们要抓人就抓她吧！她就是刘国鋕介绍来的家庭教师！”何太太指着胡其芬，对特务们说。
胡其芬就是这样被特务们抓捕的。作为与刘国鋕有关系的嫌疑犯，她被关进了老街32号——特务机关西南行营二处的办公所在地。在敌人看来，作为重庆市委妇委书记的胡其芬，同样具有“重要的利用价值”，所以对她的审讯和用刑也是必然的。而从地下工作转到监狱斗争，对胡其芬来说，只不过转换了一个战场。“在生与死的抉择之间，必须保持人的革命气节，这是一个革命者的基本素质。”这是胡其芬平时对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常说的一句话，而她更是这样要求自己。
1919年农历3月26日出生的胡其芬，其父胡彦博是湖南湘潭人，早年留学日本，胡父为人正直老实，虽在北洋政府的财务部当会计，家境却并不好，常靠典当衣物维持生活。胡其芬的母亲肖石莼是湖南长沙人，性情豪爽，富有同情心，喜欢帮助穷人，母亲的性格对胡其芬有很大影响。6岁时，胡其芬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书，并在家跟大姐胡永芬、哥哥胡笃亮学习英语。1929年胡其芬的父亲到南京赈济委员会做会计，胡其芬随全家迁到南京。1931年，她以优异成绩考进了南京女中。“九一八事变”，打破了胡家宁静的生活，胡其芬开始痛恨日本侵略者，在忧虑、苦闷和思考中，她渴望了解现实生活，追求理想的社会生活，于是父亲书柜里的《三国演义》、《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经典名著，成了她如饥似渴的阅读书籍，同时也开始阅读进步的新文艺作品，如《子夜》、《母亲》、《夏伯阳》、《毁灭》等都深深地吸引了她。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领导下掀起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二·九运动”。胡其芬在南京加入了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游行队伍的行列，并在两位堂兄的影响下，成为了南京****的成员。从此革命种子播在了年轻的胡其芬心中。在“南京****”的内部刊物上，胡其芬读到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斯诺的《西行漫记》，她的心开始飞向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
1937年暑假，胡其芬考取了中央大学经济系。这时，抗战爆发。胡其芬一家迁到了长沙。在中央大学，胡其芬参加了“白雪剧团”，后又去长沙抗敌后援会救护训练班学习，并到伤兵医院服务。当年12月，经堂兄胡笃仲介绍，胡其芬参加了我党领导以地方统战关系建立的湖北汤池农村合作社训练班学习。就在这个训练班上，她加入了中国。
1938年7月，胡其芬随家到了重庆，在新市区委领导下从事地下抗日宣传工作。这年11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胡其芬进了中央大学经济系，就读于柏溪分校。作为革命的一颗种子，胡其芬受地下党沙磁区委的委派，在中央财经大学柏溪分校的地下党支部中任党小组组长。当时的支部工作，主要是通过学校的学习救亡联合会，组织“柏溪剧社”、“歌咏队”、“宣传队”等形式，在校内和附近的农村演出活报剧、教唱救亡歌曲。在这些活动中，胡其芬十分活跃，唱歌、演剧、讲演、写文章，她都是一把好手。同学们钦佩她的才能，推选她为中大女同学会会长。然而国民党反动特务们对胡其芬领导的女同学会早已视为眼中钉，不断借事端对她进行诽谤谩骂和人身攻击，甚至采取卑鄙下流的手段故意找茬。胡其芬毫无畏惧，机警沉着地积极开展工作，后党组织获悉国民党当局准备秘密抓捕员时，立即决定胡其芬撤离中大。
1939年9月，胡其芬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转学到北碚复旦大学新闻系。由于胡其芬时常活跃在同学们中间，复旦大学的很多女同学都认识和喜欢她。毕竟胡其芬年轻，她的革命热情似火，却缺乏斗争经验，反动当局很快又开始注意这位叫“胡永萱”的女学生。这年冬天至1940年春，蒋介石再次掀起****，大肆搜捕人和进步人士。胡其芬不得不撤离复旦大学，被调到《新华日报》研究室担任英文翻译工作。从此，她不再用“胡永萱”这个已被敌人注意的名字，而以“胡南”的名字出现在新的战斗岗位上。
“皖南事变”后，为预防国民党顽固派可能的突然袭击，南方局决定将《新华日报》的200多工作人员精简到80人左右。胡其芬属于被疏散隐蔽人员之一，后来组织又决定送她到延安。这对胡其芬来说是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到延安后，她被分配在中央研究院担任秘书。
这是一段难忘的革命火热生活。活泼可爱的胡其芬到延安如鱼得水，像其他女同志一样，天天穿着一套灰色军装，到处唱啊跳啊，仿佛心中有说不尽的欢乐。到了冬天，她还在头上戴上一顶自己亲手用红毛线编织的帽子，显得比周围的女同志别致。能干好学和心地善良的她，真的太缺少斗争经验了。她的这些“小资情调”成了整党运动中的大问题。加上有人“揭发”她曾经参与的“南京****”是“红旗特务”组织等，戴上这样骇人的大帽子，使这位未曾经历过严酷斗争锻炼的年轻员，度过了无数个痛苦的不眠之夜。在长达一年多的审查中她受尽了委屈，不过这时的胡其芬则变得成熟和冷静得多了。她的革命意志比过去更加坚定和有韧性了。
1945年6月，党组织给胡其芬作出审查结论，否定了那些不实之词。
就在这年12月，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率领代表团来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胡其芬作为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随团来到重庆，在邓颖超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相关的妇女工作。
重新回到一别4年的山城重庆，胡其芬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因工作需要，她的服饰和打扮也不一样了，烫了发，常穿着绸缎旗袍，一副上流社会的时髦妇女形象。
胡其芬的突然回来，令她家人惊诧和不安，埋怨道：“你怎么又回到这个老虎窝里来？特务整天都在抓，你回来不是送死吗？”
“怕什么，我额头上没有刻字。”胡其芬淡然一笑，又平静地再三叮咛家人：“我改名启芬了，记住，以后叫我胡启芬。”
党组织根据重庆地下斗争的需要，又因胡其芬学历高、英语好的条件，决定让她以一个基督教徒的身份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以求通过这个有宗教色彩的合法机构，广泛联系各界妇女群众。在这个女青年会下有个妇女联谊会，地下党员李玉钿任理事长，这样胡其芬就和李玉钿以合法身份开展公开的和隐蔽的双重工作。胡其芬很快适应了变化的环境。她以一个基督教徒的面貌出现在女青年会中。每星期一主持各部工作会议，会前领读圣经，然后讨论工作。牧师不在时，她带领工作人员作祈祷。人们以为她是教会大学出来的虔诚教徒，谁能想到她是无神论者，是员呢。她代表女青年会出席重庆市政府召开的一些会议，从中获取有用的情报；她拜访女青年会的董事们和一些上层妇女、社会名流们交往，显得练达，稳重而又高雅；她密切联系群众，深深植根于群体之中。她联系的妇女联合会理事长饶国模，还是红岩村的主人，曾经热情地支持过八路军办事处，对办事处派回重庆做地下工作的胡其芬，她也予以积极帮助。后来胡其芬还成了这位“红色女主人”的入党介绍人。
胡其芬回到重庆工作不久，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便被国民党强迫撤出重庆。我党在重庆的工作一下陷入极端困难的复杂局面。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胡其芬没有畏缩，而是更加团结同志，以顽强的战斗毅力坚守在浓雾笼罩的山城。为了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她和李玉钿等商议，以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名义，集资筹款买了一部收音机，悄悄放在济民妇产科医院楼上的院长朱宝粹（地下党员）的寝室里。从那时起，胡其芬在每天夜深人静时，独自守着收音机，聚精会神地收听和抄录新华社广播的各种新闻和文章。第二天天一亮，便分送出去。除了供妇女联席会各个小组学习之用外，还通过秘密渠道送给党的***《****》和《挺进报》使用。这也就有了后来的《挺进报》事件等故事……
在与敌人的周旋和斗争中，胡其芬还巧妙地利用合法的新闻工作进行公开的宣传工作。当时重庆的《新民报》和《新民晚报》是颇有影响的两张民办报纸，有地下党员和一些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在里面工作。为了冲破国民党的***，只有直接抄收外国通讯社的英文电讯，才有可能向民众透露一点国民党中央社不肯报道的消息。于是外文很棒的胡其芬还每天都要挤出些时间为这两张报纸翻译一些英文电讯稿，一直坚持到她被捕为止。胡其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和条件，坚持不懈地进行着战斗，她的革命热情与斗争精神，如火焰一般浓烈。
1947年10月，根据南方局指示，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同时改组了重庆市委。市委委员李维嘉（老黎）与胡其芬接上了组织关系。3个月后，重庆市委决定成立妇委，由胡其芬、李玉钿、林琼3人组成，胡其芬为书记。这时，基督教女青年会任用了一位外籍干事，借故裁员，胡其芬不得不另谋一份公开职业。经市委同意，胡其芬由刘国鋕介绍到他的亲戚、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的公馆作家庭英语教师。叛徒出卖了刘国鋕，也造成了胡其芬的意外被捕。
女员胡其芬就这样掉入了杀人魔窟里，开始了她人生中最后的一年零七个月的特殊战斗生涯……
又一个“****”重犯落到自己手里，徐远举当时很是兴奋了一阵，因为他掰了一下手指：重庆市委的几位负责人除了许建业和几个没有抓到的以外，差不多该“投诚”的和该抓到的都在他手里。一个“装斯文”“装教徒”的小女子就这么“不听话”？跟打交道多年了，徐远举知道了一些“规律”：凡在内职务越高的人越容易“做交易”，反倒那些没什么职务的、家庭普通的或者是穷人出身的反倒都是些“死党”。因此，像胡其芬这样见过大世面、又懂西洋文化的人一定是“识时务者”。
“软硬兼施，以软为主，该硬则硬，一硬到底”，这是徐远举对付有文化的人的一套手段。胡其芬被押来审讯时，徐远举采取的便是这一套做法。但胡其芬的表现让徐远举还是很意外和吃惊。软的根本不行，于是就对她来硬的。所谓硬的，就是上刑，上毒刑。
“已经到这个份上了，你还有什么可扛着的？”特务们使出种种刑具，却仍撬不开她嘴里的一个“****”的词来。“刘国鋕是****分子，你是他介绍到何家的，你就跟他没有一点关系？”
无论特务们如何反反复复责问上面这类问题，胡其芬还是那句话：“他是，我就一定是了？笑话，你爹是贼，你就一定也是贼？”
特务们气得不知如何是好，能发泄的只能是将胡其芬又一顿毒打。
徐远举亲自上手了，他冷笑着问：“何公馆有人告发，你和刘国鋕经常密谈到深夜，两个人在屋子里嘀嘀咕咕的，你敢说没关系？”
不想，胡其芬毫无顾忌地反问他：“这青年男女的私事，难道也犯法吗？你没有讨过老婆？那你肯定断子绝孙了！”徐远举碰了一鼻子灰，又找不到合理的茬，只好丢下一句狠话：“那就让她跟刘国鋕享受一样的待遇吧！”
特务们便把手铐脚镣给胡其芬戴上……
这样胡其芬和差不多同一时间被捕的曾紫霞、李惠明等女同志作为刘国鋕的“同案犯”，被转押到渣滓洞监狱，关在楼上第六室。这时的刘国鋕被关在楼下第七室。
狱中，她才正式用了“胡其芬”这个名字。入狱后，具有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胡其芬，立即设法与刘国鋕取得联系，并将在敌人面前制造他俩是恋人的假象告诉了刘国鋕，好让刘国鋕这位“花花公子”作掩护。用假象麻痹敌人，这是革命斗争的手段之一。
到渣滓洞监狱后，特务们并没有放弃对胡其芬的继续审讯。第一次，难友们见她从容不迫地去了，又若无其事地回来，俨然像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特务们只能对她摇头。第二次，特务头子徐远举又亲自出马。这次他手头拿到一张署名“刘仲逸”（即叛徒刘国定）证明胡其芬是员的字条。可胡其芬还是一副清教徒式的一问三不知，就是不承认自己是员。徐远举觉得如此一个文弱的女子，怎么会在老虎凳、狼牙棒等刑具面前面不改色、心不多跳？他觉得这是对他这位特务头子权威的挑衅，于是就疯狂地吼道：“你的上级把你交出来了，他是市委书记，你在他手下工作，他说你是****，你还有什么不承认自己是的理由？”任凭大小特务怎样的狂叫恶打，胡其芬始终不紧不慢地回答他们：“我没有什么上级，只是何公馆的家庭教师……”
“你承认了有什么不好？你们的市委书记刘国定承认了，当了官，过上了好日子。你痛痛快快承认了也有好处，你愿意干什么都可以，我们马上放你出去。”徐远举换了一个口气，道。
胡其芬依然冷冷地：“我不知道什么刘国定，只知道自己不是。”
“啪！啪！”徐远举勃然大怒，重重地打了胡其芬两个耳光。旁边的特务们一旁兴奋地助威着、嚎叫着。
胡其芬嘴角流血，昏倒在地。特务又趁机踢她、打她，用冷水浇醒她，再让她招供。
“我就是家庭教师胡其芬，其他什么都不是。”胡其芬愤怒地面对敌人，镇静地回答。徐远举和特务们在这样的女员面前只能泄气。
胡其芬所在的渣滓洞监狱内的“囚犯”，大都是因1947年“六·一”事件和1948年4月因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刘国定和冉益智叛变事件而被捕的员和革命人士，敌人视为要犯，看管特别严密。然而，革命者自有对付敌人的办法，他们在被禁锢的牢房里依然能通过秘密渠道暗中联系，互相通气。胡其芬入狱后，很快就同难友们联系上了，特别是和早先入狱的许建业等人建立了联系。同时她以基督教徒的灰色面貌为掩护，积极开展另一种更加特殊的革命活动。
原豫丰纱厂的工人党员牛小吾回忆说：“我于1948年4月初被捕，关在渣滓洞监狱，不久胡其芬就来了，我们同一牢室。隔壁关着许建业同志一人，重镣重铐，专门有一个特务班长看守，不准他放风，也不准我们接近。一天放风，特务班长离开了，我没走，找许建业同志讲几句话。许坐在门口，我靠在门边，他告诉我任达哉带人在茶馆里抓了他，又说他已告诉胡其芬让她把难友们组织起来。这是许建业同志亲口对我说的，所以我一直认为胡其芬是渣滓洞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事实上，胡其芬确实也照许建业的嘱咐在监狱内进行了各种地下组织活动。她是事实上的监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
张坤壁（狱中名张秀真）回忆说：“我在雅安被捕后于5月底或6月初转押到渣滓洞监狱。当天下午，胡其芬给我介绍了周围环境、情况，还传给我一张字条。这是胡春浦同志给我的，主要问我被捕的情况，叫回条，她传给男牢室转交胡春浦。……在放风时，胡春浦告诉我，胡其芬是可以信赖的，有事都可以和她商量。我从进狱到1949年1月出狱，从始至终，她给我很多帮助。”
胡其芬入狱后，注意观察环境，分析周围的人，包括监狱的看守人员。好像一个有经验的老兵，在陷入敌人重围的情况下寻找冲出包围圈的突破口。她要打通一条与外面联系的秘密通道。她看见被捕入狱的同志天天增加，知道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她相信党的组织一定还在山城坚持战斗，必须找到可靠的关系同党组织取得联系。反动派倒行逆施，不得人心，不满的人到处都有，敌人的营垒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因此总可以找到一条缝隙。她很快了解到同室难友周香泉通过监狱的医官刘石人找到堂兄的事。
周香泉来女牢最早，她怀孕在身，入狱后呕吐厉害，不思饮食。刘石人从医学观点考虑到孕妇的需要，又考虑到将来分娩怎么办，就利用看病拿药的机会在药包内包了一节铅笔，问她重庆有无亲人。周香泉第二次看病时写了回条，说她丈夫有个堂兄在南岸内二警工作，未见过面，希望帮她联系。第二天，刘石人到南岸找到了她的堂兄。不久，周香泉便收到了她堂兄送来的营养食品。胡其芬根据这个情况分析：刘石人敢于违反特务的禁令，冒着极大的风险为*带信出狱，至少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善良人，于是她决心进行试探。
刘石人是天津人，作过童工，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军医班学习，受过抗日反蒋思想的熏陶，是一个有爱国心的军医。因为受排挤一度失业，抗战胜利后随着事业军官登记，编入军官总队，分配到“西南行营”检诊所工作。渣滓洞监狱成立分诊所，他被派来当医官。他没有参加特务组织，所以他对待“*”的态度与其他特务明显不同。
胡其芬在看病的时候，塞给刘石人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医官，听难友说你是好人，难友们需要你帮助的地方很多，尤其我这病人，请接受我代表难友向你表示感谢！”刘石人悄悄将字条收了起来。看完病发药时，她又塞给刘石人第二张字条：“医官，不要怕！”刘石人迅速收起字条，没有声张。
几天后，胡其芬又进一步进行试探。看病时，请刘石人带一张字条到陆军医院交给大姐胡永芬，要家里带点日用品和药物。刘石人把信带给了胡其芬的大姐胡永芬，刘石人本人也见到了胡其芬的父母。胡家对刘石人十分感激，拜托他多加关照监狱中的胡其芬。刘石人把胡永芬写的回条和托带的物品带进狱中，借看病的机会悄悄给了胡其芬。这条和狱外联系的秘密渠道就是这样打通的，胡其芬以“吉祥”名字写给狱外地下党的信就是通过这个刘石人传出去的。
监狱的情况非常复杂，当时外面监狱里的*送日用品给是受限制的，带信和书报更是绝对不准许的。刘石人这条渠道打通后，男女牢房找他带信的人逐渐多了起来。胡其芬发现这个情况后十分重视，经与狱中党员骨干研究后，她又给刘石人写了一张字条：“医官，大家的条子太多了，你穿着军装，不当去的地方你去了，这样对你太不利，对我们也很危险，因为我们只有你这一条路子向外联系，今后我们由几个可靠的人与你联系，集中转交来往的条子，你说好吗？”事后刘石人也确实这样做了。
胡其芬是个具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的同志，为了避免暴露，她在一段时间后，改由张坤壁代替她与刘石人联系。张坤壁患肺结核病，看病拿药的机会多，即使同医官刘石人接触多一些也不易被敌人怀疑。因此这条秘密联络渠道一直隐蔽得很好，直到最后时刻也未被特务发觉。
胡其芬通过刘石人送信是十分慎重的，先是送到家里，仅限于带些生活用品之类，以后是经七星岗文通书局转吴锦再转给济民妇产科医院。经过多次考察，确认刘石人可靠，才开始让他将信直接送到济民医院的朱宝粹院长手里，然后送给重庆妇委的傅淑华。一天夜晚，难友们对值班的看守说，胡其芬病了，快请医官来看病。刘石人果真来了，女员李玉钿站在牢房门口故意高声向他说：“大胡心脏病发了，快来看看！”刘石人一边应着一边走到胡其芬床前，这时胡其芬迅速塞给他一张字条，低声说：“这里有人受刑不过，咬上了外面几个朋友，请你明早把字条送出去，让他们躲避一下。”刘石人收下字条，草草“看完病”就走了。
第二天清早，刘石人将信送到七星岗文通书局。吴锦收到信，按信中的嘱咐请济民医院的张肖瑜大夫去重庆大学找一位同学，通知重庆大学“六一社”社员赶快转移，使去重庆大学捕人的特务扑了一个空。
监狱的看守中有一个叫黄茂才的青年，出身农家，江竹筠、曾紫霞和胡其芬都对他进行了争取教育，黄茂才终于被争取过来。通过他送信给重庆大学的况蜀华，从而又开辟了另外一条与地下党组织联系的秘密渠道。解放后重新做人的黄茂才回忆起那段经历时一直还记得胡其芬等同志在监狱里对他的教育和帮助。他说：“胡其芬肯说话，她见到我总喜欢拉扯几句。看起来东一句、西一句，随便摆谈，其实都是启发我，教育我。我慢慢明白了一些道理。淮海战役后，我给他们带进了报纸，胡其芬对我说：国民党肯定要垮台，重庆肯定要解放，你是青年，跟着走，为人民做了好事，将来也会欢迎你的。我原来的落后反动思想渐渐转变了，愿意为她们做点事。”
心中有信仰，再艰苦卓绝的环境里真正的人也仍然充满乐观心态。胡其芬就是这样的人。对她这样的人，监狱只能禁锢她的身体，却禁锢不了她的精神和思想。阴暗潮湿的牢房里，条件十分差，可胡其芬从来没有因此产生过悲观情绪，相反她总是在同志们面前时常哼哼歌，做些小玩艺活跃气氛。她自制过一把团扇（作为烈士在狱中的唯一遗物，保存在歌乐山烈士陵园），在扇面上题写了“清风徐来”四个字，同室女囚友们总轮换着拿这把扇子鼓励自己对敌斗争。
在残酷的监狱里，有时一些年轻同志尤其是年轻的女同志没有经历过敌人的残暴行径，很难一下经得起这种特殊斗争的考验。胡其芬被关进渣滓洞监狱不久，就有意识地组织女牢的难友进行辅导性的学习。首先是理想和信仰的学习。她和女牢的同志有一个共同的口号：“活着干，死了算，活着出去还要干！”所谓干，就是干革命。她和江竹筠、李青林等女党员骨干组织女难友们一起学文化、学政治，用革命理论武装头脑，收到很好效果。
胡其芬喜欢唱歌，她把教难友们唱歌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一如她过去在抗日宣传中教唱救亡歌曲一样，她教难友们唱各式各样的歌：有战斗的歌，有抒情的歌，特别是解放区和苏联的歌曲，更为难友们喜爱。其中一首《青年近卫军》的歌成为监狱里最流行的歌之一：
我们迎着曙光前进，
战斗的同志们！
敌人就要崩溃，
胜利就要来临。
快武装起来团结紧！
劳动者青年一条心，
我们是无产阶级青年近卫军！
高唱着这样的战斗歌曲，难友们的斗争意志在内心更加坚定，也对胜利更加充满信心。
对新入狱的难友，特别是缺少斗争经验的年轻同志，胡其芬总是满腔热情地关心她们，帮助她们认清形势、安定情绪，教她们如何对付敌人，如何对付刑讯。比如进步女青年张坤壁在被押到渣滓洞监狱时，胡其芬就告诉她，这里要进行复审，一般不用大刑，即使弄到“二处”去用大刑也不要怕，熬过去就没有什么了。还同她谈气节问题，告诉她，哪些行为是背叛革命，是叛徒。这些话对张坤壁非常管用，使她在特务审讯前便有了思想准备。特务提她去复审时，心里就比较镇定。当特务先叫张坤壁看老虎凳、刑架、皮鞭等刑具，企图吓唬一通时，张镇静自若地对付了过去，没有暴露党的任何机密，后来也一直挺住了敌人的种种威胁和刑拷。
在“11·27”大屠杀中幸运脱险的盛国玉，是因为丈夫被捕而牵连入狱的。胡其芬和难友们对盛国玉热情帮助，使其终身难忘。她曾这样回忆说：“她们对我像亲姐妹一样，关心我，安慰我，照顾我，使我不感觉孤独害怕。大胡（其芬）经常讲狱中斗争的情况。她说：李二（青林）被敌人的老虎凳折断了一条腿，但是她仍然愉快地生活，学习，参加斗争。江姐受刑那么重，但她根本不害怕。惨无人道的刑具征服不了革命者坚强的意志。她告诉我，以后法官来审讯时，胆子放大些不要怕。我们是为了人民的解放而不幸被捕的，不是罪犯，在敌人面前要理直气壮。现在我们坐牢，每天只有两顿饭，洗冷水，但是这样的日子不会太长的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由于大胡对我的启发帮助，我有了信心和勇气，觉得监狱并没有什么可怕。”
监狱里的斗争是复杂的，需要随机应变，注意策略，既要坚持原则又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1948年秋，监狱里来了一个“感训员”白佐生，对*进行所谓“思想攻心”。这家伙出了不少坏点子，其中一个主意便是出一份《新生壁报》，企图拉一些不坚定的分子下水，写所谓的“悔过”、“反省”之类文章来软化和动摇难友们。如何与之斗争呢？“我有办法。”胡其芬在党员骨干讨论时，说道，我是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我来写文章。后来她果真写了一篇题为《纪念耶稣》的文章。文章说：耶稣被叛徒犹大出卖，钉在十字架上，为自己的信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死得慷慨从容。耶稣那种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文章结尾写道：“主啊，请你考验我吧！”难友们放风时看到这篇带有宗教色彩的文章，一眼就明白其中的含意，而且和自己的境遇联系起来，精神上受到鼓舞。敌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费尽心机搞的这个壁报反而被*所利用，只好作罢了。
原新四军战士龙光章由于长期的监狱折磨，全身浮肿，病情严重。胡其芬向医官刘石人建议开出病危证明，要求送往陆军医院医治。经过刘石人的多次争取，特务看守所长被迫同意。胡其芬写信给在陆军医院担任内科副主任的大姐永芬，要求她尽力挽救这位难友的生命。在胡其芬的关照下，龙光章的病情终于好转，但是特务不等他痊愈就迫不及待地将他押回监狱。回狱之后，龙光章病情恶化，不久，病逝狱中。难友们为了抗议特务对龙光章的迫害，要求在狱中开追悼会，为此发动了绝食斗争。胡其芬抱病和难友们一起绝食三日，终于迫使特务看守所长不得不允许召开追悼会。这天胡其芬和女牢的难友们一个一个戴上小白花，表示对战友的沉痛哀悼。这是一次胜利的斗争，显示了团结的力量，组织的力量。
胡其芬想通过医官刘石人营救一些难友出狱。她问刘石人，能不能多开一些疾病证明，争取使一些患病的难友得到保释出外就医的机会。刘石人考虑之后便给一些难友填写严重疾病的病历，以备特务核查，然后，开出保外就医的证明。虽然特务没有全部同意，但其中一些案情较轻的同志，在1949年和谈期间，在外面配合营救下，终于获得释放。
监狱的条件十分恶劣，终日不见阳光，伙食粗劣不堪，许多难友严重营养不良，全身浮肿，有的患了痢疾、肺结核、心脏病。胡其芬入狱后也患了严重的心脏病，经常胸闷，气紧，心绞痛，身体日趋衰弱。但她对自己的病并不介意，依然以火样的热情关心和帮助有困难的难友。她把家里的经济民妇产科医院的同志们给她送来的药品、奶粉、鱼肝油丸等等，分送给有病的难友。左绍英生了孩子，缺奶，她把自己的奶粉送给了婴儿，虽然她当时的身体也迫切需要营养。她还把自己穿的绒线衫拆了，给婴儿编织衣服。她时常抱着婴儿站在风门口，哼着温柔的曲调。在这个诞生于苦难中的革命后代身上，她寄托着对未来的希望，给孩子取了个苏联女革命者的名字“卓娅”。她哪里想到，这个未满周岁的婴儿也会惨死在特务的机枪下呢！
胡其芬以亲身经历写了员在监狱和法庭进行斗争的剧本。她用竹签当笔，伏在床上写呀写呀，写了厚厚一本草稿。这不是一般的剧本，而是真实的记录，是向党的汇报，可惜竟没有一页保存下来。
胡其芬在黑牢里战斗了590多个漫长的日日夜夜，她始终是一团火，熊熊地燃烧着……她的行动和充满机智的组织能力，使得革命者在黑暗的监狱里依然充满朝气和信心。
1949年11月27日深夜，当胡其芬和监狱同志们正在与外面的地下党组织准备大营救的实施计划时，敌人的大屠杀提前开始了——当特务们以转移为名，将两间女牢的13名*押到男牢楼下第八室时，守在牢房风门口察看外面动静的胡其芬，见一群敌军涌进放风坝、架起几挺机枪对准牢房。她立即意识到这是最后的时刻了，故拿出全部力量和感情，奋臂高呼起“中国万岁”的口号。她的口号带动和惊醒了所有难友们，于是整个监狱立即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口号声，那声音震撼了巍峨的歌乐山……
“胡南”——胡其芬牺牲的消息，传到了首都北京中南海。传到了人民政府总理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长久地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之中，“小胡是个好同志。”人民总理深深地对天长叹一声后，叫来秘书，交代秘书一定要安排好烈士父亲胡彦博的工作，聘请胡彦博为轻工部专员，以表党对烈士的崇高敬意。这里面也有“户主”对“家庭人员”胡其芬烈士的一份深切的爱。
男人被抓进监狱，上刑、恐吓，甚至假枪毙，真枪杀，一道道生死考验、无数个寂寞孤独的长夜和饥饿、疾病无人问津等想象不到的种种困难与折磨，在这样的环境里能坚持下来的就是英雄好汉。其实从人性的角度看，那些不能坚持下来的也属于正常范畴。生命只有一次，人的身体是血肉之躯，谁不怕疼？谁不怕死？谁没有七情六欲？谁没有儿女情长？
从第二章我们剖析的几种叛徒他们背叛革命和的行径的全过程看，也基本上都是属于或经不起皮肉之苦，或念儿女情长，或贪生求荣，或惧怕一死。而特务徐远举能够在这些人面前频频得手成功，用的招术也差不多靠这类“好汉不吃眼前亏”的种种“规劝”来实现“软化”目的的。
女人也是人，通常意义上，女人的玉身要比男性弱和柔，俗话说：女人的身子是水做的，女人的性格似柔水一般。可是为什么女人在敌人面前竟然表现得那么坚强和勇敢？为什么那么不怕死，那么经得起重刑拷打，那么经得起寂寞和折磨？这是一个令笔者十分好奇和值得深究的问题……
同样是人，按理说，在毒刑面前，女人更容易扛不住，可“红岩”里的女人则比男人更扛得住，而且确实个个扛住了。这是为什么？笔者经过对“红岩故事”里的各种人物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是：
首先是女人的忠贞程度要比男人高。
这里所说的忠贞，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爱情忠贞，而是大爱之忠贞，大爱包括了对民族、对国家，尤其是对党和组织及同志的那种崇高之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信仰所产生的忠诚与爱。从已知的历史史实中我们知道，当时在敌人监狱里受刑最重最多的当算李青林、胡其芬、杨汉秀、邓惠中、江竹筠（后两位女英雄在后文另述）等女员，这些人之所以能够经受得起敌人最严酷的迫害，是因为她们对和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充满了信仰的力量，任何反动力量都不可能对这样的人的信仰产生丝毫的动摇，即使在死的考验面前，她们也会表现出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慨。
其次是女人对建立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比较严肃认真，一旦建立将牢不可破。
入党为了什么？入了党应该遵守和坚守什么？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认真对待与严肃履行的。然而现实生活中，有些员在入党时就没有很好解决或者就根本没有把为什么入党、入党后如何履行党员的责任与使命放在心上，更有一些人从一开始就是入党动机不纯，他们就是为了升官发财或为获得更多的利益才加入组织的。那么没有解决好为什么入党的人和入党后应该履行什么样的责任与使命的人，在和平时期他们还有可能做到一般意义的“积极”、“肯干”、甚至“能干”，也还可能成为“先进”和取得某些领导及同志们的好评而成为了党的骨干与领导者。但一旦组织和个人的环境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个人的前途有可能毁灭时，尤其是在生死考验面前，他们再也不能继续服从党的事业需要，容易出现背叛组织、出卖同志的行径。刘国定、冉益智等叛徒就属于这类人。女人一旦建立自己的人生观后，就不太容易轻易改变，她们很容易认“死理”，对革命异常坚定。比如叛徒李文祥，也算是一位当了10年县委书记的“老同志”了，他在坐了8个月监狱之后“忍受不了”才又当了叛徒，监狱地下党组织在分析他的变节过程后这样指出：“事实上，他虽是十年以上的党员，但并没有好好的学习过，或者在工作中严格地锻炼自己，他一直记得自己是当过县委书记的，有十年以上的党龄，而且苦了这样多年，一点享受和报酬都没有，结果还要被捕，真是太不值得了……李的恋爱观点也有问题，把妻子作为从属于自己的，没有独立人格的。那种封建的，嫁鸡随鸡，嫁犬随犬的男性中心思想，就是从他的思想见解——人生观里产生出来的，这种封建、落后、自私的观念，是没有可能和‘革命思想结合的’。这种思想的不纯，就是李文祥之所以叛变的本质上的原因。”相比之下，女性人的思想境界要纯洁得多，就像她们对待爱情一样，一旦许嫁给某一个人后，她们会忠贞到底。杨汉秀烈士的同事曾这样回忆道，烈士生前经常对她这样说：“一个人的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事到临头，倘若有一天我们失去了自由，那我们就应准备为真理而死吧！这就是一个员的高尚追求……”她们这样说，也这样履行自己的誓言。常言道，女人一般不发誓，一旦发誓，誓死不变。男人则容易变，当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善变，那些入党动机不纯、对革命事业本来就缺少热情和真诚的人，才容易背叛组织和出卖同志。
第三，女人比男人重感情、讲面子，所以不容易当叛徒。
在白公馆和渣滓洞前后关押的23名“女囚”中，她们多数是与被捕的“男囚”有各种关系，多数是因自己的男人牵进案中才被捕的，或者是因为同自己的男人一起从事革命工作而被捕入狱的。这些女同志对男人的信任和依赖性很强，她们认定自己的男人是英雄好汉，是坚定的革命者，她们对自己男人的那份爱有时超越了对革命信仰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或者说因为她们所爱的男人的信仰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才使她们也对革命事业和产生了忠诚。知识分子出身的女青年曾紫霞便是这样的典型女性。她在与恋人刘国鋕的恋爱过程中，对恋人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与理想追求有了从了解到同样热爱的思想转变，之后她跟随恋人出生入死进行《挺进报》宣传与其他党的地下工作。当她和恋人双双被捕后，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一个过去家庭生活条件比较优越和年轻美貌的女性，她在残酷的监狱生活中要经受考验实不容易。然而刘国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和监狱中的表现让她感到无比自豪和荣耀，在监狱里，有一个真实的情节同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就在刘国鋕屡遭敌人的毒刑和折磨后，仍每天在放风时间里要见一见自己的恋人，而且当女牢放风时，他这位痴情的小伙子总是站立在牢门口一直望着他的恋人曾紫霞，时而向她微笑，时而偷偷说上几句话。有一次，他竟然高唱起了一支革命同志都非常熟悉的俄罗斯革命歌曲：
感受不自由，
莫大痛苦。
你光荣的生命，
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
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英勇，
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这歌声让恋人曾紫霞激动万分，一是她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恋人竟然有那么好的嗓子，那声音是那么的浑厚、高昂、动听，同时又显示了刘国鋕决心同敌人作殊死斗争的决心。“小曾，你也唱首！”有女难友用胳膊捅捅曾紫霞，怂恿道。曾紫霞本来就泼辣，立即来了情绪，竟当着敌人看守的面，拉开嗓门就对唱起来：
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
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
他是个真情汉子从不玩虚假，
这才值得人牵挂——
就说他是个穷人也罢，
有钱岂买得着情无价。
就说他是个犯人也罢，
是为什么？
他才去背犯人的枷。
他是这样的爱得深、爱得真、爱得大，
他和祖国的命运不分家。
他爱朝阳、爱月夜、爱冰雪天地、爱春花，
更爱黑龙江上天边一抹红霞。
我爱他那一份傻呵，
更爱他跨着如飞的白马，
越过高山，
越过水，
闯入森林，
闯入青纱，
咬定仇人不放他。
我——
但愿和他是一对，
但愿他是我的情人，
我爱他，
我爱他……
这首《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的歌，如激情澎湃的夏日甘霖，不仅滋润了恋人刘国鋕的心，也把整个监狱的难友们的心田荡漾了起来，那份革命爱情的美酒，让所有男女难友们顿时沉浸在无限幸福之中，并且化作任何空洞的口号所不能代替的力量。
有一阶段，敌人为了瓦解我革命同志间的关系，放风说刘国鋕叛变了，也有人把刘国定的叛变误传为是刘国鋕叛变了，这个时候是对曾紫霞这样年轻女同志的极大考验。但是曾紫霞凭借着她对恋人的了解，认为像刘国鋕这样的人不可能背叛革命和出卖同志，为了支持和鼓励自己的恋人坚定革命意志，她用自己在女囚室跟李青林等大姐刚刚学会的绣花手艺，特意亲手给刘国鋕制作了一只绣花枕头。曾紫霞后来谈起此事时仍充满炽热的感情，她说：“以前我没干过绣花的活，我觉得那手工太细、太复杂学不了，但后来有一件十分意外的事居然使李青林硬是亲自教我绣了一个枕头，这是我一生绣的唯一一个枕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我未婚夫刘国鋕从白公馆提到渣滓洞审讯时，他曾要求把我提到办公室同他见一面，可敌人用苛刻的条件为难他，使他不得不放弃同我会见的希望。这件事女牢的几个难友都知道，李青林也知道，她考虑了很久，向我提出让我绣个枕头给刘国鋕，安慰他，鼓励他，因为当时不可能写信，但送一个枕头去却是可能的。我开始感到李青林的建议不能实现，第一没有布，第二要我绣根本不行，但李青林亲自筹划、亲自手把手地教我将它绣出来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枕头呢？布是我的一条长裤改的，李青林设计把裤子的那条缝放在枕头的三分之一处，接缝处抽了几股纱锁成胡椒眼花，使接缝显不出来。她设计的花是：一面用红线绣两颗红心，一支箭穿着两颗心，象征我和国鋕的心是爱神之箭穿着的；另一面用蓝线（代替绿线）绣一颗挺拔的松树，盼他像青松一样坚强。这枕头两面的花都是用的挑花，花绣在三分之一那一边，十分高雅、别致。当枕头还没有作完时，李磊制造的刘国鋕已出狱的谣言就在渣滓洞传开，我现在记得那样清楚，我绣这枕头时简直是用整个心在绣的，我觉得只要国鋕收到我的枕头，他就不会动摇，他会感到有一颗热爱着他的心！没有多久，刘国鋕又从白公馆提到渣滓洞审讯，他的到来粉碎了李磊的谎言，使女牢的人都放心了。我把枕头交给被我们争取了的看守黄茂才，要他设法转给刘国鋕，黄茂才在狱中告诉我已交给国鋕……后来我被家人保释出狱，刘国鋕要罗广斌如能再见到我时一定告诉我：‘好好选择自己的道路，继续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走革命的路’。这成了他的遗言，它鼓励了我后半辈子的人生道路。”
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女人太不易了。她们一方面要直接面对和经受敌人强迫给予的重刑与生死考验及监狱的艰难困苦条件，另一方面还有承受自己的男人所作所为而带给她们的一切，包括荣誉与尊严，当然或有耻辱与毁誉。前者当然是荣耀和自豪，而后者就让这些女性无法接受，然而她们还必须面对和经受这些特殊考验。
比如，皮晓云和牛小吾两位女青年是同乡、同学、同时走到城市工作、同在豫丰纱厂当工人，又在1948年4月6日同时同地被捕和同日被关到渣滓洞女牢，因此她俩被渣滓洞许多男犯称为最铁的“牛皮”，既取其姓又带有坚韧的表彰之意。被审讯时，特务把她们亲笔写的自传摊开要其承认员的身份，她们曾十分不解，为何自传竟落入敌人之手？当她们被关到渣滓洞楼上六室女牢时，一眼就认出了楼上五室的许建业，并很快同他联系上了。许建业向她们说出自传情况和被捕原因，主要是因为他许建业被捕后，轻信了敌特看守陈远德的允诺，结果敌特们在许建业住处搜出了机密文件、工人自传。“我后悔，害了你们，也害了许多同志。”许建业为自己的失误悔恨不已，曾三次碰壁自杀未遂。“牛皮”二姑娘知道这些情况后，没有为自己的被捕而对许建业有丝毫的怨恨，谁能没有失误呢？虽然这失误带来了不小的损失，但许建业在敌人面前表现出的英勇不屈精神，他整天被敌人戴上了几十斤重的手铐脚镣，还仍然在秘密组织监狱里的员与敌人作斗争的表现及关心、爱护同志，使“牛皮”两人深深地爱戴这个重庆市委工委书记和她们的革命引路人。可许建业这么好的党的领导和师长怎么会被捕的呢？许建业告诉牛、皮二人：“我在茶馆里看到任达哉来了，身后有特务，我以为他是应付一下，就起身到厕所，可是任达哉追来了，我被捕了，是他出卖了我。”这话对皮晓云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连好友牛小吾对此都有点发懵了。原来，牛、皮在中央印制厂工作时就认识了任达哉，是他介绍她俩入了党。可就是这样的人，竟然出卖了许建业，这已经足以使两个姑娘震惊，而更使人震惊的是，皮晓云后来告诉牛小吾：她早已和任达哉恋爱，并且快要结婚。“啊，你，你们……他现在可是最坏最坏的叛徒啊！”牛小吾一听，便急出一身汗来。她太知道自己的好友皮晓云了：22岁的皮晓云把自己最纯真的爱奉献给了这么一个男人，一个一直在她心目中是理想的支持者、事业的好伙伴。正是因为这个男人，她才有了对事业的美好向往，才不怕敌人的残酷与黑暗势力，他是她心目中一切美好的化身。这样的男人怎么会变成卑鄙无耻、出卖同志的恶魔呢？皮晓云的心阵阵绞痛，一连几天倒在牢房里不吃不喝，而且不跟别人说话。她痛苦不堪，同时也不想在自己的同志面前丢这个脸。作为好友牛小吾想帮助她，于是通过特殊机会，给一度关在渣滓洞的任达哉写了一张纸条，质问他“你为什么要出卖许建业？老许往厕所里躲去了，你为什么还要追上去？”任达哉的回答是：“受刑不过，没办法。”一切都明了了，仅有的一丝幻想也破灭了，皮晓云无法忍受！她恨，她恨自己怎么长了一对不辨真假的眼睛！她感到屈辱，怎么竟爱上了一个叛徒！渣滓洞本是阴森黑暗的地方，而今皮晓云觉得难友们看她的眼神也是那么又冷又寒，年轻姑娘怎能经得住如此痛苦的熬煎？她病倒了，经过多方设法她被送到沙坪坝沙磁医院去抢救。数日后，当皮晓云回到渣滓洞女牢时，她原本红润的脸色消失了，眼神变得呆滞了，难友们不忍多看她一眼。当许建业于1948年7月22日被公开枪杀后，皮晓云更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整夜睁着眼不睡觉，同室的难友们为她难过得落泪。一年后的7月22日，渣滓洞停止一切文娱活动，沉重地悼念许建业牺牲一周年。皮晓云大哭了一场，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老许呵，如果不是任达哉叛变，你不会被捕的！你不会牺牲的呵……”皮晓云后来精神失常了，特务觉得她已经没有什么可利用价值，便经一番周折后被保释了。男人是叛徒，这一耻辱像铁的烙印一样永远地打在这位年轻的姑娘心头，她唯一坚持的是当特务想利用她精神失常而供出同志或让其“自新”时，她悲愤而坚定地回答：“我不会当叛徒！”
女牢中还有个女性经历的痛苦比皮晓云更痛苦和难言。她一来到渣滓洞就和李青林、江竹筠、曾紫霞等同住在渣滓洞监狱的楼上六室。她叫熊咏辉，是县委书记、有十多年党龄的“老革命”李文祥的妻子。1948年5月中旬，特务们把许建业、刘国鋕等提出渣滓洞转押白公馆时，她丈夫李文祥也在里边。开始，当难友们听说她丈夫是李文祥时，觉得她也非常了不起，因为李文祥资格老，初入监狱时表现也很坚强，受刑不屈。熊咏辉与丈夫是同时入狱的，两人感情也较深。每次与丈夫见面时，其丈夫在她面前总是问寒问暖，非常关心，而且总是对着她痛哭，言他“对不起她”，让她受苦了等等。她感到有这样的丈夫很光荣，甚至内心一直认为，有这样的丈夫，即使与他一起死在监狱里也是值得的。可万万没有料到，1948年12月，监狱里传出她丈夫李文祥成了可耻的叛徒，而且还裸地当了特务分子，专门破坏党组织，出卖了一批革命同志。监狱里的同志都对李文祥的叛变感到不可思议，已经熬过了敌人8个多月的折磨，怎么还会变节叛变呢？后来进一步证实了李文祥确实当了叛徒，消息证实后，女牢的难友们甚至是男牢的许多同志都参与了帮助熊咏辉的工作，她也经过了从不相信到不得不相信的十分痛苦的过程，最后熊咏辉写了一封给男牢的公开信，大意是：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他已经叛变，我就和他一刀两断，是真是假今后难友们看我的表现。她的态度赢得了难友们的同情、支持、赞扬和鼓励，男牢的信件、纸条向她传来。她感到无比的温暖，她增添了战胜苦痛的无限的勇气和力量。她的脸恢复了白里透红的美丽。在没有别的指望下，熊咏辉同女牢的伙伴们共同生活着，只等解放军解放重庆时重见天日。然而，另一件令她更无法接受的事又传来了——叛徒丈夫李文祥扬言和多次上监狱来，说要把她接出渣滓洞！熊咏辉的脸上顿时又布满了愁云，她成了叛徒的妻子，想划清界线、继续坐牢都办不到啊，这真是要命的事！她真的有些挺不住了，那份耻辱令她生不如死。这时，狱中的党组织和同志们则耐心地对她做思想工作，劝告她：“出去一个是一个！哪能因为他留在牢房？只要自己坚定，什么情况下也能继续革命。”“出去吧！出去总有活动的余地，有机会就离开他跑得远远的！”熊咏辉哭了，哭得死去活来，她向难友说：“我往哪里躲，往哪里跑？我能去的地方他都知道呀！”这倒是一个难友们不曾想到的事。突然，有一定社会关系的曾紫霞对她说：“我有个可靠朋友不在重庆，这样就可以躲过李文祥的纠缠，你找她。”并且悄悄把朋友的地址告诉了熊咏辉。就这样，熊咏辉才离开了渣滓洞。可是后来获释的曾紫霞出狱后找到那个朋友，发现熊咏辉根本没有去那里。解放后李文祥被人民政府镇压了，熊咏辉仍下落不明，实际上也没有人再去打听她的情况了。十年动乱期间，曾紫霞从外查内调的工作组人员那里了解到熊咏辉的地址。当曾紫霞怀着极大的热忱设法再见到昔日同牢难友时，才知道对方已经有了新的丈夫，并且生活还算不错，可昔日同牢难友谈话怎么也不投机了。当曾紫霞问熊咏辉当年为什么不去找她的朋友时，熊说“我已经是那样的处境了，我怎能、怎敢再去牵连任何一个人？”这句话让曾紫霞听后内心产生极大震撼：可不是，一个女人，当她得知自己深爱的、共同生活了相当长时间的男人成了公众都憎恨的叛徒和反动特务时，她还有何脸面去面对这个世界呢？女人的这份内心痛苦又有谁能真正理解呢？
第四，女人与女人在一起更能形成坚不可摧的力量。
不知是老天有意折磨女人还是革命加在女人身上的考验就这么难？在监狱那样的条件下，正常的人也需要闯过一道道难关才可以顽强活下来，很难想象要在监狱里生儿育女的女人是如何度过。想象不到吧？在渣滓洞的女牢里，十个“女犯”人，竟然在半年之内要承担两个“女犯”的生产和抚育两个婴儿的重担！
这是真实的故事。
其中一个孩子是《红岩》小说里曾经提到的“监狱之花”。她的母亲叫左绍英，是一位坚强的员。
左绍英，四川合川县滩子口人，这位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的女同志，母亲早年病亡，小时候的左绍英常寄居干妈处，后当了纺织工人，是位老实本分的普通妇女，在当纺织工人时，与王璞结婚。其丈夫又名石果，湖南人，是党的“七大代表”。抗战初期，王璞曾任湖南邵阳中心县委书记。抗战后，受党中央委派，到川康区工作，1946年转入川东区工作，任“川东地下党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曾一度兼任重庆市委书记。1948年，为了迎接重庆解放，左绍英的丈夫王璞亲自下乡，在武胜县华蓥山一带领导武装起义，威震敌胆，名声显赫。1948年9月间，武装起义的队伍中发生了一次意外事故，王璞不幸光荣牺牲。当时，起义部队被敌人重重包围，战友们突围时，没有来得及掩埋好王璞的尸首，追赶而上的敌人便丧心病狂地将他的头割下来，即日挂在旗杆上，悬头示众，并贴出布告，威胁群众谁敢收员的尸体，跟走，就枪毙谁。后来是一位老贫农不顾敌人的恫吓，冒着生命危险，把王璞的尸首偷偷取下来，分埋在好几个地方。左绍英在认识王璞之前就是工厂的进步群众，于1939年1月加入中国。1943年她与当时任川东特委书记的王璞结婚后，便担任川东特委重庆市地下交通工作。1948年9月由于重庆市委负责人的叛变，左绍英此时已有七个月的身孕，组织上决定让她撤出重庆，回到合川老家。最后还是被特务抓捕。当时她并不知道丈夫在何处，只知道他在乡下带领队伍在组织艰苦的武装起义。左绍英押到渣滓洞时，已经挺着肚子了。听说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武装队伍领导人石果（王璞在武装斗争中曾用的名字）的妻子，一心想消灭华蓥山游击队的特务头子徐远举顿时大喜，指派叛徒和特务多次审讯左绍英，让她说出丈夫石果及革命武装队伍的行迹。左绍英外表看起来像个中年家庭妇女，实际上是位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员，面对敌人的拷问，她佯装成什么都不懂的家庭妇女，一问三不知，还不停拍拍肚子，说自己是个快要生娃儿的女人，你们怎么没有起码的同情心嘛！敌人拿她没有办法。最后石果牺牲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监狱，特务们也不再管她了。可是面对这样一位临产的女员，又知道她怀的是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石果）的遗腹子，男女牢房都暗暗地惊动了，并且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行动起来，准备度过监狱中最难的一关——女人在监狱生孩子，前所未有啊！虽然狱中组织发动难友向敌方提出强烈要求，允许左绍英到医院生产，可特务们根本不理会。“一定要让孩子安全地生下来，才能对得起王璞烈士！同时还必须保证左大姐的生命安全！”这是狱中党组织和女牢房员共同的心声和要求。在左绍英快要生产的那些日子里，渣滓洞监狱里也格外热闹起来，虽然表面上看不出监狱里有什么特别的动静，其实此时的男女牢房内都异常紧张，有兴奋的，有担心的，男牢的同志们已经开始发起各室送礼物慰问的热潮，没有礼的，可以写信、写诗前去慰问。除了送礼和慰问外，男牢的难友们最热闹的一个话题是：要给即将出世的孩子起个好名字。有同志说：在苦难中，在炼狱里出生的孩子，不管是男孩或女孩都给他取名叫“狱生”吧！另一个同志马上说：“在新中国诞生之前生的孩子，给他取名‘新生’吧！”可似乎这两个名字并没有得到大伙的认同，诗人艾文萱灵机一动，说：“有了！你们听听：天快亮，新中国将成立，婴儿又是在黎明之前生的，不如给他取一个单名，‘晗’字，‘晗’的含意是天将明。”“好，这个名字好，有深意，有文采。”但是男牢的同志并不知道，左绍英其实怀的是女娃儿！
关于生孩子的事，其实男人们是帮不了什么忙的。一切都得由女人们来完成。不过，临产前的那个早晨，当女难友们一睁眼，便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原来，此时在她们的牢房门口，竟然已经堆了很大的一堆礼物了：有从同志们身上刚脱下来带有体温的绒衣，有从被窝里抽出来热烘烘的毛毯，也有做尿片垫的旧衬衫，有崭新的毛巾，有完整的罐头，也有用了多半还剩下小半筒的奶粉，还有草纸，一小瓶白糖，两角钱的狱中“代用卷”，小纸包的十几颗鱼肝油精丸……经过数小时的痛苦而紧张的“联合作战”——在女囚们的手忙脚乱和左绍英自己的配合下，“监狱之花”顺利出世——男狱友们起的名字只好被搁置，最后用上了女牢房的人早已起好的名字——“卓娅”（乳名“娅娅”）。当时革命者十分敬仰苏联，苏联小说和实际生活中无数英雄的名字为他们所爱用，左绍英当然笑笑默认了。
监狱里生孩子不易，要养活孩子其实更不易，这给女人们增添了更多、更复杂的困难。敌人也没有放松利用这些条件来威胁女人。特务头目徐远举就曾借此敲榨左绍英，要她在“自新”和孩子两者之间选择其一。不屈不挠的左绍英决不因此向敌人屈服。当孩子出世成为事实后，如何养活娃儿又成了另一桩大事。与左绍英同一室禁囚长达近一年的曾紫霞后来回忆说：“……娅娅虽然顺利地来到人间，可并不等于她可以健康地活下来。为了她的生存，女牢里曾陷入紧张的局面，并且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左绍英虽然很坚强，但情绪没有办法好，情绪不好奶汁就少，加上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营养极差，当然奶汁就更少，在那时狱外有关系的人可以设法送点东西到二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由二处转到渣滓洞来，这种东西不定时而且少得可怜，左绍英生产时进行了长久的储备把生产应付下来，可要维持下去就十分困难了。一切支援的东西吃光了，左绍英奶水没有了，娃儿饿得直叫唤……这局面真使人揪心，开水不能使左绍英奶水增长，开水不能让娃儿吃饱，可就连开水也得一次又一次地‘乞讨’！女犯们把每餐饭菜中可挤出的水和营养物全都主动地送到左绍英和娅娅面前。女犯们凝视着左绍英，而左绍英的泪滴进了碗里……”
小娅娅这朵“监狱之花”曾经让其母亲和整个女牢花费了全部努力和心血，她在黑暗和苦难中成长着。也因为有了她的存在和成长，使得沉闷的监狱有了许多生机和欢乐。可是，凶残而无人性的敌人在大屠杀时连这样无辜的小生命都不放过。1949年11月27日那个夜晚，刽子手们的机枪向监狱内无情地扫射。当时左绍英抱着小娅娅躲在门后，开始并没有被雨点一般的子弹射中，可才1岁多的小娅娅哪经得住这等场面，她被吓得哇哇大哭。她的哭声让刽子手们获得了寻找残杀的过瘾的目标——罪恶的一串子弹射向赤手空拳、毫无抵抗力的左绍英母女……娘儿俩即刻倒在血如河流的地上，睁着四目，悲怆而愤怒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
监狱之花的妈妈，
伫立在铁栏窗下：
闪动着慈祥的眼珠，
凝眸着战友们亲吻她的娃娃。
同志们称她“监狱之花”的妈妈，
她不是丹娘，也不是苏菲娅，
她呀！《夏伯阳》的女枪手，
《第四十一》的马柳特迦。
她，受过敌人残酷的刑讯，挨过特务无情的鞭打，
她昂首挺胸，紧咬着牙！
让无知的敌人在颤栗中嚎叫吧。
这首难友们生前献给左绍英的题为《她，监狱之花的妈妈》之诗，高度赞美了一个女员的伟大而坚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其情其景仿佛让我们历历在目。
其实在渣滓洞女牢里，还有一个很少为人知道的女人生孩子的事。此人名彭灿碧，也是位烈士。彭灿碧是我党的一位女优秀党员。她是四川合川县人，1918年出生在一个封建家庭里，其生母早死，父亲病残，幼年时曾就读于白沙镇毓秀女子学校。毕业后，后母与其父亲逼与王姓子弟成婚，王系浪荡子，彭自己则在金子小学教书时加入了中国，入党介绍人是刘石泉。1948年，金子乡的党组织暴露后，彭灿碧便回到娘家，组织发动农民武装。8月，起义军被敌包围，经激战突围后，彭灿碧与部队失掉联系，又回到娘家。不料被敌人发现被捕。被捕后，敌人对其无数次残酷刑讯，其实彭灿碧那时已有身孕，只是孕早期而已，所以敌人没有发现。后来肚子慢慢大了，敌人觉得可以借此威胁和逼她“自新”，彭在敌人的审讯室里，挺着大肚子，平静而又慷慨地说：“真正的员是不可能改变信仰的，如果你们一定认为可能改变我的信仰，那么除非杀掉我们娘儿俩！”特务们觉得对付不了这样的女“****”，只好又将其投入监狱。
不当叛徒的女囚，如何在监狱里完成生产孩子，这对她本人和女牢房的难友们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如果说左绍英生产的艰难主要在产后对孩子哺乳，那么彭灿碧的生产却一开始就让大家高度紧张。因为彭灿碧是31岁的高龄产妇，有经验的女人从各种迹象判断她很有可能难产。怎么办？男人们也许不会想得到一个难产的女人的命运是什么样，或者不会知道一个女人在难产时所要经历的那种感受，然而同为女人的女囚室的女难友们则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她们特别特别的担心即将要面临的这一比特务老虎凳更严酷的考验。为此，她们团结起来，千方百计地与敌方进行交涉，以求把彭灿碧送出狱生产。然而敌看守所的特务们根本不予理睬。眼看彭灿碧就要临产了，无可奈何中的女牢中难友简直手忙脚乱，个个心慌意乱，她们知道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呵！母子平安必须平安！这是她们的共同心愿！可如何保证母子平安呢？她们又似乎谁都想不出招术来……只有听天由命了，但绝对不能让老天作主！临产那天，十几个女难友没有一个合眼，她们围坐在彭灿碧身边，年轻的姑娘们只能哭泣，年长一些的则在轻轻叹气。“哎呀——”“哎呀——”，产妇彭灿碧的一声声痛苦的挣扎，揪着女囚们的心。李青林、江竹筠、邓惠中等大姐此刻再一次成了大家的中心力量，这力量既有女人那种天生的慈爱力量，更有人忠贞不屈的大爱力量。一小时、两小时……经过两天一夜漫长而绝望般的折腾，也许是老天爷的庇佑，31岁的彭灿碧竟然把孩子生下来了，而且母女都活着，这简直是奇迹！“就叫她苏菲娅吧，让她像个英雄一样活着……”。彭灿碧搂着婴儿，感激地对女难友们说。“苏菲娅！好！”“又一个娅娅出世了！”女囚室里一片欢笑声、哭泣声——那是幸福和胜利的哭泣声！这胜利来之不易，来自于全女牢室的团结携手，共同意志。这是只有在人中间才能实现的胜利！它并不比一场与敌人面对面殊死搏斗的伟大战役逊色！
女牢里的女人们，经历了这样的战斗，怎么可能再被敌人的恐吓和老虎凳等毒刑所吓倒而当叛徒呢？
这就是女人与男人的差别。这就是“红岩故事”里的女人为什么没有出叛徒的缘故吧！
发生在重庆那两座“人间地狱”里的女人和女革命者的传奇故事还有很多，这里挑几个大家熟悉但并不是小说里所描述的那些女烈士们的故事，及其另外几位鲜为人知，但事迹更英勇悲壮而伟大的女性，在此一并献给读者们。
关于“双枪老太婆”
《红岩》小说里有一个“双枪老太婆”。那是个没有进监狱的华蓥山游击队队长形象。其实，真正的“双枪老太婆”也是渣滓洞的一位被敌人屠杀致死的革命烈士。她的名字叫邓惠中。“老太婆”牺牲时只有49岁。
1950年春，刚刚解放的重庆，到处是翻身的市民们和解放军在一起为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得满目疮痍的山城进行精心的医治与重建的景象。这一天，一位身着威严军装的中年人来到渣滓洞，他向依然散发着焦灰味的监狱囚室献上了一束鲜花，然后默默地三鞠躬……
凄风苦雨山河破，
共求光明两手分。
中年双双入****，
保国何惜献我头。
学年未满缵母绩，
闯关赴难不迟疑。
长江吹起进军号，
四川百姓着战袍。
这位军人在现场默咏了这首《吊难妻烈士》。后来知道，这位军人名叫邓福谦，他的妻子就是在“11﹒27”大屠杀中遇难的烈士邓惠中。邓福谦同时吊唁的还有他的儿子，与母亲邓惠中同时牺牲在渣滓洞的邓诚……
真实的邓惠中，与小说中的“双枪老太婆”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大差异。她生前的一位女战友的纪念文章中这样描绘邓惠中：
……我亲自听见，听见那笑声，那充满了热情与内容的笑声，这笑声让敌人在发抖——“你这匪徒！你这两脚兽，你除把我们的弄成肉酱外，你还有什么办法？哼哈！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政治生命，已成长壮大了，将扬眉吐气于世界！”——惠中同志，我听见您响亮的笑了！我瞧见了您那豪侠的风度，刚毅的意志，对敌人威武不屈的精神。在很短的日子里，曾因工作关系认识了您，您有着和蔼爽直的面貌，有着待人谦和的高贵情感。您亲热的口吻中叙述着您的私生活，您的一对双生宝宝，当时约有七岁样子，是那样可爱，可他们在你培养教育下，就当了宣传工作的小英雄，打起金钱板来，神气逼真、生龙活虎地跳跃在我们的队伍中间，令我欣赏和羡慕不已。您告诉我，您的先生是如何到陕北，与他如何结的婚，在形式上虽然脱不了封建意味，但您们有了孩子以后的感情仍然深厚炽烈，精神上那么富有！您有领导的天才，您帮助了无数的农民，为他们解决了多少不平的事，在现实生活中去帮助了他们。您的散文投登各县报馆表现人民生活疾苦，讲述您如何适应着旧的家庭生活。抗日的时候，您为出征军人家属讲话，争取优待权利，替他们写信，同时又宣传抗战的意义，您动员了无数的农民，组织了他们。人们亲切地称呼您为“邓二姑婆”。您吸收了不少的同志，您办了一所私立小学，您救济了不少的贫苦儿童，在生活上教育他们进步。您常爱写诗，以此形式而改造环境！——天亮的前夕您竟牺牲了，死在这蒋匪特务们的手里，他们恨不得把您整个家都要铲草除根，连您的孩子都不肯放手，您那可爱的孩子也与您一起遭害……这血债如何算得清！
一位在“11·27”大屠杀中脱险的老同志则用另一种口吻评说邓惠中：邓惠中（女），老太婆，小脚，身体不好，老党员，丈夫在解放区，儿子和她一道被捕，受过刑，在狱中表现好。在****一带作匪运，对当地武装起义很有贡献。
朱光璧，邓惠中的地下党上级领导和直接的单线联系人。他对邓惠中是这样介绍的：
邓惠中是在1938年加入中国。她入党后，经常在外地任教和深入农村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根据我所了解，凡是她任教的学校和工作过的地区，师生与农民对她的印象很好。她平时生活艰苦，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特别是同广大农民和农村妇女打得拢来，没有架子，很亲近人，很多人都亲切地称呼她叫“老大姐”。她对工作认真负责，从不马虎，虽然她是一个过去缠过脚的女同志，年龄又比较大了，但为了工作，不辞辛劳，常常步行三四十里外去做群众工作，从不叫一声苦。邓惠中同志对党的工作，一贯积极。在她的直接培养教育下，介绍七八个妇女先后加入中国。她对党忠诚，为人正派。对任何同志都是热情关怀，特别是对上级领导同志既尽力保护其安全，更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真正是大公无私，真忱相待。她对自己的子女，既要求严格，又善于循循诱导。她的两个儿子，为了党的事业，一个流尽了自己的热血；一个在工作台中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而去世。两个儿子后来都光荣地成为了烈士。她女儿叫邓叶芸，在她被捕的前一天被敌人抓去，后来转移到合川集中营，由于平时接受她母亲的革命气节教育，因而被捕后，尽管敌人用竹棍子夹在她的手指缝里（当时只不过十四五岁）使劲往一起挤，手指就好像断了似的，痛得她钻心，但邓叶芸始终坚贞不屈，一心想着决不能让叔叔孃孃遭殃，决不能让他（她）们受罪；一心想着叔叔孃孃这样好的人，这样的正直无私，就更加坚强，更加痛恨敌人。
邓惠中同志在1948年8月5日被捕后，据从各方面的了解，她的表现是很好的。在岳池的敌人审讯她时，曾劝她“自新”，她狠狠地打了岳池县一个罪名昭著的特务头子曹茀知（1952年11月27日被我政府公审枪决）的耳光，从而她受了一顿苦刑，并被押出敌人的法庭把她捆绑在一个钉牢了的凳子上，任何亲人都不让见面。邓惠中同志被捕后，敌人对她曾进行了多次刑讯。当她还在岳池监狱时的一个早上，敌人把她的女儿邓叶芸押到伪衙门里的一个审讯室里，邓惠中同志也早被押到这个审讯室内，女儿见到妈妈瘦得皮包骨头的样子，禁不住痛哭起来，邓惠中同志既英勇又慈祥的对她说：“叶芸，你不要哭，抬起头来，还是听听我的口供吧。”当即有一个国民党的法官拿起一张纸就念起来，其中，除了问邓惠中同志的姓名、年龄等外，又问邓是不是员？邓答：“是。”问：“上级是谁？”邓答：“不告诉你。”又问：“穿的什么衣服？”邓鄙视地看了他一眼说：“穿一件蓝衣服。”还问：“彭华秋、周淑瑞是不是党员？”答：“不是。是群众。”随即敌人决定将邓惠中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并提出要把邓叶芸也从岳池带走。当时邓惠中同志说：“她太小，让她留下吧！”当天，敌人押着邓惠中、邓诚和其他一些同志到了渣滓洞监狱。
总之，邓惠中同志被捕入狱以后，我所知道的凡是她所熟悉的人没有一个被牵连。说明邓惠中同志不但对自己的子女进行革命气节教育，而她自己也完全以身作则。再拿我来说，邓惠中同志明明知道我是她的上级领导，而且到过我住的地方两次；还有，在我们第九工委作掩护机关和联络工作的邓淑华同志，是她在岳池亲自接受入党的一个同志；另外1942年下半年她在南充青居小学任教时，与袁崇校、袁纯洁等是同一个支部，但所有上述关系，都没有任何一个受过牵连和影响……
一个缠脚的旧式妇女，能够成为一名中国党员，这本身就是已经有些传奇了，可邓惠中则不然，她还是个使刀弄枪、令敌人闻声丧胆的“双枪老太婆”，则更传奇了。关于邓惠中的传说，在民间有多种版本，这里选择几个她与枪的故事：
“假枪真用”：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妈妈的邓惠中参加革命后，做梦都想得到一支枪，但就是没有机会。她便学儿童们的办法，用竹子做了一支假枪，学瞄准射击。学校内每当童子军用棒当枪操练时，她也跟着学操练枪上肩、枪放下、卧射、跪射、立射等动作。为了熟练枪法，她还经常秘密地在家后门外的巷道里练习。她练枪法时，关上后门，叫大儿子和二儿子在前门外放哨。如有人来，便用早已约定的暗号告知她，好立即停止。
“得到枪和学用枪”：1948年以后，上级党委派她去指导岳西地下党支部工作时，支部给了她一支手枪，她喜出望外，爱不释手。以后，上级党书记蔡衣渠同志又发了一支手枪给她。她一段时间有了两支枪，这就是“双枪老太婆”称号的由来，其实邓惠中那时还不到50岁。可在那个时候的乡村，50岁的女人算是老太婆了，加上她邓惠中已经有二儿一女，何况大儿子也有人给说媳妇了，有人叫她“老太婆”，邓惠中本人并不在意，后来她使着双枪也在外人面前说“我这个双枪老太婆”如何如何，“双枪老太婆”就这样出名了。当然，更出名的是她带领游击队一次次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的故事。
再说，邓惠中得了这两支枪后，无比高兴。她抓住一切机会练习使用，首先是明了枪的性能，再练习上子弹，下子弹，然后练习如何携带身上而不暴露。特别是如何做到百发百中、弹无虚发。
“设计巧借枪”：离开战只有四五天时间了，直属支部游击队小队又增添了十多名战士，尚差十多条枪，怎么办呢？邓惠中找党支书商量有无办法。支书说：形势逼人啰，我们现在也顾不得什么亲戚家族了，这里有几家财主（地主）有家枪，或许能从他们那里借枪？有个财主对游击队的“借”枪很生气，邓惠中等“借”枪还未出门，他就在后面嘀咕说，明天就到乡公所报告你们抢枪的事。邓惠中听后折身对那老财主笑道，告诉你，这枪是你们家的，可现在已经到了我们手里，但我们一未向你打枪，二未破门而入，三未伤害你家人，你说我们是抢枪，谁能说得清？依我看，你不报则罢，真要去报了，恐怕反而替你自己找麻烦，那乡公所几个爷儿们还不趁机敲你一把才怪！这老财主一想邓惠中讲得有道理，只好把舌头一伸，好像吃了一根苦瓜似的，低头轻声道：“还是你双枪老太婆厉害！”
“双枪老太婆”的传奇可多得很。有人说她走路疾步如飞，可邓惠中其实是缠小脚的女人，只是参加革命后她把裹脚布撕了，双脚开始成了“解放脚”，为了保持行军时方便和快捷，她走路总让人感觉是一跳一跳的，所以当地百姓中传说“双枪老太婆”又有“飞毛腿”之称。
这么个女游击队队长，她在自家的孩子眼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下面是她女儿邓叶芸的回忆：
我妈妈原名张惠中，本是一个农村姑娘。结婚后，在爸爸的支持下进四川岳池县女子师范学校学习。报名时，她怀着对员的爸爸的钦佩和深情，干脆改名叫邓惠中。我爸爸邓福谦，是个小学教员，1938年为了抗日救国，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从重庆去延安。妈妈送走爸爸之后，勇敢地承担起了抚养和教育三个孩子的重担。因为爸爸走的时候，为了凑路费卖掉了仅有的一点家产，妈妈只好靠教书来维持全家的生活，日子过得十分艰苦。1939年，妈妈光荣地加入中国，秘密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那时我只有六岁，我的两个孪生哥哥才11岁。为了发动农民参加抗日斗争，妈妈把哥哥邓永义、邓诚放在家里，托姥姥照管，带着我到了农村。她在乡村一边当教师，一边为党的工作奔走于穷乡僻壤之间。由于经常住山间的破庙，山水沿着石墙渗下来，屋里非常潮湿，不久，妈妈身上就长满了疥疮，一直到她被捕入狱也没好。
妈妈在乡下工作了四五年，后来工作紧张，把我也送回了家，姥姥去世后，我们三个孩子只好独立生活，饱一顿，饿一顿，每当我们看见别的孩子穿得干干净净背着书包上学，心里非常羡慕。我们的妈妈只有过年才回来住几天。记得有一次，妈妈捎信叫大哥去取生活费，约定在半路上某个小店门前见面。我们兄妹三个头天晚上就睡不好觉，想妈妈也许会顺便捎点好吃的东西来，高兴极了。第二天一清早，大哥就起来上路，我们在家里等呀，太阳都落山了，才把大哥盼回来。原来大哥在约定的地方一直等到下午，还不见妈妈的影子，眼看太阳偏西了，肚子也饿得受不了，才无精打采地回来。我们一听说没看见妈妈，失望得哭做一团。
我们三个无娘管的孩子生活极其困难，身体一天天瘦下去。邻居看到我常常怜悯地说：“这孩子的脖子都像磨盘芯了，她妈妈为什么不回城教书？”我想妈妈，但也不理解妈妈为什么竟忍心扔下我们到山沟里去教书。有一次，妈妈回家，我终于憋不住问她为什么不照看我们。妈妈说：“我也想你们！但是，现在有成千上万的孩子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生活，为了救他们，也为了你们以后能过上幸福的日子，我只好暂时扔下你们，你们要谅解妈妈。”听了这番话，我更加敬爱妈妈了。
……
（1948年）8月2日晚上，妈妈化装回来，说二哥被捕了，教我们有人问时应如何对答。八点多钟，外面有人敲门，说是清查户口。妈妈从后门逃出，我去开门，冲进来十几个持枪的国民党匪兵。他们搜查了一阵，没有发现妈妈，就把大哥、张淑珍（二哥的未婚妻）和我投入了监牢。
入狱的第二天晚上，两个国民党匪兵传我去审讯。他们用枪顶着我的后背，经过黑森森的小道，走到县衙门后面的参议院里。一进门，就听到一阵惨叫声。这分明是妈妈的声音啊！我拼命往里冲，一只大手把我抓住推到了旁边的一间屋子里。过了一会儿才让我进去，在走廊里，迎面碰见我二哥，他一瘸一拐地从我身旁走过，眼睛里射出愤怒的光芒。等我走进屋子，看见了妈妈。两个审讯官对我用了刑，问我家里来过什么人，但终于问不出什么情况，其中一个把枪往桌子上一摔，说：“拉下去，和他妈妈、哥哥一起枪毙！”我心想既然我们全家遭了殃，能和妈妈、哥死在一起也就很好了。没想到匪兵没有枪毙我，又把我押回了监狱。
几天以后的一个上午，两个宪兵把我带进县衙门。一抬眼，我看见了日夜思念的妈妈。她坐在长桌子旁边，头发白了许多，清瘦的脸上一双有神的眼睛紧盯着我。我跑到她身边，紧紧地依偎着她，想起那天晚上妈妈的惨叫声，我哭了。妈妈用手抚摸着我的背，轻轻地说：“芸儿，不要哭，抬起头来！”旁边一个穿便衣的家伙说：“你妈妈就要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你跟不跟她去？”我在狱中听人说，敌人所谓的转移，常常是秘密处决。就在我一楞神的工夫，只听见妈妈抢着说：“她是个孩子，不懂得什么，不必了吧。”然后，敌人把我带出来了，妈妈还想说点什么，刚一开口，就被宪兵一把推到一边，那宪兵还恶狠狠地说：“不许说话！”我目送着妈妈被押走了。
在这生离死别的关头，我哭成一团，竟没有能再看妈妈和二哥一眼。但是，我心里暗暗唤着自己的名字：“叶芸呀叶芸，你要为妈妈、二哥报仇！”当天下午，一个管监狱的兵悄悄地送来一张条子，是妈妈写的，她叫我好好生活，照顾好张淑珍。
从此以后，我就再没有见到我的妈妈，1949年7月，形势越来越紧张，国民党见情况不妙，把我们押送到合川集中营。11月，家乡解放了，我从牢笼中飞出来。国家是我们人民的了！天空显得这样碧蓝而深远，大地变得这样美丽和宽广，我从未感到过如此自由和幸福，日夜盼望着妈妈和二哥回来。有一天晚上，我梦见妈妈，二哥喜气洋洋地回来了，我狂喜地大叫一声，就醒了。看看黑漆漆、空荡的屋子，眼泪止不住淌出来。大哥被我哭醒了，但他装着睡熟的样子。第二天，他赶快把我送到乡下二姑家。二姑家和表姐妹们想尽了办法逗我高兴，但是，我实在惦记妈妈和二哥，偷偷地跑回了家，这才知道，妈妈和二哥已被敌人杀害了……
敌人抓到“双枪老太婆”邓惠中，简直疯一样的高兴，因为这等于是他们继“捣毁”《挺进报》后，又“粉碎”华蓥山游击队的一个重大“胜利”。故一抓到邓惠中，敌特机关就上下全都动了起来，动用一切力量企图让这位传奇的女游击队队长在他们的面前服输。但是他们想错了。当第一次受审时，邓惠中除了承认自己带暴动游击队打过地主老财主外，其他什么也没有承认，尤其是没有承认自己是。第二次又提邓，当邓惠中仍不承认是员时，敌特分子就叫了一个名叫陈永福的半瞎子和一个姓贺的学生出来作证。邓惠中一见这两个叛徒就大骂了陈永福等人一通，后来茀知之要她交出的负责人和其他的党员，邓惠中冷冷一笑，答复了曹：我的负责人就是有名的、朱德同志，你这个毛虫狗官敢不敢去见嘛？曹说你交代岳池县的****就行。邓马上摇头说，岳池县的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不会向你说的，这是我们人的规矩和习惯。曹茀知又问：岳池县有多少员？邓说：多得很！不但岳池多，而且目前世界上几乎有一半国家都有，尤其是苏联，全是。中国已解放了的三分之二的土地上也全是人！你要我帮你介绍认识他们，你敢去那里吗？邓惠中接着就大骂曹茀知：你这一个毛虫狗官不干为人民求解放的好事，专门干坏事，你想把搞垮整绝，你是白日做梦！告诉你，中国不久就要全部解放，你好事不干，坏事作尽，看你今后如向交代！曹气急败坏道：你竟敢威胁到我头上来了！便指挥手下对邓惠中动刑。这时，几个差使把邓架到了后堂，把邓的一对大手指拇钉在板凳上，又将身子绑在铁桩上用麻绳捆了起来。然而用麻绳做的鞭子抽打邓，逼她交代。邓仍然不屈，并大骂曹是民族的败类，法西斯的走狗。见邓不招，反而骂他，曹茀知火冒三丈，又叫手下加刑，用削尖了的竹签子直接往邓的手指甲里边打进去，邓惠中的十指立即鲜血直流，昏死过去……后来曹茀知又用****穿等十分下流的毒刑想让邓惠中“招供”，其结果招来邓惠中更猛烈的臭骂，根本得不到一句像样的话。最后曹茀知见硬的不行，又将邓惠中的儿女全都逮捕来了，跟邓惠中讲条件：如果你交出其他员来，全家就可以一齐放了，如果死心踏地不交代，就杀你全家。邓惠中不愧是“双枪老太婆”，她根本不吃这一套，反而又大骂曹茀知，说她和她全家人都不怕死，怕死的只有你们这些反动狗官！你若杀了我，将来自有人要杀你，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你记好这句话！曹茀知不得不摇头罢休，并对同事说：他跟班站堂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厉害的女人！不久，国民党伪中央来令说，凡是捉到真正的员，本地不能关押，一律送重庆渣滓洞监狱，就这样，邓惠中和她的二儿子邓诚被押解到了渣滓洞……
到重庆的这所“人间地狱”的牢房后，一听说是“双枪老太婆”来了，渣滓洞监狱难友们欢欣鼓舞，都想目睹一下女英雄的风采。不过，据后来脱险的同志讲，当他们见过邓惠中后，都说：原来“老太婆”并不老，而且人也看上去很普通的一个妇女，只是有些人高马大，但她是裹过小脚的，走路姿势有些独特。总之在同志们的眼里，邓惠中只是个平实的老大姐而已。
在敌人的监狱里，邓惠中时时处处以老大姐的身份，在女牢房内积极发挥作用，特别是对那些身体虚弱的年轻同志，时常帮助和关照她们。别看邓惠中年岁比较大，但她也很活跃。狱中组织的“春节联欢”会上，她提着竹筒，扭着有些笨拙的身姿跟着大伙儿扭秧歌，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9年11月27日夜晚的那场大屠杀中，邓惠中和她的儿子邓诚，同一时间被残暴的敌人用机枪扫射而牺牲。“双枪老太婆”邓惠中，牺牲时其实也只有49岁。一个女人的这个年龄，如果在今天的话，仍然是娇艳和风采照人的年龄，然而在革命斗争时代，49岁竟成“老太婆”了。革命者的牺牲常常是多方面的。
关于“江姐”——江竹筠的故事
1943年，年仅23岁的员江竹筠接到一项令她十分为难为却必须去完成的任务——与市委第一委员彭咏梧假扮“夫妻”。也许别的女性会提出种种理由向组织推掉这样的任务，然而组织观念极强的江竹筠，在经过考虑后接受了这项工作。接受这项任务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也使这位女性日后成为了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人物，并载入中国的史册。
假扮夫妻，从事敌后革命工作，这是中国进行地下斗争时常用的一种工作手段。江竹筠与彭咏梧的“假夫妻”故事，还得追述到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运动，即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
那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央决定利用局势比较稳定的有利条件，进行整风运动。1942年2月，在延安党校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接着，在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4月3日，中央宣传部作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这以后，大规模的整风学习运动开始了。
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整风学习文件，并编印成册发给党员和进步人士学习。南方局分批调集所辖各地区地下党主要领导干部参加整风学习班。作为市委第一委员的彭咏梧来到红岩村参加了南方局举办的整风学习班。1943年5月，彭咏梧从南方局带回一份重要文件《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根据南方局的部署，决定在地下党组织中开展整风运动，要求每个党员秘密阅读整风文献，联系实际，写出思想、工作、生活总结。逐层转到彭咏梧手中，由他弄清每个人的情况，记入脑海，并提出问题与市委的其他同志研究解决，然后，再把这些材料销毁。
当时彭咏梧虽是中央信托局的中级职员，但因没有家眷，只能住在单身集体宿舍，十几个人住在一起，而彭咏梧手中，有七八十个党员的关系，这样的环境，很不利于领导整风学习。恰巧这时中信局刚修好职工宿舍，因此组织上决定给彭咏梧派一位女同志来协助工作，与他假扮夫妻，可借口有了家庭，分到一套住房，更好地开展工作。其实，这时的彭咏梧已经有了家室，并有一个近4岁的儿子。其妻子谭正伦正在老家云阳。彭咏梧1941年8月根据组织决定调到重庆，担任重庆市委第一委员。他到重庆不久，即经过组织同意，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叫她带上儿子到重庆来。但是，因当时儿子正在出麻疹，其妻举债在云阳办的一个家庭纺织作坊刚刚开张，所以妻子回信给丈夫，希望过段时间再到重庆团聚。谭正伦的回信，引起了市委同志的担心和警惕。当时重庆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形势极其险恶，特务四处搜捕地下党员，稍有不慎，即可能给组织造成很大破坏。如果特务截获了他的信件，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彭咏梧来重庆时，市委第二委员莫达在公开介绍彭咏梧时，说他是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又在北平银行当职员。当时莫达建议彭咏梧立即断绝与下川东的一切联络，包括与妻子的通信。莫达的建议得到了其他同志的赞同，并计划在适当的时候，派人将他的妻儿接到重庆。然而，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这一计划没有实施。
现在，需要有家庭作掩护时，彭咏梧提出是否把妻儿接来。考虑到彭咏梧的工作性质，他所做的每一件工作都涉及到地下党组织的核心机密，特别是整风期间，有大量的文字工作和联络工作需要处理，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根本不能起到帮助老彭工作的作用。尽管彭咏梧在云阳从事地下工作时，谭正伦也进行了大量的掩护工作，但毕竟她还不是党员，更不要说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因此同志们提出，能够掩护彭咏梧的，应该是稳健而有学识、能应付各种复杂环境、有斗争经验的党内的女同志。这些建议，无疑是很有道理的。彭咏梧本人对此虽感到无奈，但根据党的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他也只好面对现实。
在人选的问题上，市委经过讨论，选中了虽然年轻但却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江竹筠。
江竹筠，原名江竹君，1920年出生于四川自贡一个贫苦家庭，江竹筠是她被捕后用的名字。
8岁时，由于家乡的一场特大旱灾，江竹筠姐弟在母亲的带领下，从自贡乡下到重庆，投奔三舅李铭义。12岁时，她接受三舅的安排，进一所孤儿院小学读书。1936年秋，江竹筠小学毕业，考入南岸中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重庆南岸中学的抗日活动像全国各地一样迅速高涨。身材矮小、一向文静而不爱出风头的江竹筠也坐不住了。她和同学们组织歌咏队、宣传队，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演活报剧，唱救亡歌曲，贴标语。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战斗洗礼下，江竹筠迅速成长。1939年春天，江竹筠考入爱国科学家、教育家何鲁办的中国公学附属中学读高中，也就是在这年夏天，她加入中国，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涯。
1940年，中国公学附属中学停办，江竹筠转到中华职校学习会计专业，担任了该校及附近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主要是做青年学生的工作。1941年夏末，21岁的江竹筠离开中华职校后，被地下党组织安插到重庆妇女慰劳总会工作。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中央南方局按照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再次作出调整重庆地下党组织、紧缩党员数量的决定，有些党员暂时停止了组织生活，失掉了关系的党员也暂不恢复组织关系，让他们以个人身份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保持秘密的工作关系，只留下少数骨干单线联系一部分党员。江竹筠虽然参加了进步活动，但在斗争中她不突出个人，不太引人注意，因此她和她领导的组织始终未暴露。她也成了这少数骨干中的一个。1941年秋，江竹筠被川东特委指派担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单线联系沙坪坝一些高校的党员和新市区内的女党员。
对于这样一位年轻的女员，市委委员彭咏梧很容易了解其一切基本情况。江竹筠来到彭的身边，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算很自然的事。两人过去虽未曾谋面，但却似神交已久。之前，这对“假夫妻”一直同在一个城市从事地下工作。彭咏梧从云阳调到重庆任市委第一委员后，除全面负责市委工作外，还具体负责建立和领导重庆沙磁区、新市区一带的地下党组织和***。而江竹筠是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单线联系的党员正是在彭咏梧具体负责的这一地区，两个人的工作神秘地交叉着。江竹筠虽然没有直接与彭咏梧相识过，可她单线联系的直接领导——新市区区委书记魏兴学，就是彭咏梧的直接下级。
彭咏梧从魏兴学那里了解到的江竹筠，“虽年轻，却稳重、干练，把新市区的女党员联系得很成功……”。
“噢，新市区竟然有这样一位优秀的女同志，有机会我倒很想见一下。”彭咏梧对魏兴学曾这样说过。
现在竟然是组织上安排他们成为一对“假夫妻”了！第一次见面竟如此尴尬。
江竹筠和彭咏梧都是组织原则十分坚定的员，“为了革命工作需要，什么都可以舍去的”理念，在他俩身上似乎不用说一句话来作解释，一切都是多余的。但对从来没有恋爱经历的江竹筠来说，这“假”夫妻让她内心仍然极其不易接受：以后让我怎么再找对象呢？假如时间一长，我真的爱上了彭委员又怎么办呢？他可是个有家室的人哪——
不是没有顾虑，只是迫不及待领受任务的江竹筠改不掉“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必须坚决执行”的作风，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毅然地接受了这份特殊任务。江竹筠从此成了同志们和邻居眼里的“彭太太”……
刚开始，江竹筠很不习惯做“彭太太”。有人这么称呼她时，还以为不是叫她。这立即引起她的警觉：我是为革命来做“彭太太”的，一旦被人发现这是假象时，敌人不也就容易把老彭和重庆地下党组织连窝端了吗？“彭太太”不寒而栗。此后，江竹筠不再为自己不是“彭太太”而心愁了，她要做一个真正的“彭太太”。
工作不要命的彭咏梧，患有严重肺病，急需合理调配膳食，邻居们从此经常看到身材娇小的江竹筠每天清晨提着篮子上街买各种富有营养的菜，弄给自己的“男人”吃。每当彭咏梧工作到深夜，她就把煮好的莲米汤或银耳汤送到他的桌上。渐渐地，街坊们发现，原来脸色苍白的彭先生，现在脸色红润，每天进进出出，总是哼着愉快的小曲。邻居们还经常看到这对“夫妻”手挽手，有说有笑地一起出去散步。“真是一对恩爱小夫妻！”邻居们都这么说。江竹筠听了这样的话，脸上通红，她一面感到欣慰——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完成得不错，另一方面又羞愧无比：自己是不是真爱上了彭委员，不知他是不是也……
江竹筠已经开始深深地恋上这个“家”了：关起门，她能自由地阅读党的文件，不懂的地方可以随时得到“四哥”的指点——江竹筠在自己的亲戚和父母面前这样称呼彭委员。走出“家”门，她可以手挽手，跟着外表俊朗、谈吐优雅、经验丰富的“老彭”，去周旋各种风雨。日常里，“四哥”平易近人，他那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每一分关心和呵护，让从小缺少父爱的江竹筠怦然心动……
其实，在彭咏梧眼里，自从有了这位“娇妻”的协助，他工作起来轻松愉快，如鱼得水，得心应手，并且似乎又有了家的感觉。彭咏梧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依恋上了她。然而这种情绪一冒出，他的内心就腾升起一种深深的自责：结婚九载了，他亏欠自己妻子谭正伦太多了。“我不能啊！”一种痛苦在彭咏梧的心里挣扎着。
虽然这对假夫妻彼此都在压制着强烈的情感，但现实的生活环境，又在不断地催生着这份情感，使得这份情感犹如夏季的禾苗，任由狂风暴雨、乍寒乍暖，总在一个劲地窜长着……他们的彼此相爱令两人之间的距离，只剩下一层未被捅破的薄纸了。
一个意外的突发事件，改变了原有的一切：
1944年的春天，江竹筠同挚友何理立一道去《新华日报》营业部买苏联小说《虹》，从报社出来，就被特务跟踪了。她发现后，想了很多办法才甩掉了“尾巴”。党组织知道后，为了保障市委机关的安全，决定她俩先后转移到成都。江竹筠因此意外地离别了这个纯洁无瑕、温馨惬意而又充满戏剧色彩的“小家”。
到成都后，江竹筠根据组织安排，考入四川大学。她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繁忙的学习和火热的斗争中。然而，当她静下来，梳理着和彭咏梧的感情时，却发现这份情感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她明白自己人虽离去，却并不能就此扼断对“四哥”的这份已然生根萌芽但尚未破土的爱情。“我爱你——四哥！”无数个夜晚，无数个梦乡中，江竹筠默默地对着重庆的方向，心中这样呼喊着。她的心头，时常涌动起一种难以言状的酸楚。
“夫妻”分离，也让这边的彭咏梧产生了难以言说的失落感。他一下子从温暖的“家”回到了以前单身的日子里。每当像从前一样，忙完工作，匆匆赶回家的时候，才发现再没有以前那种温馨，一切依然，只是伊人已去。他本以为两人分离后，可以斩断他们之间的情丝，没想到却是抽刀断水水更流。
“竹，组织已经同意我们正式结婚了！”有一天，彭咏梧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江竹筠。“真的？那我可以回到你身边了？”江竹筠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成熟老练的“四哥”不会跟她开这种玩笑的。“可，你那边的家怎么办呢？”她立即想到了这件事。
“既然是组织上的安排，我们就不用操心了。”“四哥”这话，让江竹筠感激组织，心头却更多了一份内疚。
1945年暑假，江竹筠回到重庆，终于见到了分别半年的彭四哥，两人万分激动，百般恩爱。“蜜月”之后，江竹筠回到成都继续学习，同时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了****中去。这时，她获得了一份意外的礼物——她怀孕了。这让江竹筠激动不已，并通过好友立刻告诉了远在重庆的丈夫——彭“四哥”。
1946年春天，江竹筠要分娩了，可偏偏又是难产。手术前，江竹筠做出了大胆的决定，请求医生将剖腹手术和绝育手术同时做。“啥，你不是说胡话吧？”医生一听，就惊呆了。这样的事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碰到的事：生头胎就做绝育手术，只有一种可能，除非是夫妻关系不好。江竹筠的好友和同学也不能理解。然而江竹筠何尝不想多要几个孩子？可地下斗争那么残酷，她和老彭时刻处在生死边缘，她只能忍痛割爱！
半个月后，彭咏梧才闻讯匆匆赶来。得知妻子做了绝育手术，老彭虽难过，却能理解江竹筠的这一份决定。当时孩子还未取名，彭咏梧想了想，说：“孩子是云阳人，又出生在这风云变幻的年代，就叫彭云吧！”
彭咏梧不能久留，很快回了重庆。坐月子的江竹筠也坐不住了，烽火硝烟的***时刻都在吸引着她。1946年7月中旬，江竹筠带着出生才三个月的儿子彭云，从成都回到了重庆。根据组织决定，江竹筠的工作是协助彭咏梧负责搞好市委的宣传和****工作。现在，他们可以有个正式的家了。既为工作，也为三口之家，江竹筠以丈夫的名义，在大梁子青年会的三楼租了一套住房。
作为地下党的重要联络员，江竹筠本人也不宜单纯以家庭妇女作掩护，为了便于外出活动，她必须有个社会职业，于是在舅父的帮助下，她在舅父和冯玉祥合办的敬善中学做了兼职会计。从此，有了一个新家的江竹筠，又有了一个很好的社会职业做身份掩护。成了敬善中学挂名职员的她，不仅有了一定的收入，而且行动自由，秘密工作起来得心应手。为了更好地掩护身份，当她看到三舅李义铭思想倾向进步时，江竹筠主动捐弃了以前因政见不同而和舅父产生的隔阂，经常带着彭咏梧和小彭云造访与上层社会交往较密切的三舅家，让许多人都知道这个殷实富家有这样一门亲戚，李义铭很喜欢这位风度翩翩的甥婿。另一方面，作为有中信局职员公开身份的彭咏梧，也因工作需要，常不得不带着江竹筠去出席许多无聊的社会应酬，曾有一段时间，夫妻俩常在下午去“颐之时餐厅”的舞厅跳舞听歌。这一来，在人们的眼中，江竹筠和彭咏梧就是一对大方潇洒、爱玩会玩的年轻夫妇，谁也不知道他俩其实是地下党重庆市委里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共同的生活和秘密工作中相濡以沫，他们的感情也一天天深厚。但夫妻俩都在心底里牵挂着另外两个常令他们揪心的人——彭咏梧的原配妻子和其子彭炳忠。多年来没有一点音信，不知他们过得可好？
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彭咏梧却知道了谭正伦和大儿子炳忠的下落。
1946年11月7日晚上，公开的四川省委和地下重庆市委在重庆国泰电影院举办了一场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29周年的电影晚会。电影快开映时，彭咏梧正匆匆朝电影院走去，突然听到身边有人惊喜地轻唤了他一声：“邦哥！”彭咏梧惊诧地侧身一看，竟然是多年没见的谭正伦的弟弟谭竹安！
“竹安？是你？”亲人相见，欣喜万分，彭咏梧惊喜地一把揽住内弟竹安的肩膀。后来，彭咏梧很快从谭竹安那里知道了他的原配夫人和大儿子彭炳忠的情况。
“竹安，我对不起你姐……”
谭竹安许久没有说话。关于自己的姐夫又有了家这件事，在经过两年的苦苦寻找之后，谭竹安不久前已经从另一个地下党同志那里知道了。虽然谭竹安也为自己姐姐的命运抱不平，但他能够理解姐夫彭咏梧的所作所为。
与谭竹安见面的事，彭咏梧本想瞒住江竹筠，在情感上，他觉得已经对不住一个女人了，他不忍心再伤害另一个女人。更何况，现在斗争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他不愿在情感问题上过分耗费精力而影响工作。但细心的江竹筠仍然察觉了，她真挚地对丈夫说：“四哥，我了解你的心情，我和你一样，对幺姐都怀着歉疚。你对幺姐感情的执著，恰恰证明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不仅丝毫不影响我对你的感情，反而更加深了我对你的爱。我不是一个妒妇，在必要的时候，我愿意把你还给幺姐。你放心和竹安来往吧。这几年，他们够苦的了。”江竹筠的一席话，说得彭咏梧热泪盈眶。他为自己当初的想法而感到羞愧，他紧紧攥住竹筠的手，声音哽咽：“竹筠，谢谢你的宽容和大度。我彭咏梧何德何能，竟得老天如此恩赐，把两位这么好的女人派到我身边，今生今世，我真不知道如何回报你们的深情。”
为了争取得到谭家人的真正谅解，江竹筠决定找机会与谭竹安接触。
机会终于来了。一天，一位青年来找江竹筠联系工作。江竹筠跟平常一样，热情地接待，细心而又简练地布置任务。在交谈中，当得知这青年就是谭竹安时，她立刻明白这是党组织暗中的善意安排。布置完工作后，她亲切地问起他的生活以及家庭情况。江竹筠的干练和平易近人，已经给这位青年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江竹筠问起他的家庭情况时，他很是感动，禁不住冲动地把憋在心里很久的对姐夫及江竹筠的看法一股脑儿地说了出来。
江竹筠没有打断他的话，她一直面带微笑，静静地听着谭竹安的倾诉。等到竹安说完，她这才轻轻地说：“你知道吗？我就是你说的江竹筠……”
谭竹安顿时惊愕万分，怔怔地看着面前这个依然微笑着的大姐姐。
“竹安弟，你是不是很恨你姐夫这样抛弃了你姐姐，也恨我这么狠心地夺走了你姐夫？”江竹筠依然微笑着温和地说，“其实，我和你姐夫也都不愿这样，我和四哥假扮夫妻一两年，我们都一直克制着感情，一直没有做过对不起你姐姐的事。你姐夫对你姐姐的这种忠贞，一直让我敬佩，说实在的，这一点，也在很大的因素上让我更倾慕他。要不是组织上根据工作需要，让我跟他真正结婚，我想都不敢想。为这份情感，我和你姐夫都承受了很长时间的煎熬。地下工作太复杂了，它的特殊性你慢慢就能理解。你能理解我和你姐夫从同志到战友、到夫妻这种情感经历吗？我也觉得对不起你姐姐，其实，你姐夫在这件事上的不安比我比你还要深呢。但全都是为了革命，竹安弟，你能谅解吗？革命总要有牺牲，我和你姐夫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被杀头的危险。如果革命胜利了，我们都还活着，到时候才能真正考虑怎样理清这种关系，需要的话，我会把你姐夫还给你姐姐。你能理解我这种想法吗？竹安弟，我们互相谅解，好好为革命工作，以后就姐弟相称，好吗？我们其实已是一家子了，是吧？”
谭竹安听着，禁不住地点头。他想不到江竹筠如此亲切又如此直率，一点也不回避自己的真情实感，心里感慨万千。这么好的一个女人，连自己都一见生敬，难怪姐夫邦哥动情啊！何况邦哥与江姐的确是这么般配的一对，又是因革命的需要走到一起的。而且有江姐这样优秀、干练的女同志做姐夫邦哥的助手，对党和革命工作多么有利，这的确也是自己的亲姐姐——幺姐所不能替代的啊！
江竹筠的一席肺腑之言，感动着谭竹安。随着以后接触增多，他对江竹筠更加敬佩，后来他们一直以“姐弟”相称。这样的结果，让江竹筠和彭咏梧终于有了一点安慰，日益紧张的严酷斗争局势也不可能让他们一直沉湎于在感情纠葛之中。
1947年秋，川东临委决定由川东临委委员彭咏梧去下川东地区，在“抗捐、抗丁、抗粮”三抗基础上，组织武装斗争，江竹筠一同前往协助工作，担任川东临委与下川东地工委的联络员。夫妇俩愉快地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但是，一道难题横在他们面前——就是小云儿的抚养。不可能背着一个孩子行军打仗，只能留在重庆，当时云儿才一岁多，需要有人照顾。夫妇俩经过商量，决定请谭正伦来重庆照顾彭云。
他们找到谭竹安。一阵寒暄后，对谭竹安说明了来意：他们马上要到很远的农村工作，无暇照顾彭云，想请正伦来重庆，这样炳忠可以在重庆读书，同时，也可以照顾云儿。谭竹安听后，面带难色，夫妇俩以为谭竹安心中还存芥蒂，一时显得有点局促，空气也显得有点沉闷。其实江竹筠和彭咏梧并不知道，做弟弟的谭竹安至今还一直瞒着幺姐在重庆发生的一切。想着自己的姐姐在云阳老家苦苦煎熬着，整整六年一直在苦守苦盼着姐夫的下落，现在却还要向她提出叫她来重庆抚养姐夫和另一个女人的孩子，幺姐会怎么想？他该如何劝说姐姐？
是江竹筠看出了其中的原委，她小心翼翼地打破沉默道：“竹安弟，我和你姐夫一直都对幺姐心存内疚，也一直觉得幺姐是个最善良、最通情达理、最深明大义的人，我总感觉这样虽然对幺姐是个委屈，但她要是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革命就会接受这个主意的，况且我们终究是一家啊！”
听了江姐一席话，谭竹安动情地说道：“请竹姐和邦哥放心。只是我一直没有把你们的情况写信告诉她，但是姐姐是个深明大义的人，能顾全大局，不计个人恩怨。我相信她会来重庆。相信我们会把云儿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
当即，谭竹安给姐姐写了封长信，详细谈了老彭离家以后的情况，并说明老彭现在要到农村去，走得很远，云儿无人照看，希望她马上来与自己一起抚养彭云。
这封信辗转送到谭正伦手上，已是1947年的冬天了。那时，她在云阳已经苦苦地等待丈夫彭庆邦(即彭咏梧)的消息六年多了。然而弟弟的来信，犹如晴天霹雳。她读着读着，热泪浸湿了衣襟，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苦苦盼了近七年，得到的却是如此的打击。她怎么也没料到曾经与她海誓山盟、靠她供养才走上社会的丈夫，竟然在重庆另外结了婚，而且，还让竹安弟向她提出请她去重庆抚养他与另一个女人生的孩子！然而在感情与理智、家庭与革命的抉择面前，她很快就冷静下来，表现出了一般农妇少有的豁达胸怀，她给弟弟回信说：请转告党组织，我虽然文化不高，但革命道理我懂，我理解庆邦，理解竹筠。我会很快来重庆……
可是，信发出去了，却一时半刻动身不得。她和亲戚正合办着一个家庭纺织作坊，在她离开前，得对财产进行清理；而且，以前供给彭咏梧上学和革命时借下的积债，总得偿还一些，还得把家产变卖后积攒一些钱，以便应付到重庆后的开销。
得到谭竹安的支持，云儿有了好的去处，江竹筠和彭咏梧自是十分感动。他们各自紧锣密鼓地处理在重庆的事宜，办理各项移交，并进行着出发前的准备。
在幺姐还没有来重庆以前，江竹筠决定暂时委托她的好友王珍如代养云儿。王珍如在北碚天府煤矿白庙子小学教书。他们写了封信给王珍如，说是有急事请她进城来一趟，王接信后于十月初来到江竹筠家。
当王珍如急急赶到江竹筠家里时，他俩正在家里整理一些将要处理的东西。见到王珍如，江竹筠立即把她拉到里屋，悄悄地说道：“珍姐，我和四哥可能很快要到农村去了。云儿不能带去，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请你或者理立先带着他最合适。可是，理立家的先生仲秋元被捕入狱了，不可能叫她带了。只有拜托你把云儿带到白庙子抚养了。叫你急着来就为这事……”说着，江竹筠不禁眼圈红了，声音哽塞起来，“万一，我和四哥回不来，你就……就当云儿是你的孩子吧！”
王珍如明知道自己一个大姑娘带着小彭云有说不出的难处，但她明白这是竹筠和彭咏梧对自己最深挚的信任。她欣然承担起了这个义务。
云儿马上就要让王珍如带走，夫妇俩急匆匆地到附近的街上店铺给云儿买了件美军毛毯改制的儿童大衣和一顶小军帽。但由于衣服太小，于是江竹筠又急忙赶到店铺，换回一件大号的军毯改制的儿童大衣。当她赶回来时，已经满脸是汗，气喘吁吁了。两人亲手给彭云穿戴好衣帽后，带着彭云到千秋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也成为他们一家唯一的合影。
夫妇俩抱着云儿到汽车站送行。真的就要分别了。彭咏梧和江竹筠心里一下有了生离死别般的难受。临上车前，江竹筠抱着云儿亲了又亲，彭咏梧默默站在一旁注视，眼眶里滚动着泪水。当汽车启动时，云儿却突然“哇”地大哭，张着小手凄厉地哭喊：“妈妈——！”而坚强的江竹筠这时紧紧挽着彭咏梧的手，已是泪流满面了。
至此，云儿的事算是安排妥当。11月底，彭咏梧和江竹筠满怀战斗豪情，离开重庆，踏上了到下川东组织武装起义的征程。彭、江扮作夫妻还乡，他们第一站是万县地工委机关，在那里停留数天，与地委商定：以云阳、奉节、巫山、巫溪为前线，由彭咏梧指挥。万县、开县为二线地区，由涂孝文分管。会后，彭、江继续东下，到达云阳，12月初，在云阳农坝乡炉塘坪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决定成立川东民主联军(后改为川东游击纵队)，由彭咏梧任纵队政委，赵唯任纵队司令，蒋仁风为参谋长。炉塘坪会议后，彭咏梧、江竹筠随即奔赴武装起义的大本营奉节青莲乡，彭咏梧以新聘教师身份，住进青莲中学。经过紧张的筹备，决定将起义定于1948年1月28日。由于深感干部缺乏，起义前夕，彭咏梧要江竹筠回重庆一趟，向临委汇报下川东的情况，并请求尽快派一批知识分子干部来做骨干，同时为游击队筹备些给养。
1948年1月初的一天，江竹筠离开奉大巫支队的暴动中心——奉节县青莲乡，秘密潜往重庆向川东临委汇报工作并选调干部。
离开火热的革命暴动中心的那一天，江竹筠特意穿上那件她平时最喜欢的蓝旗袍，外面罩上下乡时穿的黑毛衣，由两位即将参加暴动的农民战士，扮成轿夫，抬着离开青莲乡。分别时，江竹筠深情地看着来送行的同志们，最后目光定在丈夫彭咏梧身上，眼圈有些发红。与这对革命夫妇关系最亲近的吴子见忍不住地开玩笑说：“表姐，这样舍不得离开姐夫，就快点回来喽！难过啥子嘛！”江竹筠也佯装笑容说：“哪个难过了？不就是暂时分开十天半月嘛！”彭咏梧也接过话头：“有道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竟然是彭咏梧和江竹筠这对恩爱夫妇的永诀！
到重庆后，江竹筠强抑思子之情，马不停蹄，联系上了川东临委的主要领导人，向他们汇报了下川东武装斗争准备情况以及自己此行的任务。江竹筠又找到跟上层关系好的沙磁区****特支书记刘国鋕，请他帮助筹措一些给养以及医药。接着，她找到了办《挺进报》的蒋一苇，转达了吴子见的问候，告诉了下川东武装斗争的情况和动向，蒋一苇、陈曦夫妇都特别高兴。蒋一苇告诉了她云儿的近况：王珍如带着小云很困难，学校怀疑小云是她的私生子，要解聘她；希望她如果没有别的好办法，就把小云儿放他那里带养。
江竹筠没想到王珍如带着彭云竟遭受人们这样刻薄的诘难，内心既感激又不安。告别了蒋一苇他们，她赶紧去《大公报》找谭竹安，问幺姐到底能不能来重庆带彭云。谭竹安告诉她：“幺姐已来信了，已同意来重庆，只是家里有些事务需要处理，大概时间不会太久。”
这使江竹筠很感动，幺姐果然是个好姐姐啊！她渴望幺姐真的就在这几天来重庆，既完满解决了云儿的抚养问题，自己也能见见这个丈夫的“原配夫人”，见一见自己一直既觉得对不住，又特别敬重信任的好姐姐。
处理完一切事务后，她立即赶往王珍如那里，去见日思夜念的云儿。到达学校时，已近黄昏了，她悄悄地来到王珍如家，当看到正玩得高兴的彭云时，江竹筠猛地跑过去，蹲在地上，双手拉着云儿，痴痴地看着他，激动得竟然没有立刻呼唤。好在王珍如平时就拿着他们的合影照片，教彭云认爸爸妈妈，因此，对江竹筠突然的举动，他虽然感到惶恐，却也没有哭喊和挣扎。王珍如在旁边叫他喊妈妈，他竟顺从地怯怯地叫了江竹筠一声：“妈妈。”
这一声亲切的渴盼已久的称呼，刹那间使江竹筠再也抑制不住泪水，她哽咽着说了一声：“好云儿，妈妈好想你呀……”便泣不成声。
平静下来后，江竹筠感激地说：“珍姐，为云儿，你受了好多委屈，我都知道了，心里真不晓得说啥子好。我想……这次就把云儿接走……”
王珍如一听便有些急，可很快平静下来，说：“你和老彭为了革命舍家弃儿，我这点算啥子嘛？我听你的安排……”
说服王珍如后，江竹筠连夜带着云儿回到市区，并把云儿交给蒋一苇、陈曦夫妇。
1948年1月18日，江竹筠带上杨建成、刘本德、罗曙南、周毅四名干部起程返下川东。23日，住云阳董家坝彭咏梧外婆家，在这里等待和接头的人见面。但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等来的却是彭咏梧牺牲的消息。那是1月31日，他们在这里已经待了整整七天。前一天，卢光特和他们见面，已经谈到了关于彭咏梧牺牲的传言，虽然未经证实，但是江竹筠就已经预感到丈夫彭咏梧可能凶多吉少。当吴子见把彭咏梧牺牲的确切消息带来时，早有心理准备的江竹筠仍感到犹如万箭穿心般的痛苦。尤其听到彭咏梧牺牲的具体细节时，她抑制不住地“哇”的一声哭起来，但她随即猛地止住抽泣，强作镇定地对吴子见、卢光特说：“老彭牺牲了，我们更不宜在此久留了，得赶紧商量下一步啷个办吧！”
江竹筠强忍着内心的悲痛，和卢光特、吴子见一起认真地研究应变的措施，直到夜深。
根据商量后的决定，他们需立即撤离。第二天早饭后，江竹筠和带去的四位同志以及吴子见、卢光特、刘德彬八人分头离开董家坝，乘木船溯江而上。船抵云阳故陵沱时，按照行前江竹筠的安排，吴子见带着杨建成、刘本德、罗曙南下船，去云奉南岸齐曜山开辟工作，江竹筠则带着卢光特、刘德彬、周毅继续溯江而上。船到万县时，她安排周毅暂留在万县，刘德彬去垫江，她自己则继续溯江而上，去重庆向川东临委汇报下川东游击队的情况，听取新的指示。
中途，江竹筠有个愿望：她要去奉节亲自确认一下丈夫彭咏梧牺牲的事。于是，也就有了下面的一幕：
这是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江竹筠打着雨伞，行走在奉节县城。刚走拢城门口，见一群人聚集在一起，仰头望着什么，又恐慌地窃窃私语着。她走近后，不自觉地跟着望上一看，却见城头上悬着一排木笼，那木笼里装着一颗颗血淋淋的人头。她想：不知是哪些革命者牺牲了，心里觉得很难过。正想走开，她想到应该把事情弄清楚好向党汇报。可是人头已经腐烂，无法辨认，只得走到旁边去看布告。布告上，粗暴的红笔勾去了一连串的名子，几个熟悉的字迹很快跳入她的眼帘：“匪首彭咏梧……”
“是老彭啊！”这是多么残酷，无情的打击啊！江竹筠感到眼前一片发黑，那城门、木笼……好像在空中旋转，悲愤的泪水正要夺眶而出。然而，她没有这个权利在此时此刻为自己的亲人流一滴泪、嚎一声哀，因为城门口还站着一排荷枪实弹的匪兵。不能迟疑，必须马上离开。就这样，江竹筠强忍心头的悲愤，朝木笼深深地望了最后一眼，便快速离开了现场……
2月7日傍晚，江竹筠和地下的同志们到达了久别的重庆。次日，在约定的地点和时间，她见到了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等领导人，随即汇报了下川东武装暴动后的危急情况以及彭咏梧牺牲等情况，并希望组织上派她继续到下川东。
2月8日晚上，正是农历除夕夜，这是众人的喜庆之夜，有钱人觥筹交错，穷人也盼着一家团圆，刚刚忙完工作的江竹筠却是无家可归，她独自一人，踯躅在大街上。街上显得十分冷清，偶尔有几个过往的行人，也是步履匆匆。周围不时传来零星的爆竹声。徘徊在大街上，想到丈夫的牺牲，自己有家不能回，不禁悲从心生，眼泪横流……大哭一场后，江竹筠感觉心里轻松了好多，但她很快警醒：这样的夜晚，一个女子在外，容易招致敌人的怀疑。她想了想，决定到小龙坎投奔挚友何理立。
何理立刚好在家，江竹筠便在此安顿一宿。次日是正月初一，吃过早餐，江竹筠来到蒋一苇家，她要见自己日夜思念的云儿。
到了枣子岚垭的蒋家，江竹筠远远就一眼看到儿子彭云了。“云儿，妈妈来看你了——！”江竹筠一步跨上前去，双手抱起儿子，在儿子的脸上亲了个够。小云儿先是一愣，但毕竟分别才半个多月，他马上认出了眼前的这位亲妈妈，便欢快地连声叫着“妈妈”“妈妈”。儿子的几声呼喊，触动了江竹筠对丈夫的那片哀思，她忍不住颤动着嘴唇，一边啼哭一边万分悲恸起来：“云儿，爸爸叫妈妈来看你，可他……”话没说完，便悲不能遏地大声痛哭起来，那大滴大滴的泪珠滴落在儿子的脸颊上。小彭云见妈妈如此恸哭，不由跟着放声大哭起来。母子俩的哭声，惊动了正在整理家务的陈婆婆，她连忙跑出来，发现母子二人哭作一团，大惊失色。中国有传统的风俗：正月初一有人在家哭是不吉利的。蒋一苇夫妇回来后一听陈妈妈说江竹筠今天到这里后，抱着儿子便大哭，蒋一苇夫妇也觉奇怪，后来才知道她刚刚失去自己的丈夫与战友，内心不由感叹：江姐啊，你为了革命不知以后还要受多少痛苦……
在重庆市民们欢度春节的日子里，江竹筠却强忍着内心失去亲人的悲痛，每天奔走着作再次赴下川东的准备。
她去《大公报》宿舍找了谭竹安，一方面催他帮助落实幺姐谭正伦来重庆带彭云的事，一方面向他再讲讲当前对敌斗争的形势和任务。接着，江竹筠再次找到川东临委负责人，表示自己重返下川东的决心。组织上考虑到江竹筠经受的打击，再三要她留在重庆工作，也好照顾孩子。可江竹筠坚决拒绝，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别人代替有困难。请党相信我，我要到老彭牺牲的地方工作。”
临委拗不过她，也尊重她的意见，鉴于彭咏梧牺牲后的确只有她最熟悉下川东农村这条线上的各种关系，决定让她再去云阳，到汤溪工委帮助李汝为、赵唯工作，那里已成为整个下川东武装斗争的重点地区了。这是江竹筠在非常时期的一次义无反顾、赴汤蹈火的抉择。她知道，这一去，就可能像丈夫彭咏梧一样牺牲，再也难以回重庆了。就像她对挚友何理立说的那样，“此去已有了赴死的决心”。
1948年2月中旬，春节还没过完，江竹筠就轻装上阵，连被子行李都没带，只怀揣着从谭竹安那儿拿的那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便离开重庆，乘船去了万县。
也巧，就在江竹筠去万县不久，彭咏梧的原配夫人谭正伦就带着与彭咏梧所生的儿子彭炳忠到了重庆，又从蒋一苇、陈曦夫妇手中接过只有一岁零十个月的彭云。虽然阴差阳错，江竹筠一直没能见到她渴望能见到的、令她尊敬的彭咏梧的第一个妻子幺姐，但彭云这根纽带，却始终将两颗女性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江竹筠此次一腔热血来到下川东，准备在丈夫牺牲的地方，重新举起暴动火炬，与敌人展开一场殊死战斗。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暴动地区的风声很紧，组织上告诉她暂时不能去老彭工作过的地方。尤其是下川东工委书记涂孝文等曾对江竹筠的工作有过几种考虑，甚至想派她和卢光特经宜昌去大别山解放区，引一支部队进入两巫，但都因为条件未成熟搁置下来。
江竹筠暂留万县，等待组织上的安排。等待的日子，是孤寂的。她活得不太快活，也不太悲伤，当然有时也不禁凄然为死了的人而流泪。更多的时候，江竹筠把内心的痛苦深藏起来，不让她的同志们有丝毫的觉察。她默默地承受丧失亲人的痛楚，她无法从情感深处排遣自己的哀伤，她强抑着烦闷和痛苦，一封接一封地给重庆的谭竹安写家信，委婉地交流自己的感受，得到一些慰藉。
在万县的日子里，她一共给谭竹安写了七封信。这些信里，流露出她对战友、良师、爱人彭咏梧的深深怀念：
……由于生活不定，心绪也就不安，脑海里常常恼着一些不必要的幻想。他，是越来越不能忘了……
……四哥，他是完了，“绝望”了，这惨痛的袭击你们是不会领略得到的，家里死过很多人甚至我亲爱的母亲，可是都没有今天这样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
可是，竹安弟，你别为我太难过，我知道我该怎么样子地活着，当然人总是人，总不能不为这惨痛的死亡而伤心。我记得不知是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你觉得是吗？所以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地在我的心里……
彭咏梧牺牲后，云儿就成为她心灵的寄托，她怀念老彭，更深爱着年幼的彭云，因此每封信中，她总是不能不表达对云儿的思念。
……现在我非常担心云儿，他将是我唯一的孩子，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我想念他，但是我不能把他带在我身边，现在在生活上我不能照顾他，连我自己我都不能照顾。你最近去看过他吧？他还好吧？我希望他健康，要是祈祷有灵的话，我真想为他的健康祈祷。最后我希望你常常告诉我云儿的消息，来信可交：万县两层桥地方法院廖荣震推士转我(江竹)即可，他是我大学同学，感情上还算是一位好朋友，信没有问题，他是会给我转来，或者去拿的，东西可不能寄到他这儿来，待以后我有一定的地址后再寄来。
你愿照顾云儿的话，我很感激，我想你会常去看他的，我不希望他要吃好穿好，养成一个娇少年，我只希望你们能照顾他的病痛，最好是不要有病痛，若有就得尽一切力量给他治疗。重庆医疗是方便的，这就是我不带他到乡下去的原因……
……你去看云儿没有呢？他还好吧？这个月(四月)十八日他满两岁了，他这一阵子衣服有穿的吗？由于生活无聊，很想念他的。生活安定我很想同他在一块儿的，奈何不得，我现在都寄食在朋友家里。没事来信吧，我记得曾向你谈过信交在万县两层桥地方法院廖荣震推士转我(江竹)即得。
云儿的消息我希望在你那儿不断地得到……
……云儿也成了我时刻惦记的对象。我感谢你，和其他的朋友。云儿是生龙活虎的，我知道他会这样，在你们的抚育之下，他是会健康而愉快地成长的。可是，我不愿意他过多地耗费你们的金钱和时间，吃得饱，穿得暖足也。可别娇养，但是得特别注意他的病痛，春天来了得严防脑膜炎……
……今日进城来二哥处，看是否有你的信。的确我非常想能快点看到云儿的像，他的像照了吗？寄来了没有呢？仍寄原处可收到……
老彭牺牲了，留下两个他爱过的女人踽踽而行。在江竹筠心里，幺姐谭正伦，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她在心里渴望着见到这位令她一直感激敬佩的、从未谋面的幺姐谭正伦，两姐妹好好地聊聊体己之话，她甚至动过到重庆去看幺姐的念头，她在信中写道：
……我真想去看看幺姐，也可以混混这无聊的日子，但是又哪里那么容易，不过，要下周仍不安定的话，我就一定到幺姐那儿玩几天去，我想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不过也不定去得成，只不过我在这儿想罢了。……幺姐，也成了我不能忘记的人物。可是我能给她一些什么帮助呢？我想去看她，而且很想在春假里去，但是又有多大的好处啊？除了感情上大家得到一些安慰而外，而且，我的身子多病，恐怕在路上出毛病，所以去不去都叫我很难决定，我知道她会像爱亲生的孩子一样的爱云儿，就像我对炳忠一样，基于人类的真诚的爱是不能否认的，我尤其相信……
谭竹安的信，成为她痛苦生活中的很大慰藉，她在信中这样写道：
你三月廿四日的信我收到了，谢谢你。信给了我温馨，也给了我鼓励，我把它看了两次，的确，我感到非常的愉快。
虽然自己一直处于痛苦之中，但江竹筠却时刻关心着谭竹安的成长和幺姐及炳忠的健康。自从没能说服弟弟江正榜离开国民党投身革命阵营后，她江竹筠就把谭竹安当成亲弟弟一样关心培养，总是能从他这里得到一些补偿似的慰藉。来下川东之前，她曾找到重庆地下党组织的联系人，谈了自己介绍谭竹安入党的情况，联系人很尊重她的意见，答应很快就派一个化名李清的同志去找谭竹安落实。这位同志的确很快去找了谭竹安，只因谭竹安太过谨慎，遗憾地错过了这次机会。当江竹筠从信中知道此事后，她立即回信给谭竹安，对此表示了深深遗憾。
到了四月下旬，临委和下川东地工委决定：留江竹筠在万县，暂时与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副书记李青林等一起工作。
不能去丈夫彭咏梧牺牲的地方战斗，江竹筠内心很是遗憾，但留在万县有了较具体的工作任务，毕竟比苦等着有劲使不出要好得多。江竹筠想到这里也就静下心了。
万县地方法院在万县城一马路法院街，万县地下党县委书记雷震此时是该院统计室主任，人称“雷书记官”。江竹筠与雷震同在国民党的专政机关地方法院工作，又都住在该院的两层桥宿舍，既是同事又是邻居，一起商量起工作来，非常方便。为了更好地掩护工作，江竹筠到地方法院后，又立即与检察官龚云奎、会计庞勉组成三人的伙食团，雇了一位姓牟的大娘煮饭洗衣，终日与威风凛凛的法官、检察官在一起，让敌人更加怀疑不上。
那时，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也常来雷震家，一来就帮雷震妻子刘毓芳做家务，饭菜针线样样都很拿手，外人都以为她是雷震在泸州老家的亲戚，她因此与雷震、江竹筠常来常往也不引人注意。江竹筠开始只知道李青林与雷震是老乡，是个比自己年长七岁却还未成家的老姑娘。后来相熟了，也知道了李青林的一些经历，两个在婚姻家庭上都遭受了挫折的姐妹就在工作与情感上更加投缘了。白天忙完了收费处的工作，休息时江竹筠常到雷震家走动，与雷震书记商量些事情，有时抱着雷震的小儿子换国逗乐。大家都觉得江竹筠平易近人，很有大家闺秀和知识女性的风范，却不知道她内心深藏着暴动失利和丈夫彭咏梧牺牲所带来的深切痛苦，尤其是为了革命她不得不将幼子云儿放在老彭的前妻那里。由谭正伦大姐领养着自己的儿子，江竹筠应该是放心的，但毕竟这是她同彭咏梧的孩子，她每天都在惦记着云儿：……他又长高了吗？还记不记得亲生父母的音容笑貌了？再看到他的时候，云儿还会不会认得出她？思念儿子，是江竹筠在万县那一段时间里一有空就想得最多的事。天下母亲的思子之情在江竹筠的心头何尝不是那么强烈！这年6月11日是端午节。节前的晚上，江竹筠给谭竹安写下了她在万县的最后一封家书，寄托了对儿子的一片思念之情。把信寄出去后，她又动过这样的念头，到重庆看看幺姐，看看云儿，她甚至买好了给炳忠的礼物，一只漂亮的书包。然而，江竹筠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因为就在端午节发出给谭竹安的信时，重庆的叛徒就带着一批特务来到了万县城……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江竹筠不幸被捕，6月15日，特务将江竹筠和李青林一行12人由万县押往重庆，关押于重庆渣滓洞看守所。
下川东地区工委书记涂孝文叛变后，虽然出卖了一些地、县领导人，但对暴动地区的组织领导和乡村基层组织却佯装不知，把责任完全推卸在已牺牲的彭咏梧身上。特务头子徐远举知道江竹筠是彭咏梧的妻子和助手，命令二处侦防课长陆坚如和司法股股长张界对她严加刑讯，妄图从她身上打开暴动地区和万县乡村组织的缺口。
张界在提审江竹筠时，开始时煞有介事地接着一连提了十多个问题，江竹筠都一概是一问三不知，甚至连彭咏梧都说不认得，后来干脆啥都不回答了。
碰了一鼻子灰的张界，命令军士对江竹筠使用酷刑。夹竹筷子，老虎凳，江竹筠多次痛得昏死过去，又被凉水浇醒。反复多次，但得到的仍是江竹筠的厉声斥骂：“你们这帮狗东西！整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命就这一条，要组织，没有！”
关于江竹筠在敌人监狱受刑和受刑过程中的表现，原审讯她的敌特分子张界于1972年在四川省第二监狱服刑期间有过交代。他这样说：
……一开始，徐远举就耍尽威逼利诱的手法，让她江竹筠把组织和组织上的人全部交出来，可以“自新”，否则后果你是会知道的。交出你的组织的人在这里，不信，可以给你见面，你不交组织是不行的。可无论徐远举如何威逼，江烈士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地下党员。徐远举拍桌大叫：“如果不交出组织，马上就用严刑。”江烈士说：“杀我的头，我也不是地下党，谁交我的组织，我不是地下党，谁也交不出我的组织，那是他的胡言乱语。”徐远举就冒出反动的火来，叫当班的军士把竹筷子拿来，顷刻一把新竹筷子放在江烈士的十个指尖，当班特务军士，两手紧握筷子的两头，来回在烈士的手指上猛夹，江烈士忍着痛，连声喊：“哟！哟！”弯腰下去站不起来，江烈士满脸流着革命的汗水，顷刻脸都变得苍白，声音也发不出来，徐远举叫特务军士把手放开让她说，江烈士站起来说：“今天，你就是把我杀了，我没有组织总是没有组织。”徐远举叫嚷：“不说就把你吊起来，看你说不说。”于是当班特务军士拿绳子来，匪军士拿了一根又长又粗的麻绳来，使力向楼板上一甩，徐远举以为这一下可以把江烈士威胁倒，可是江烈士对麻绳连一眼都没有望。这时徐匪的门外站着很多男特务和两个女特务，看江烈士英勇斗争的精神，都在纷纷议论。徐远举从上午九点多钟整到十一点多钟，完全失败了。当天下午，徐远举又叫陆坚如继续进行迫害，陆坚如总认为他的反动本领大，特别是徐远举问不出组织来的案件，到了他的手，他的反动劲头就更大。凭他的反动言论，是骗不出江烈士的组织来的，胡话说了不到半小时，竹筷子又夹到江烈士的十个指上，当班的军士都是从军统特务团改编时调来的，个个反动劲头顶大，都是一些吃人的野兽，一叫他夹筷子，他就拼命的夹，筷子一上江烈士的手，江烈士就蹲下来，由于江烈士上午刚受过筷子夹的创伤，还未得到恢复，又在创伤上继续用原刑，使痛更深一层。陆坚如叫嚷：“什么时候说出组织来才放下筷子。筷子一阵又一阵来回在江烈士手上猛夹，江烈士痛得死去活来，头都树立不起，竹筷子还在夹。江烈士一直不承认她是地下党员，从一点多钟整到四点多钟，江烈士虽然受尽苦痛，她坚强的革命意志丝毫未变，江烈士喘了一口气说：“刀，也好，枪，也好，都不能使一个不是地下党员变成地下党员的。”陆坚如听了更加嚣张起来，“老虎凳”也搬了来，江烈士正在准备接受第二种刑具迫害。陆坚如跑去和徐远举筹划对策，第二天徐远举把江烈士送往匪渣滓洞看守所关押。一个星期后，徐远举叫我和作海文去渣滓洞再一次对江烈士进行迫害。江烈士来到“侦讯”地方，态度自若、毫无畏惧的样子，开始问她的话，她答复得很自然，她说：“我也受了不少痛苦，如果是地下党，我早就把组织交出来了，我确实不是地下党，说我是地下党的人，是骗你们害我的，希望你们再不受那个人的骗了。”竹筷子又夹在江烈士手上，江烈士双眼现出无比愤恨的神情，说：“你们是这样的横蛮，总以为刑具可以改变真相，可那是改变不了的，还是收起来吧，如果我是地下党，也不等到今天，早决来了，老实告诉你们，这样做是枉费心机的，永远也不会达到你们的目的，我不是地下党，死，我也不能说我是地下党的……
江竹筠的坚贞不屈精神，一扫因组织遭到大破坏而给当时的渣滓洞监狱带来的沉闷气氛，激励了整个渣滓洞内关押的难友们，他们因此亲切地称她为“江姐”。
敌人对江竹筠的用刑恶毒，每每她被特务们从审讯室拖回囚室后，狱中同志们都会为她的英雄行为感到骄傲。女牢房的同志们见她们的江姐受伤的手指流着血，一个个一边哽咽欲泣，一边忙着将狱中能够弄到的一点儿冷盐开水、红药和布条，给她的伤口进行了简易的消毒和包扎。男狱室的同志们有的写慰问信，有的收集慰问品。虽都是些最菲薄的礼物，但却包含着难友们金子般的情意。那些用自制笔墨或竹签子、红药水写在草纸上的简短赠言，都发自素不相识的同志们的肺腑……
清晨，男牢的一位同志对着女囚室大声朗诵起赞美江竹筠的诗来：
热铁烙在胸脯上，
竹签子钉进每一根指尖，
用凉水来灌鼻孔，
用电流通过全身，
人和意志呀！
在地狱的毒火里熬炼，
像金子一般的亮，
像金子一般的坚。
……
可以使皮肉烧焦，
可以使筋骨折断，
铁的棍子，木的杠子，
撬不开紧咬着的嘴唇，
——那是千百万个战士的安全线啊！
用刺刀来切剖胸腹吧，
挖得出的——
是一颗又热又红的心肝！……
更有“战士诗人”之称的何雪松的激情诗篇，让整个监狱都在传颂这样的一位丹娘式的“江姐”——
你是苏菲亚的灵魂，
你是丹娘的化身，
不，你就是你，
你是中华革命儿女的典型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屈楚代表楼下一室写给江姐：
忍耐和毅力将换得真正的自由，
准备着死也准备着胜利。
……
每次毒刑给你的伤痛
像皮鞭抽打着我们的心！
你，我们的丹娘，
你并不孤独。
战友的激励和鼓舞，给了江竹筠极大力量。作为一名革命者，江竹筠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然而作为一位母亲，她依然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儿子彭云。她常常在最痛苦的时候对难友们念叨着她的云儿：“我真想云儿呀！不知道他长得啷个样，不知道竹安和幺姐他们是不是娇养他……你们说，两岁的他还记得他爸吗？”
作为妻子，她更思念英勇牺牲的丈夫彭咏梧。1949年1月16日，是彭咏梧牺牲周年忌日。江竹筠暗暗地记着这个悲痛的日子。前一天晚上，她躺在床上，暗自垂泪。她不想让姐妹们知道，难友们在狱中的日子已经够苦了，特别是坐牢八个月的李文祥叛变，狱中的气氛已经够沉重了。细心的李青林还是发现了，她走到江竹筠面前，关切地问道：“江姐，怎么了？”
论年龄，李青林要比江姐大七岁，但狱中的同志们都称江竹筠为“江姐”，以示对她的尊敬，李青林自然也这样称呼她。
江竹筠摇摇头，掩饰内心的痛苦地说:“没，没事……”
“不，你有心事！”李青林关心地问,“是不是你又想着老彭，想着云儿？”
“大姐，老彭牺牲一年了，我好想云儿，好想他们。”江竹筠一把搂住李青林，热泪滚滚，止不住轻轻抽泣。
李青林连忙安慰道:“你的心情我理解。对于牺牲的同志，我们也痛心，也都怀念他们。但是现在环境十分恶劣，我们不能过于悲伤，我们必须好好地活着，活下来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怀念。”
面对李青林大姐的关心，江竹筠既感欣慰，又觉过意不去，她赶紧说道:“大姐，我知道，我没事。只是想他们，控制不住，你睡吧，对不起，我吵醒大家了。”
第二天，江竹筠早早起了床，扎了朵小白花，默默戴在头上。没想到，男牢中彭咏梧的战友杨虞裳、唐虚谷、陈作仪、刘德彬等同样牢记着这个日子，他们发起全狱难友在这一天停止唱歌，纪念彭咏梧烈士。他们还趁放风的时候，将写好的慰问信揉成一团，悄悄地扔进女牢：
敬爱的江姐：
咏梧同志牺牲整整一年了，人民胜利的消息是令人鼓舞的，这里面有彭咏梧的鲜血，我们将永远不忘。一定化悲痛为力量。祝健康，盼节哀。
值此彭咏梧牺牲周年之际，我们表示深切的慰问江姐，你和彭咏梧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还有一间牢房的同志集体写来的慰问信：
亲爱的江姐：
一个多月来的严刑拷问，并没有能使你屈服。
我们深深知道，一切毒刑只有对那些懦夫和软弱的人,才会有效；对于一个真正的员，它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
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犹如冬天里燃起的一团团的火，温暖着江姐的心。她捧读着这些信，眼中情不自禁地涌出晶莹的泪，这不是悲伤，这是幸福的涌泉。“我真感谢同志们的爱护。同志，你帮我给大家写封回信吧！”江竹筠深情地对身边的女难友们说。
“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做的，但是员的意志是钢的！”——这是难友们记下的江竹筠在监狱里给同志们的回复。
1949年8月，经过营救，同狱的年轻女难友曾紫霞因保获释。
出狱的头天晚上，江姐和难友们对小曾出狱后要注意的事项进行了详细的交代。最后，曾紫霞问她:“江姐，你自己，有没有什么事情要让我办？”
江竹筠想了许久才说:“你给我带一封信，给我的亲戚谭竹安。”
江竹筠凝神地望着，目光似乎洞穿了牢房的墙壁，投向很远很远的地方，近乎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我有什么不测，这封信也算是我的遗书吧！”
江竹筠取出一支竹签子削成了笔。曾紫霞烧了一小团棉花，在灰上加了点水，调成墨汁。江竹筠握笔想了想，蘸蘸墨汁，俯身疾书——
竹安弟：
友人告知我你的近况，我感到非常难受。两个孩子给你的负担的确是太重了，尤其是现在的物价情况下，以你仅有的收入，不知把你拖成什么样子。我除了伤心而外，就只有恨了……我想你决不会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苦难的日子快完了，除了这希望的日子快点到来而外，我什么都不能兑现，安弟，的确太辛苦你了。
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去年六月被捕)，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蒋王八的来渝，固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不管他如何顽固，现在战事已近川边，这是事实，重庆再强也不能和平、津、穗相比，因此大方地给它三四月的活命就会完蛋的，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地在学习。希望我俩见面时你更有惊人的进步，这点我们当然及不上外面的朋友。
话又得说回来，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万一他作破坏到底的孤注一掷，一个炸弹两三百人的看守所就完了，这种可能性我们估计的确很少，但是并不等于没有，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幺姐是否仍在重庆？若在，云儿可以不必送托儿所，可节省一笔费用，你以为如何？就这样吧，愿我们早日见面,握别,愿你们都健康！
来人是我很好的朋友,不用怕,盼能坦白相谈。
竹姐八、廿七
曾紫霞一出狱，立即把信交给了谭竹安。谭竹安流着眼泪看完了来信，他立即找到幺姐谭正伦，把江姐的情况告诉了她。善良而深明大义的谭正伦，此时不仅已经理解了丈夫彭咏梧和江竹筠结合这件曾令她痛苦莫名的事，同时又十分敬佩江姐和彭咏梧出生入死的精神。她表示一定要精心地照顾彭云。之后谭正伦确实也做到了，为了保证江姐儿子彭云的安全，她东躲西藏，吃尽了苦头。
好心的谭正伦，为了让狱中的江竹筠放心，她特意同弟弟谭竹安一起，带着彭云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相片，并托曾紫霞设法带给狱中的江姐。
收到云儿照片的江竹筠，欣喜万分。她长久地亲吻着云儿的照片，然后将它放在胸前，那股甜蜜劲深深地感染了整个监狱的难友们，女囚室的同志们争着与江竹筠一起分享这份来之不易的甜蜜……
1949年11月14日，一群武装特务出现在女牢门口，高叫:“江竹筠、李青林赶快收拾行李，马上转移。”
江竹筠知道这是她和同志们离别的时候到了。她毫无畏惧之感，先是把自己在狱中默写下来的《新民主主义论》交给了同牢难友黄玉清，说:“这是我们默写出来的文件，收好了，你们接着学吧。”然后脱下囚衣，换上自己的阴丹士林布旗袍，外面罩着一件红色毛衣。她把云儿的照片拿出来，轻轻地亲吻了一下，放在贴胸口的地方。
“同志们，再见了！”江竹筠镇静自若地与难友们挥手告别，像重新踏上新的战斗征程。
这一天傍晚，江竹筠和李青林等二十几位员，被敌人秘密杀害。面对敌人从背后扫射来的子弹，她使出最后的力量高呼着：“中国万岁——！”
关于江竹筠，因为《红岩》的原因，她成为小说中的“江姐”，成为全中国人民人人都熟悉的女英雄。“江姐”的精神和传奇故事，深深地植根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中。在这里，作为纪实作品，笔者还想告诉读者们有关真实“江姐”的两件事：一是她在狱中的情况，以前文学作品里都有一个情节：特务们用竹签钉她十指的毒刑，其实这是没有的，用筷子夹她十指确有其事。在监狱里，敌人将江竹筠是作为重犯，所以对她平时使用脚镣。而江竹筠的脚特别小，小到竟然能从脚镣的铁圈里抽脱出来。女囚室的难友们当时发现这一秘密后无不兴高采烈，于是她们为了保护江竹筠，每天大部分时间让她躺在床上，用被子盖住她的双脚，不让外人看到她从脚镣里脱出双脚的“秘密”，只有在敌人审讯和放风的时候，大家用特殊的办法为江竹筠掩蔽着悄悄将脚镣套上。这个“秘密”是后来获保释的刘国鋕的未婚妻曾紫霞披露的。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说：“江竹筠的脚小得出奇，在角度恰当时，她的脚可以从上了锁的脚镣脱出来！女犯们几乎惊叫起来。从此以后，江竹筠在未取脚镣之前，除大小便外，几乎整天都用被子盖在身上坐着，或躺在床上。有的女犯也不知道她在床上时根本没有戴上脚镣，只要有特务喊女牢的人出去或进女牢时，自有女犯早已机灵地把江竹筠的脚放入了脚镣，没想到这件当初只对敌特保密的事几十年来竟无人知晓……”另一件事是：她的儿子彭云，后来一直由其养母谭正伦抚养。长大后的彭云，继承了父母的革命遗志，成为一个优秀的革命接班人。彭云在少年时代，就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文章说：“我的妈妈和许许多多的革命烈士牺牲了。他们忍受种种磨难，坚贞不屈地斗争到最后一口气，为的是全中国的解放，为的是下一代的幸福，正像一首囚歌唱的：‘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烈士们生前想到要‘破坏一个旧中国，建设一个新中国，要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幸福的新中国。’烈士们牺牲了，他们的理想要我们来实现，他们留下的担子要我们来担。我现在在叔叔、阿姨们的关怀和照顾下，生活得很愉快、幸福。可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妈妈在从狱中捎出来的遗书中说过，要我从小艰苦锤炼，粗茶淡饭，沿着父母的足迹前进，以建设新中国为志，将来成为革命的接班人。我决不能辜负妈妈和许多革命前辈的期望，要以他们对待工作的高度责任心对待学习和社会工作，像他们对待敌人的严刑一样地对待困难，纪念他们，学习他们，做一个像他们一样坚定勇敢的战士。”1981年，学习成绩优秀的彭云，以优异成绩，被美国一所著名大学录取为研究生，如今已是一位成就斐然的科学家。九泉之下的烈士江竹筠和彭咏梧，一定会为他们的儿子感到欣慰。
关于一个更加传奇的“美女间谍”
如果她还活着，今年正好90岁。她的出生年也是中国成立的那一年：1921年。90岁的女人，肯定是非常老了，但她是在66年前牺牲的，那时她才24岁，花一样娇艳的年龄，加上她天生丽质，所以她活在那些熟悉她的战友与同志心目中，永远是那样的年轻、漂亮和美丽。
她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里的名字叫张露萍。其实她的名字有好几个：余家英、余硕卿、余慧琳、黎琳、张露萍等。就因为她的名字太多，从事的又是秘密的地下工作，又一直与组织是单线联系，故而在她被敌人残杀后的几十年里竟然谁都不知道她到底是谁？她是不是员？到了1982年——在烈士牺牲37年后，四川省委的复查组经过一年多时间，跑了14个省、市、自治区和19个部委，找了100多位当事人和相关人员，最后由时任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元帅出面证明，才算把这位无名女英雄的身份正式弄清楚。“我想得起了，张露萍在延安时叫黎琳，外号叫‘干一场’！”这是叶帅在听取一位解放前在中央南方局工作的同志报告了四川省委复查组在对当年发生在重庆的“军统电台特支案”复查时，十分激动地回忆起张露萍时说的话。
后来叶帅又专门向专程从成都赶到北京的复查组的同志详细介绍了情况：40年代初，我党两名同志打入了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戴笠内部，后来暴露了。一天，有一个叫冯传庆的人找到周公馆，我们决定送他去延安。我送给他一件皮大衣。并且派人把他送到江边。但他来的时候已被特务盯上了，后来被戴笠的人捕去了。冯传庆的案件主要与张露萍有关，她是当年由党在重庆的南方局负责人叶剑英、曾希圣同志亲自派去在敌人心脏建立的“电台特支”负责人。
张露萍的故事迷离复杂，从她牺牲的1945年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里，这位有“美女间谍”之称的女员，牺牲后却一直不被有关组织部门所认可，一般公众就更不可能对这样的英雄有所了解了。但即使这样，从解放初一直到张露萍烈士被正式确认之前的几十年里，每年清明时节的纷纷细雨中，有一位老人总要到一个无名烈士墓前去祭扫，这个老人就是小说《红岩》里的“疯老头”原型人物韩子栋，老人后来当了贵州省政协副主席。他在敌人的白公馆监狱和贵州息烽监狱都呆过，他了解和熟悉张露萍等烈士的情况，所以他坚信她和那六位与她一起被敌人枪杀的年轻人都是优秀的员和真正的革命烈士。他曾如此深情地说：“我对这些一起战斗过的同志有着深厚感情。我忘不了他们……”
确实，凡是看过一次张露萍等人的英勇事迹，我相信都是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张露萍等人的故事本身具有典型的“谍战”故事，其惊险复杂、曲折迷离的故事，远比《暗算》、《潜伏》等电视剧要精彩和生动。国民党时代的大特务沈醉在《我这三十年》一书中，谈到张露萍打入军统一案时，曾说：“蒋介石为这事把戴笠骂得狗血喷头，戴笠差点被撤职查办。”这是戴笠“一生的奇耻大辱”。
这也难怪，当时国民党最核心和重要的军统电讯总台竟然都是由一群年轻的地下人掌握着，并不时地将重要的情报源源不断地发往延安总部，蒋介石能不怒发冲冠吗？
所有这一切皆与一位年轻美丽的女“间谍”有关。张露萍的故事的精彩与传奇也在于此。
上世纪40年代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总部的电讯总台，设在当时的山城重庆最高点——浮图关下遗爱祠。这里的一座小楼时刻戒备森严，窗帘紧闭，若明若暗的灯光昼夜不息，来往人员总是行色匆匆……显示了这里的每一个细微风声都充满了神秘和要紧。
1940年的一天，这里像挨了一颗重磅炸弹一样，几乎瘫痪，停止收发报，更换密码，武装特务封锁了进出口，将所有人员挨个查问。原来这里发现了一个的“红色电台”。那一刻特务总头目戴笠，差点把嘴都气歪了！
你想，从电讯总台领班、报务副主任冯传庆，到电讯员张蔚林、王席珍、赵力耕、杨洮、陈国柱这些电台的骨干，竟然都是地下党员。蒋介石和戴笠的面子何处放？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秘密还何在？延安的能不赢才怪！
出事的那一天，蒋介石把茶杯都摔在地上，指着戴笠的鼻子，骂道：“娘希匹，我毙了你！你平时口口声声说军统组织如何如何的严密！实际上是人家早钻进了你的心脏，你还糊里糊涂不知道。马上查！否则……”戴笠从来不曾这么丢过面子，他下令立刻把电台总台台长抓起来。军统的一位所长叫毛烈，不知何故，给员、电讯员张蔚林写了一封信，戴笠不听任何申辩，拔枪就把他枪毙了。
抓到“红色电台”的“犯人”之后，戴笠亲自率领军统局督察室主任、秘书、司法科长和军统特别行动处几位处长等人赶到看守所。他一看几张熟悉的“男犯”脸，不由分说，上前就各打了一记耳光，可这些被打耳光的年轻人竟然对这位昔日的“大老板”根本不放在眼里，还在嘲笑他、骂他。再看看唯一的一位女****——他妈的，还这么年轻漂亮！
“美人计！的美人计！”戴笠一看就明白了。于是他把所有的火气撒在了这个年轻的女人身上：“说，是谁派你来的？”这对戴笠来说太重要了，如果“犯人”承认是周公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那里派来的，好，那就是有意破坏“国共合作”！但戴笠什么都没有获得。那年轻漂亮的女员竟然只承认自己叫余慧琳，是当时一位名豪的私生女，与电台的张蔚林是恋爱关系，并经张介绍才认识冯传庆副台长的，所以常到遗爱祠来玩的。
“你别以为我戴笠、我军统都是吃闲饭的。你的身份我们已经清楚，也知道你是从延安那边过来的。说，延安派你回来，任务是什么？”这是第三天、第三次审讯时戴笠的问话。
“你既然知道了还问我什么？”年轻女员不屑一顾的样儿，让戴笠更气不打一处出。
“你以为嘴硬就可以保守一切秘密？”戴笠一挥手：“上刑！”
特务们立即七手八脚地上前将年轻女子拉上老虎凳，在她身上“劈啪劈啪”猛抽……
“现在可以开口了吧！说，延安派你到这儿，是不是周公馆又派你到这儿来勾引我们几个蠢蛋的？”
“还是上次说的几句话：我是从延安回来的，因为过不惯延安的生活才逃回来的，没有哪个给我任务。”
“那么你啥时参加的？”
“我想都没想过要参加。”
戴笠的嘴再次气歪了。“打！”
“继续打！”
“继续再打！”
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招。“统统死刑！”戴笠咬着牙作出这样的决定，同时也为了拉回面子而期待有一日“感化”这些让他丢尽脸的员。这样，“红色电台案”的7个人全被押进监狱……
六男一女，个个年轻青春。尽管都已遍体伤痕，但他们则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幸福和光荣地笑着，笑他们战胜了酷刑与无数次审讯，笑敌人无可奈何，笑他们自己是光荣而坚强的员。
笑得最美丽的自然是最年轻和漂亮的张露萍。那一年她才19岁。是这群让蒋介石差点把戴笠这样的“忠臣”都要革职的年轻员中的唯一一位女性，也是最小的一位员。她感到自豪，感到对得起她的组织——亲爱的中国。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的进步青年中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最值得骄傲？恐怕就是奔赴延安、参加中国的队伍这条革命道路。因此一曲“黄河之滨”总会让无数爱国的热血青年感到无比的力量。她张露萍自然就是这批青年人中的佼佼者。
河里水黄又黄，
东洋鬼子太猖狂，
今天烧了王家庄，
明天又烧了张庄，
逼着青年当炮灰，
逼着老人运军粮；
青年打死丢山坑，
老年运粮死路旁；
这样活着有啥用，
拿起刀枪干一场，
拿起刀枪干一场——
这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革命中心——延安非常流行的一首抗日革命歌曲。延安抗大中的一位女学员特别喜欢唱它，并在每次学校拉歌时，她总是特别有劲头拿出这首歌来指挥她的战友们跟人家比赛。她指挥这首歌时异常投入，而且总能取得胜利，因此她一出场指挥，大家就笑着喊起“干一场”“来一个”！“来一个”“干一场”！
“干一场”，渐渐成了她的“外号”，连中央首长们都笑着喊她是“干一场”。张露萍那个时候她的名字叫黎琳，被人呼作“干一场”的就是她。
张露萍投奔延安之前是成都建国中学女子班的学生。她是四川崇庆县人，父亲余泽安是位老实忠厚的私熟先生。那时她的名字叫余家英，她的大姐余硕彦嫁给了四川地方军暂编一师师长余安民，大姐为了两个妹妹的前途，就把她们带到了成都，因为姐夫余安民是位心肠很花又很恶的小军阀，所以在余家英的小小心灵里很恨她当时居住的“余家公馆”。1935年秋，十四五岁的她考上了成都建国中学女子班，并改名叫余硕卿。在这个女子班上，有位瘦瘦的姑娘，叫车崇英，是当时四川省委军委车耀先的女儿。张露萍与车崇英的座位挨着，张露萍（余硕卿）天性活泼，爱唱爱跳，人又长得漂亮，自然得到同学们的异常关注，车崇英对她当然也很关注，后来慢慢地将其引到了革命道路。解放后，作为好同学的车崇英曾经有过对这一时期的张露萍回忆：“我和张露萍都是成都建国中学的学生。1935年秋，张露萍（原名余硕卿）也考进这个学校，我们同在初女五班。她聪明、刚毅、天真、活泼，爱唱歌，喜欢打乒乓。我们常常谈论人生的向往，讲妇女的社会责任。由于我们志趣相投，情同手足。后来，同我坐在一起的周玉斌、杨梦萍，也常常在一起摆谈，特别是东北三省失守、平津沦陷，‘一二九’***的迅猛发展，成都的抗日气氛越来越浓，我们唱起了流行的抗日歌曲，又到校外参加救亡团体的活动。这样，我们四人便结拜成姐妹：周玉斌年长，是大姐；露萍其次；梦萍行三，我最小，行四。1936年秋，北大学生韩天石到四川搞***，发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我们姐妹四人平时就受我父亲的革命熏陶，懂得只有反帝反封建，才能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因此，韩天石在成都组织秘密报告会时，我们四人都去参加了。记得那一天的天气特别好，秋风拂面，气候宜人，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激动。那一天作报告的还有从根据地来的肖玲大姐，她向我们讲了革命形势，革命的任务。也就在这一天，我被批准参加了‘民先队’；后来，我又介绍玉斌、露萍、梦萍加入了‘民先队’，从此，我们不仅是姐妹，而且又是同志了。‘七七’事变，我父亲车耀先主办了《大生》周刊。这时抗日烽火弥漫全川，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投降的阴谋已经暴露，父亲便在周刊上连续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制造摩擦，枪口对内，以达到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目的。父亲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大声疾呼，并组织成立了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姐妹四人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尽我们的赤子心，度过了多少难忘的日日夜夜。1938年初，露萍、玉斌向我表示了想去延安的愿望，并要求我向父亲转达她们的想法，希望得到我父亲的帮助。我非常赞同，只是由于我幼年时右腿残废，不能同行。后来，由我父亲通过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把露萍、玉斌，还有同班同学李隆蔚、刘苹非等四人顺利地送到了延安……”
可以说，革命家车耀先是张露萍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因为他的原因，张露萍和车崇英、周玉斌、杨梦萍成了志同道合的四姐妹。在离开成都之前，她们四人手握车耀先办的革命刊物《大生》，在草地上特意照了一张照片，在那张相片后面，张露萍写下了如下诗句：
“真理”织成了她们的心幕，
“亲爱”时刻从心弦弹出
胜利更是充满了她们的内心，
微笑代替了她们的一切情绪。
这些礼物是谁送的呢？
是谁？就是手握着的它，
可爱而可敬的《大生》呵！
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的张露萍已是个志向明确、热血沸腾的进步青年了。奔赴延安、向往革命，是她当时的全部理想。
在张露萍与几个好友投奔延安途中，巧遇几位重庆高工学的男生与他们同搭一辆车到延安参加革命。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国民党反动军官的追踪与督察的惊险经历。当年与张露萍一路同行的重庆高工学的男生之一、后任江津白沙川南工业管理学校领导干部的胡代华，在1983年10月3日回忆了与张露萍同行到延安一路上的情景：
1937年11月中旬至下旬，秋末冬初，我们重庆高工校的几名青年学生决心投奔延安，先到了成都北门汽车站。重庆学生的装束一眼就能认得出来，都是穿着卢作孚公司出的那种三峡牌苎麻布做的学生装。这时汽车站来来往往聚了一批人，也是准备去延安的，有二男三女五个人，其中一个女的穿的服装很朴素，她就是张露萍，当时的名字叫余硕卿。这学生齐耳的短发，十六七岁，大方端正，红红的苹果脸。她主动招呼我，说她是成都建国中学的，我看样子她是成都一行人的头，别人叫她“姐姐”、“三姐”什么的。我就把我们三个高工校的同学介绍与她认识了。开始都没有谈到去延安这个话题，后来大家熟悉了，一谈，原来都是抗日救亡的同路人，所以大家都同声说：以后互相关照。之后我们一起坐上一部从成都至宝鸡的客车。
汽车直开宝鸡，车上一位川大的教师，看样子四十岁上下，河南新乡人，姓什么忘了。看上去此人很斯文，我们就主动与他交谈，他说他喜欢我们年轻人。车到第一站广元后，我们住在一个旅馆，那个川大的教师告诉我们这一路上土匪多，要我们注意安全。第二天，车换成了敞篷车，没有座位，我们也不好多问，司机还是原来两个人。车到川陕交界，叫作朝天驿的地方，是个路口，一个小镇，来了几个国民党的兵，不买票强行乘车，也不和谁打招呼就坐进驾驶室。我们赶快叫余硕卿等几位女同学坐到车角去，我们几个男同学围坐在她们的外面。可那几个国民党兵却故意从女同学的身边踩过去，还说下流话，大家只好忍受着，不理他们，车行一小时后，这些兵下车去了，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谢天谢地。这时天已下起小雪来，就只能在一个小地方住下。第二天起来一看，漫天大雪，司机说这下走不成了，明天再说，我们只好多呆了一天。没事干，大家坐在一起就开始摆龙门阵。我们的一位男同学就请“三姐”余硕卿说说成都的事，余就介绍说：这年上半年成都的救亡活动很热烈，街上演剧、唱歌、跳舞，各学校都办了壁报，车耀先办了个叫《大声》的刊物，这半年来，她说她因为一直看这个刊物，所以学到了很多知识，看清楚了国民党的无能，她越说越气愤。接着我介绍说：我们重庆救亡运动有个《新蜀报》编辑叫漆鲁鱼，有40多岁，带个眼镜，是从新四军部队中受伤回到重庆的，地下党是他先搞起来的，他写社论，组织我们搞读书活动。“西安事变”后，重庆的救亡活动就搞起来了。这时，大家又谈起“西安事变”。余硕卿说：“西安事变”的内部情况不清楚，但是和国民党打了十多年，抓住蒋介石不杀，这是个了不起的事情。看上去余硕卿十分佩服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于是大家又谈到范长江的通讯。余硕卿说，她早听车耀先说过，还说对抗日救亡都有著作论述，抗日救亡是提出来的。看起来她的消息比我们灵通，道理比我们懂得多，后来才知道她经常与车耀先等地下党领导人接触，受他们的引导和教育。谈到“卢沟桥事变”，谈到蒋介石不抗日，大家越说越气愤，余硕卿说：蒋介石就是卖国贼，他把东北三省卖了，现在华北四省又危急，我们到延安，就是为了抗日。她的抗日激情和对延安的向往，深深地感染了我们，所以我们相互之间也变得亲切与亲近了。
次日天晴了，车开前来了一位国民党军官，大摇大摆的坐上驾驶室，对我们好像不放心，大家感到紧张起来，不敢再提到去延安的事，只说到西安考学校。第二站等汽车发动时又来了一个军官，比昨天那个年轻些，穿着整齐。这两个军官在一边嘀咕一边朝我们看，后来前一天来的那个军官下车了，看来他们是在轮换监视我们。
车到第四站是凤县。我们在叫做双石铺的地方找旅馆住下了，偏偏那个国民党军官就住我们隔壁，大家不敢多说话，吃了饭就睡觉。
到了宝鸡后，余硕卿悄悄对我们说，要找个便宜点的旅馆住，这样好甩掉那个军官。他果然不来住，但此人很狡猾，很快又把我们找到了，并很凶地对余硕卿说，小姐为什么要找这么个很脏的地方住下呢？余硕卿说，我们都是穷学生，没钱住好的。那军官似乎信了，就走了。我们以为这样就摆脱了那个盯稍，结果第二天乘宝鸡到西安的火车时，发现那家伙也在我们身边坐着。这时，那个军官向我们摊牌了，他说我也赞成国共合作，有意想套我们的话。余硕卿很聪明，忙给我们递眼色，于是大家都不理他。后来那军官死缠着要问我们到底干什么去？我们只好对他说是到西安考学校，他连忙说好、好，并说我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汉口办了个复光大学，我可以介绍你们去。他自己吹自己是校官推荐的，可以介绍去。但我们不敢随便理他。到西安已是半夜了，又住在一个小旅馆里。那军官仍跟着我们。余硕卿就悄悄对我们说，我来应付他，你们几个男同学拿介绍信先到八路军办事处去联系。于是我们陆续摆脱了那军官的纠缠，后来机智的余硕卿也来到了八路军办事处。接待人员对我们很热情，表示欢迎我们去延安，但提出要考试。结果是个别口试，题目是共同的：延安很苦，吃小米，风沙大，你们去怕不怕。我听余硕卿抢先勇敢地回答道：我不怕苦！要革命连命都舍出来了，还怕啥苦？我们都这样回答，结果全被收了……
在这个时候，张露萍做了一件事：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黎琳”，这一次改名是她出自对革命的追求和告别旧世界的她的一种境界的提升：琳，美玉，女性；黎，黎明，朝霞。一个追求革命理想的美丽女性。
到延安后的张露萍，就像一只飞出牢笼的自由鸟，她兴奋，欢乐，充满着幸福感。虽然那里条件艰苦，但张露萍依然整天生活在快乐之中。有时也会耍点小脾气，尤其是来自天府之国的她吃不惯小米和窝窝头时，她像所有爱撒娇的小女孩一样，会在朋友之间发发牢骚。她曾写信给革命的恩师车耀先，说：“我多想吃成都的花米糖啊！”车耀先热情地回信教育她：“思想改造是长期的。青年必须通过艰苦的磨练，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后来她进了抗大，直接接受了、朱德、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革命家们的教育。张露萍的学习成绩很好，她聪明机灵，又爱唱爱动，长得又漂亮，所以很受大家的喜爱。每次学校和延安有什么大活动时，经常有她出面指挥唱歌。抗大毕业后，她被分配到***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在这里她加入了中国。1939年，经组织批准，张露萍和同时到达延安的革命青年陈宝琦结了婚。新婚不久，突然有一天她对新婚丈夫说：“宝琦，领导要派我回四川从事地下工作。”“领导？哪位领导？”丈夫宝琦以为年轻妻子跟他开玩笑。“是……是陈云同志。”张露萍不想瞒着自己的丈夫，虽然她接受的是一项特殊任务：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间谍任务。“陈云同志？那……那一定是特别重要的任务。”陈宝琦马上明白，正是因为明白年轻妻子要去接受这样重要的任务，所以他有些担心道：“你一个人去？还是我们两个一起去？”张露萍搂着丈夫的脖子，温柔而又不舍地：“是叫我一个人去，因为任务很特殊，我们两个一起去反而会不好的……”宝琦明白了，说：“可我很担心，你还不到20岁的四川娃儿。”张露萍立即小嘴一撅，说：“哼，小瞧我！”宝琦笑着用手指顶着娇妻的鼻子，说：“看你这样，不还是娃儿嘛！”说着，将她紧紧地搂在怀里……
“等着我，等胜利了，我就回来。”第二天，延安兵站上，张露萍对自己的丈夫留下这句话后，便依依不舍地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这一幕，对她的丈夫来说，是记忆中他们夫妻俩的最后一次定格。几十年后，张露萍的丈夫回忆起那一幕，仍是深情难忘:“当时天气很冷，但张露萍的心却热乎乎的，充满了战士出征前的豪情。我们互相鼓励，别后虽然天各一方，但一定要忠于党，奋发地为人民工作。依依不舍之情，至今难忘！”
从这一天开始，曾经名扬一时的“干一场”，再也没有在延安出现过。不过，几天后的成都街头，则多了一位异常洋气和美丽的年轻女郎。她就是张露萍。
与成都的女友杨梦萍分手后，张露萍在组织的安排下，很快抵达了山城重庆。这里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此地到处都是特务和警察。这一天，一辆从成都方向来的汽车，满载乘客驶进车站。车子刚停稳，稽查处检查哨的几个特务便捷步过去，挨个盘查下车旅客。一位头戴法兰绒小帽、露出披肩的长发、身穿浅咖啡色薄呢连衣裙、脚蹬棕色小皮靴、手提着精致小羊皮箱的时髦女郎出现在特务面前。她那目中无人的傲气，竟然让一向狗仗人势的小特务们看傻了，呆呆地接过她递来的证件，一定神，才发现那位傲气凌人的小姐早已出站了。
这就是由延安来到重庆执行特别任务的张露萍。此时的她，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走在乞丐遍街、满目疮痍的“陪都”大街上，似乎在闲情中观景，又似乎在借着观景在等什么人……突然，她趁旁人不注意的那一瞬间，迅速转过身子，抬起那双骄傲的眼睛，确定身后没有“尾巴”时，立即一改懒散的样儿，猛地加快脚步，一拐弯就进了中央南方局办事处——曾家岩50号周公馆。
这个性急的姑娘还没坐下就嚷嚷“要工作”、“给任务”。“小同志，你一路辛苦了。好好休息几天，任务和工作嘛，肯定少不了你。”此时，在周公馆主持南方局工作的是叶剑英，他见这位年轻而漂亮的女同志这么性急，便安慰道：“重庆是个好地方，有得玩，有得吃，你先适应几天，再谈工作和任务如何？”“那好吧，我服从首长命令。”张露萍小嘴一撅，生气时仍然那么惹人喜爱。
“这个小鬼！”叶剑英望着离去的张露萍的身影，笑着对曾希圣、雷英夫说。
之后的日子，张露萍正是过着十分闲散的生活，每天逛街、观景，并把重庆几大“名吃”尝了个遍。而她并不知道，这些日子里，周公馆发生了一件让叶剑英等领导都有些意外的事——
一日黄昏，突然有位年轻人趁着黑暗，偷偷潜入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
“同志，我要找你们的负责人。”
周公馆是八路军和南方局办事处的驻地，外面到处是国民党特务分子。这里的一举一动，都会让敌我双方异常敏感。值班的警卫人员见这位瘦高个儿、白净脸的文弱书生突然闯入，不免几分警惕道：“你认识谁吗？”
那年轻人摇摇头。“可我有急事呀！”他紧张而急促地说道。
“那你跟我进来吧。”警卫人员带他进了屋。“我要见你们的最高领导，”他坚持说。
这时，楼上的叶剑英和曾希圣等同志正在商量要事，他们一听值班人员介绍说有位不明身份的青年来了，叶剑英和曾希圣用眼睛对视了一下，说：“你先去看看。”
曾希圣下楼。见了这位青年问：“请问，你是……”
“我姓张。”年轻人显得特别兴奋，因为他一看出现在面前的是一位“领导”。接着他扶了扶金黄色丝眼镜，道：“我叫张蔚林，在戴笠军统总部干电讯工作。”
戴笠手下的军统总部干电讯工作？这不是敌人心脏的人物吗？曾希圣一听内心强烈一震。他强忍震动地静心听着小伙子继续讲：“我是来找党的。我在上海加入过，后来关系断了，我希望能够继续为党工作，并且恢复我的组织关系……”
竟然会有这样的事！而且如此冒然！曾希圣是位老革命工作者，在重庆这个抗战大后方，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要随时警惕。这也是中央和周恩来副主席一向强调的原则。他感到眼前这个年轻人太特别了。
“我恨透了国民党对日本的投降政策，我要离开这个特务狼窝！请让我到延安去吧！”年轻人很慷慨激昂地说着。
曾希圣毕竟是位老革命者，面对这类事，他开始冷静起来，并带着笑容对小伙子说：“你的爱国热情很好。不过，关于你的党籍问题，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还要调查研究。不管怎样，我们欢迎你为人民、为抗日多做些好事。”
年轻人很感动地点头。
“但如果真如你所言那样，那么你应该知道，你这样一走在敌人方面会很快察觉出来，这样对你和对你追求的目标都可能是件考虑不太成熟的事，因此建议如果你那边还没有发觉你的行动的话，是否应该先回去，然后，我们经过调查和研究再通知你去不去延安？”曾希圣说。
“我理解。我完全理解。”年轻人更是连连点头。“好，我马上回去，他们没有发现我到这里……”年轻人再次扶了扶眼镜，很感激也很兴奋地与曾希圣招招手，折身快步出了周公馆，随即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这件事在周公馆引起了一阵小小**，不过很快又平静了，因为像类似的事，周公馆常有，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什么怪事都有可能发生。“警惕，再警惕！”这也是周恩来经常教育大家的话。
然而意外的是，过了几天，那个张蔚林不仅又悄悄地来到了周公馆，而且还带了一位年纪比他稍大一点的另一人。他给曾希圣介绍，说这位高个子是他的同事，叫冯传庆，同在戴笠的军统总部搞电讯。两人的要求一样：想到延安去，跟蒋介石对着干！
这事有点玄乎！叶剑英听取曾希圣汇报后说，对这两个年轻人要进行教育和考察，视教育和考察之后的情况再定。
曾希圣按照叶剑英同志的指示，对张、冯二人进行了认真的谈话，建议他们先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为人民解放事业作贡献。
张、冯二人后来确实积极主动地把蒋介石方面不少重要的情报送到了周公馆，而且这些情报为我延安所用，非常有价值。干这样的事肯定属于要杀头的，但张、冯仍在继续干着。
“他们过去是否是党员我们弄不清楚，但表现比较进步，同情、支持，主动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来联系，送情报，并多次要求承认他们是党员，要求到延安去。经我们反复研究，同意发展张、冯为党员，并由叶帅和曾希圣同志为介绍人。十月的一天，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楼下，我住的一间小屋内，叶帅、曾希圣同志亲自为张、冯举行了入党仪式……”曾与叶剑英和曾希圣等同志一起处理张、冯二人一事的雷英夫在解放后这样回忆说。
这个看起来很离奇的故事，其实就是当时发生在重庆敌我双方最高层的一件想编都难以编出的真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从戴笠手底下跑到的周公馆来的几位“毛小伙”吧：
张蔚林，一个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的年轻人，只有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档案里留下这样的文字记载：
张蔚林(1916—1945)，江苏无锡人，党员，1916年10月，出生在无锡一个士绅家庭。在中学读书时，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尤其喜爱进步的文艺作品。平时，他常常到一个进步的语文教师那里去借书，然后在晚上偷偷地阅读。在这位老师的熏陶下，他不但学到了文学知识，而且初步萌发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不多久，这位他十分崇敬的老师突然失踪了。后来他才知道，这位老师是党员，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后杀害了。这件事对张蔚林的触动很大，他想，这位知识渊博，善良可亲的人，怎么会是“杀人放火”的赤色分子？从此，他对国民党的****宣传，就开始抱怀疑的态度。
1936年秋，张蔚林考入上海三极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这个学校的校址在上海原法租界巨鹿路，校长是后来成为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长的魏大铭。魏原是上海国际电台的国际报务科长，因私设电台、从事金融投机而被国民党交通部开除。魏与戴笠是同乡，在戴的介绍下参加了复兴社，并被委派为三极无线电学校的校长。在三极无线电学校的学生中，魏大铭每期以动员到军队服务为名，蒙蔽、欺骗一些人去军统工作。张蔚林在魏的欺骗下，被转往军统杭州无线电训练班第八期受训。半年后毕业，分配到军统南京无线电总台(后迁重庆)担任通讯工作。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军统在撤离南京前，派张蔚林到皖南赣北一带，在敌占区从事秘密电台的潜伏工作，任景德镇分台台长。在此期间，他目睹了国民党军队无能，不战而退，大片国土沦陷在敌人铁蹄之下的情景和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烧杀抢掠，****妇女的累累罪行，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和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愤慨。而的军队，装备虽然落后，却能出奇制胜，消灭敌人，又使张蔚林由衷地佩服。这一切，使他的思想逐步地倾向于革命。1938年5月，他暗中串连赵力耕、杨洗等人和其他电台人员，联名向军统局拍发电报，要求增加工资，搞得上司们十分狼狈。于是，电台科长以张蔚林秘密串连、煽动闹事为名，报请电讯处，请求批准给他严重处分。当时，电讯处长魏大铭是挂名的，实权掌握在副处长董益三手中。董曾担任过军统杭州无线电训练班主任，张蔚林是他的得意门生。因此，董收到请求处分张蔚林的电报后，把它悄悄压了下来，并借机把张蔚林调到重庆，分配在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电讯监察科，负责侦收各个电台发出的讯号和控制电讯器材的供应工作。
张蔚林来到重庆后，看到了国民党大后方的黑暗、腐化和军统特务机关内部的种种黑幕，更加大失所望。他苦闷、彷徨，决心寻找光明的出路。他秘密地订了一份《新华日报》，暗地里和冯传庆、赵力耕等人传阅。几位年轻人在一起时常议论时局，抨击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痛恨自己身陷敌营，决心找到，把自己的青春献给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对于张蔚林订阅《新华日报》，董益三在解放后的回忆材料中写到：
张在一科工作一段时间后，管人事的曾向我反映说张的行踪可疑，工作不安心、靠不住，他还订阅《新华日报》。这里仅有他一个人订此报纸。我即找他来个别谈话，问他为什么要订这种报纸，他回答是出于好奇，因这种报纸上载的文章与别的不同。最后他对我说：“董处长既然这样，我以后就不订了。”我又问他是否有组织联系。他说绝对没有，这件事就这样算了。
关于冯传庆，红岩革命烈士陵园档案中是这样记载的：
冯传庆(1912—1945)，又名冯小虞，党员，1912年4月出生在北平一个电讯世家。他的祖父、外祖父都是清廷京官。父亲冯念诒，河北涿鹿人，“七七事变”前任绥远归化电报局长，后因不愿为日本侵略者做事而离开归化，不久病逝。母亲沈荷崖，杭州人，因丈夫在归化纳妾，夫妻不和以致反目，她毅然带着八岁的儿子冯传庆和一岁的女儿冯晓湘回到杭州，以养蚕刺绣抚养儿女。1922年，10岁的冯传庆患了一场麻疹，因母亲忙于生活，缺少照料以致感染成天花，高烧不退，脸上长满了疮疤，奇痒难禁。他咬紧牙关，顽强地与死亡搏斗，终于活了下来，但脸上却从此留下了几颗清淡的麻点。寡母的勤奋操劳，幼年生活的穷苦，疾病的折磨，培养了他顽强坚毅的性格。
冯传庆自幼聪颖好学，愤发读书，且多才多艺，琴棋书画，吹弹歌舞，无所不会。他尤其喜欢书法，一手蝇头小楷写得比刻的还好。他从小富于理想，热爱生活，憧憬光明的未来。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上海三极无线电学校。由于学习成绩优秀，毕业后被派到山东威海卫当电台报务员，后调到国民党交通部所属的天津电信局任无线电报务员。由于他的勤奋，在实际工作中逐步掌握了精湛的无线电通讯技术。他能在复杂纷乱的电波中，迅速找到他所需要的电台呼号；他能排除种种干扰，搞清并收听对方的电码；他能修理中外各种无线电收发报机。这些，使他在国民党交通部无线电通讯系统内部，被誉为第一流通讯技术人员，也使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道路。
1937年夏，冯传庆被戴笠发现并看中了，强行把他由国民党交通部调到军统局工作，并要他在这之前，先到国民党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这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正践踏着我大片美丽的国土。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冯传庆先是迷惑不解，继而逐步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对于军统是一种什么样的机构，他也是略有所知的，因此，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却要去庐山受训，然后到军统去工作，他感到痛苦、不满，但又无能为力。在庐山受训期间，冯传庆给母亲、妹妹写了一些信，叙述了自己的苦闷心绪。在信中，他还给妹妹冯晓湘写了七言诗发抒胸臆。
1937年深秋，冯传庆来到军统局重庆电讯总台，担任总台领班。不久，升为仅次于总台长倪耐冰的报务主任，直接管辖着几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他为人正直谦和，对他下属的领班、主任报务员和报务人员都一视同仁。他看不惯那些包括戴笠在内的高级特务们专横跋扈、谄上压下的作风。对他们利用职权，贪污腐化，荒诞无耻以及以种种莫须有罪名，随意监禁、杀掉电台工作人员的法西斯暴行，更是深恶痛绝。尤其使他感到愤慨的是，直接听命于蒋介石的军统局，不是去做对抗战有益的工作，而是压制人民的抗日民主活动，逮捕、囚禁、杀害党员和爱国学生，甚至派遣特务去延安潜伏，破坏国共合作和抗战。他厌恶国民党，更厌恶军统，拥护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决心寻找新的出路，为抗日救国献出自己的一切。冯传庆来到军统局任职以后，他的母亲、妹妹和妹夫赵名高一家，也先后迁到了重庆。这时，他已经26岁了，还是单身一人。母亲和妹妹都十分关心他的个人问题，但每次提到此事，他总以“国难当头，好男儿应为国家分忧，而不为家室所累”为由谢绝了母亲和妹妹对他个人婚姻的关心和焦虑。
1939年初，冯传庆和张蔚林因工作上的关系而结识了。由于有着共同的思想和语言，他们很快成为莫逆之交，无话不谈。
1939年1月，国民党抛出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在全国各地制造了平江、确山等惨案，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丑恶面目更清晰地显现出来了。8月下旬一个炎热的下午，张蔚林、冯传庆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火山，一起来到周公馆要求见“领导同志”，于是就发生了前面讲述的曾希圣受叶剑英同志委托，并决定吸收他们为党员，负责打入军统内部的一个突破口。这个决定是兼任南方局书记的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时任南方局军事组组长的叶剑英共同作出的。
后来，张蔚林、冯传庆又介绍了具有进步思想的军统电台报务员杨光、赵力耕、王席珍、陈国柱、安文元入党。安文元后来当了叛徒。其余几人都在“红色电台”案中被敌人杀害。我们在此介绍一下这几位为中国解放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年轻员的基本情况吧：
杨光烈士（1917—1945），辽宁海城县人。原在家乡读中学，“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后在西安等地继续读完高中。故乡的沦亡，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暴行，在杨光的心灵上留下了十分难忘的记忆。他深知，这一切都是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造成的。因此，他对蒋介石及其卖国投降的国民党政府，表示了极大的愤慨。1938年秋，杨光因生活所迫，考入军统武汉电讯第12期受训，于同年10月被分到军统重庆第一电讯总台任报务员。本来，杨光报名投考军校，是想献身于抗日救国事业，谁知却受了欺骗，进入军统，充当了蒋介石****反人民的帮凶，这使他心情异常沉重。而当他进入重庆电讯总台后，目睹了军统的种种罪行，更使他悔恨万分，决心寻找光明的出路。在员张蔚林、冯传庆的教育帮助下，他的觉悟不断提高，主动要求从敌人的营垒中杀出来，投身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后在张蔚林、冯传庆推荐下，由南方局批准为秘密党员。1940年3月，杨光在敌人的大搜捕中被捕，于1941年3月被敌人转囚于息烽集中营。在四年多的铁窗生活中，他立场坚定，对党忠诚，乐观开朗。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拒绝了敌人要他在“悔过书”上签字的企图，坚信自己从事的事业是爱国的。1945年7月14日，杨光同志与张露萍等六人一道，被敌人以押到重庆释放为名，秘密枪杀于息烽快活岭，时年28岁！
赵力耕烈士（1917—1945），辽宁省海城县人。赵力耕自幼刻苦读书，成绩优良，尊敬师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赵力耕正在海城中学初二读书，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沦陷，赵被迫离开故乡，流亡关内，几经辗转，于1934年到达西安，在这里继续读完高中。在从海城流亡到关内的途中，他目睹了日本侵略在**掳掠、血腥屠杀的种种残暴罪行和东北同胞扶老携幼、流离失所、倍受蹂躏的苦难，对国民党的投降卖国政策无比仇恨。1938年，因生活所迫，赵力耕考入军统武汉电讯班第12期，毕业后被分到军统重庆电讯总台任报务员。与张蔚林、冯传庆结识后，在他们的影响下，赵力耕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后经张蔚林、冯传庆推荐，由南方局发展为秘密党员。他经常利用值班之机，截获军统的重要情报，经破译后转交张露萍。有时情况紧急，他还以他熟练的发报技术，巧妙地将重要情报直接拍发给延安，作出了重大贡献。同因“红色电台”案被敌人杀害，牺牲时28岁。
王席珍烈士（1917—1945），河南汲县人。王席珍是一个充满爱国热忱的青年学生，后因生活所迫，于1938年考入军统武汉电讯班第12期，毕业后被分在军统重庆电讯总台任报务员。后与张蔚林、冯传庆接触，接受了革命思想，经南方局批准为秘密党员。地下党组织在军统局电讯处地下特支成立后，在张露萍和特支领导下，王席珍积极投入艰巨的地下秘密斗争，做了大量工作。后王席珍在“红色电台案”中被捕，在狱中他坚毅不屈，痛斥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揭露军统的黑暗，受到同监难友的爱戴。当监狱当局要他在“悔过书”上签字时，王席珍同志予以断然拒绝。牺牲时年仅28岁。
还有一位陈国柱烈士的情况，我们没有找到他的相关档案。
在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军统组织的首脑机关里，有了这样一批年轻而忠诚于革命事业的中国员，可想而知，军统的所谓“固若金汤”必定会闹出莫大的笑话来。
张蔚林、冯传庆等秘密员，整天活动在敌人的心脏，如何把情报送到我党手中，并不能让敌人发现，这是个非常难的大题目。正当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为此事犯难之时，延安来的美女——张露萍的出现，让叶剑英灵机一动，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派她去，借张蔚林的妹妹为名，建立我“军统电台特支”，开展最机密的地下情报工作。周恩来征求曾希圣和雷英夫等我党情报机关的内行们的意见，结果都与叶剑英的观点一致：好主意！
一天，张露萍从外面回到周公馆，叶剑英就把她找到办公室，非常认真而严肃地对她宣布了组织决定由她去领导“军统电台特支”的任务，最后语重心长地说：“小鬼，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而复杂，属于党的高度机密，需要勇敢，更需要智慧。既要对党绝对忠诚，又要准备当无名英雄。怎么样，这回你真的可以去‘干一场’啰！”叶剑英不失幽默地对张露萍说。
“是，首长，我坚决服从党的安排，保证完成好任务，绝对保守党的机密！”张露萍向叶剑英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就这样，根据组织的安排，这年11月底，张蔚林便从军统电讯总台宿舍中搬出来，在牛角沱附近租了两间房子，与张露萍在那里住下来。这时，南方局军事组对她平时穿什么衣服，如何化装，上街要注意什么问题，如何与中间联络站联络的方法和暗号等等细节问题，都进行了严密的布置和安排。从此，穿着阔气，风度翩翩的张露萍，经常以给哥哥带东西或找哥哥的好朋友为名，时不时地出现在军统电讯总台会客室和马鞍山军统人员宿舍。与之同时，源源不断的敌方情报被秘密地送到南方局军事组，甚至连敌人的电报密码也被偷了出来。张露萍等有时情况紧急来不及将情报往周公馆送，便顺手利用敌人的电台干脆直接把情报发向延安。这群年轻人就像安在敌人心脏的一台台“X光透视机”，把蒋帮特务机关和国民党的核心机密透了个通体给我党我军。负责情报接收的雷英夫曾在解放后向有关部门写信证明张露萍他们的这份特殊贡献：“我们从军统局获得了电报密码、
电台呼号、波长、军统内部组织概况、军统收集情报和准备打入我党我军的计划等。一个特务潜伏小组准备打入延安，由于张露萍他们提供了准确情报，使这个特务小组还未进入延安，即被我军抓获。我地下党哪些组织被敌人发现，根据他们截获的敌人情报，也能够及时地安全转移。总之，他们做了大量工作，对于中央和南方局开展抗日统战工作，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政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些，对我们都是很有用处的。”
然而，就在“军统电台特支”的这群年轻员们全心全意、英勇奋战在敌人心脏，为我党获得源源不断情报的紧要关头，一件意外的事，让这个宝贵的地下党组织遇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1940年2月中旬，张蔚林在工作时因不小心烧坏了收报机上的一个电子管，而当时电子元件管理得特别严，他被关了禁闭。这时，张蔚林十分紧张，他脑子里一直在盘算着自己的真实身份会不会暴露等问题。情急之下，缺乏地下工作经验的张蔚林趁敌人防范不严之际，逃了出来，并径直到周公馆向南方局军事组汇报了此事。
军统这边，马上发现了张蔚林的逃跑，于是特务们迅速搜查了他的住处，从抽屉里发现了有张露萍写给他的一封暗语信:“蔚兄，现将妈妈借用的东西奉还，天冷了，要注意防寒。”还有抄写的军统局职员名册。“马上追查！”戴笠立即下令！
而周公馆这边在听取张蔚林自己的陈述后，在并不了解敌人已经对他的宿舍搜查之时，认为张烧坏电子管仅是业务上的过失，敌人现在扣押他可能只是为了惩罚，倘若现在逃跑反而会暴露自己和组织，加上他与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有师生之谊，可以求他说情，掩护过去。所以建议他还是先回去，以观后情再定。这样，张蔚林毅然重返虎穴，敲响了他的恩师董益三的家门。但这时情况已经极其严重了……董益三在解放后对此有过这样的回忆：“他把三个真空管烧坏了，当时器材、配件非常缺，因此被关了起来。第二天他从禁闭室跑掉了，电讯检查科科长肖茂如就打电话告诉了我，同时稽查处又派人四处搜寻，后到了他住的张家花园，结果在那间屋里搜出了入党申请书和党内的一些材料……我说赶快向军统局本部报告，待我电话刚放下，外边守门的警卫来报告说张蔚林要见我，我即通告他进来，我气愤地问他:‘张蔚林，当初我问你有无组织关系，你说没有，现从你家搜出了东西，看你还有什么说的。今天事情到了这步，无法帮助你了。’随后我派了二个哨兵，把他送交毛人凤了……”
张蔚林被关在稽查处看守所。想到组织和冯传庆等同志的安全，心急如焚。怎么办？张蔚林看准了这个看守所所长毛烈是新近到任的，对情况不熟，于是张蔚林谎称要取钱用，求请毛烈派人送一封信到七星岗四德里，并许诺信送到即给毛烈50元“辛苦费”。毛烈上了当，手下的人把张蔚林的信送到了目的地，于是几位地下党同志安全撤离。第二天戴笠派人去抓，结果扑了个空。这也就有了戴笠震怒，拔枪就把毛烈给毙了的后话。
张蔚林被捕当晚，特务总队立即包围了电讯总台，由台长倪耐冰集合总台全体人员点名，当即逮捕了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杨洗、安文元。
冯传庆正在报房值班，突然发现一辆辆军车开到电讯总台大楼前，道道光柱令人炫目，一队队荷枪实弹的特务已将整幢大楼包围，楼道内也布满了军警，情知不妙，借着夜幕，机警地翻后墙走了。冯传庆一路狂跑，竟然“飞”到周公馆。这时，同志们正在为张蔚林被捕而焦急万分，突见冯传庆闯进来，身后还有“尾巴”紧追不舍，知道坏了大事。气喘嘘嘘的冯传庆一进周公馆就要求见叶剑英或曾希圣和雷英夫，因为他不认识其他人。周公馆的工作人员知道出了大事，可又不便贸然让他去见叶剑英，于是临时决定由一般干部陈家康去见了冯传庆。冯传庆简单地把情况讲了一遍，然后异常紧张地说他们已经暴露了，国民党特务在抓他，现在无路可走，只有到这里来请组织上想办法。一听这个情况，周公馆的同志便向叶剑英作了汇报，叶剑英马上从三楼走下来，问冯传庆到底怎么回事。冯说:“电台已被包围，正在抓人，我是翻墙跑出来的……”又补充说：“我还回电台吗？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呀！”
叶剑英朝他摆摆手，脸色异常严峻:“其他同志可能已经被捕了，你必须马上转移到延安去。”
冯传庆望着叶剑英的表情，说:“我是党员，一定服从组织安排。”
“先休息，调整一下情绪和心情，再作行动。”叶剑英一边安慰，一边要求冯传庆他要镇定和经受住新的考验，并告诉了他怎样转移，及转移途中的联络地点和暗号。因为情况紧急，必须马上转移。见冯传庆因仓促出走，穿得单薄，叶剑英便脱下自己身穿的一件古铜色皮袍，披在冯传庆的身上，又帮他化上装，戴上礼帽，手拿文明棍，装成一位有钱人，还交给他200块大洋做路费。末后一再叮嘱冯专庆:“路上要住在旅馆、大饭店，不要暴露身份。”
深夜两点，两位同志带着冯传庆从周公馆下面防空洞钻出来，到了嘉陵江边，经过侦察没有发现特务，就用一艘小木船送他过江。
经过这半夜的折腾，加上又惊又累，冯传庆过江后便在江边的一个渔民草棚子里倒下睡着了……早晨渔民一来，发现有个打扮阔气的人睡在他的草棚子里，顿起疑心，便把他抓到了警察局。正在到处抓人空手而归的特务们拿出通缉令一看：嗬，巧了，你小子就是“****”冯传庆啊！
张蔚林他们出事时，张露萍并不在重庆，她刚好去了成都探亲，对这边的事一无所知。这天，她突然接到张蔚林发来的电报:“兄病，速回渝”。按照纪律，她给南方局军事组写了一封信，告之自己收到张蔚林电报，已动身回重庆。成都到重庆相距几百公里，信到人也到了。南方局收到信，知道是军统局设的圈套，赶快派人到各车站守候，然而已经来不及了，张露萍一到重庆即被等候在关卡上的特务抓捕了。原来，特务的这一招是叛徒安文元所为，他供出了“军统电台特支”的整个组织情况及张露萍在成都的地址，于是军统特务便以张蔚林的名义拍了这份电报，于是也就有了张露萍在重庆一露面便被抓的结局。
张露萍被捕后，据周公馆的同志们介绍，曾出现过一件怪事：不久，张露萍突然出现在了周公馆附近。许多人看到了她的出现，因为当时她站在离周公馆大门只有一米来远的地方。只要轻轻跨一步，就可以进院子里。那里面有她敬爱的首长，有她亲爱的同志……但张露萍就是没有进去，连看都没看一眼便折身走了。她身后跟踪的特务们只得失望地跟在她身后也远远地走了。对此情况，雷英夫后来回忆分析道：“我们当时判断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她很坚定，什么也不承认，特务机关没有办法，就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把她放出来，看她跟谁说话，看她到底进不进周公馆。如果谁同她讲话就抓谁，如果进周公馆就砸周公馆；第二种可能就是她叛变了，引着国民党特务来抓人。但是张露萍出现了以后，见到我们的同志并没有说话，脸绷得紧紧的，表情很严肃。经过我们门口的时候，她离大门只有一米远，跨一步就可以进到院子里来，但她不进，连看都不看就走过去了。因此，我们当时判断是第一种可能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第二种可能性，因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搞不清楚，只是一种估计。现在看来，张露萍同志看穿了敌人的阴谋，她采取的行动是很正确，很聪明，很成熟的。后来，我们看到有些材料上讲，国民党特务机关认为，领导张露萍的不是周公馆，而是重庆地下市委。这就说明，张露萍同志的行动保护了南方局领导机关没有受到损失。”
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等人的“红色电台案”震惊了国民党最高当局，一向自认为对付“最有一套”的戴笠丢足了脸面，因此对该案的审讯异常机密而歇斯底里。特别是在对付“美女间谍”张露萍身上最花力气。但所有的审讯结果几乎都是一致的：张根本不承认自己是派到军统电台的“间谍”，她仅仅是“因不满家庭包办婚姻，跑去延安考抗大，后来吃不了苦，逃了回来。在重庆，路遇张蔚林，发生恋爱。至于冯传庆、杨洗、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是因张蔚林认识的……”这样的供词。
从张蔚林那里获得的口供也只有:“同张露萍在路上相遇认识，彼此恋爱，并无政治关系。”
冯传庆、杨洗、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更是“一再诘讯，坚不承认”，冯传庆还一把撕碎了特务替他写好的“自首书”。
戴笠黔驴技穷了，他命令司法科长余锋判张露萍等7人死刑，暂不执行，等抗战结束后，作为破坏统一战线的证据，与我党斗争。经蒋介石批准，他们7人被钉上死镣，最先囚禁在白公馆。1941年3月，张露萍等7人与其他被囚禁者一道，被押到贵州息烽监狱。
张露萍在息烽监狱的日子里，还流传着她痛斥和痛打特务头目、俗称“笑面虎”的监狱主任周养浩的故事。
周养浩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对美貌如画的张露萍垂涎三尺。一日，他把张露萍叫到办公室“个别谈话”，没说两句便嬉皮笑脸，上前想耍流氓。张露萍厉声喝斥:“瞎了你的狗眼，你认错人了！”厚颜无耻的周养浩不信这一套，继续将身子挨紧张露萍，欲动手动脚。“啪啪！”张露萍毫不含糊，举手就给了他两巴掌。周养浩恼羞成怒，却又不敢张扬，指着张露萍威胁道:“你！你不识抬举，等着瞧！”张露萍痛打周养浩的事，很快传遍了全狱，搞得这个衣冠禽兽坐卧难安，狼狈不堪。
又有一日，狱方突然搜查难友李任夫的铺位，发现李与张露萍在来往的纸条中大骂周养浩是“活王八”。“妈的，他们反了！”周养浩气得七窍生烟，立即召集全体监狱“犯人”，当众毒打李任夫40大板，并罚戴重镣和吃盐水饭一个月。张露萍也被连带上了重镣，罚吃半月盐水饭。贼心不死的周养浩，又利用这个机会假献殷勤，再次找张露萍“单独谈话”，又嬉皮笑脸地夸她如何“年轻漂亮”，“前途远大”，只要“听话”，就可以释放等等花言巧语，还写条子叫会计室发200百元特别补助费给张露萍。“见你龟儿子去！”张露萍一把抓过条子，“刷刷”撕成两半。
“你等着死吧！”周养浩气急败坏地甩手而去。
1945年7月14日上午，监狱看守突然通知张露萍收拾行李，说有专车送她和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等七人到重庆开释。
开释？笑话！机警的张露萍立即轻蔑地对特务说:“你们不必隐瞒，死是决定了的，我们并不害怕。”随后，她镇静地拿出梳子，精心地将头发梳了又梳，一直梳出她认为最满意、最时髦的发型。“徐大姐，好看吗？”张露萍低声地问“小萝卜头”的母亲徐林侠。“后边的够不到，你再给我梳梳。”徐林侠默默地为张露萍梳着，眼泪早已忍不住流淌在脸颊上……“徐大姐，我们活得亮亮。死，也要死得堂堂。你说是吗？”说完，张露萍从容地取出自己的小皮箱，换上从延安回来时穿的那套咖啡色连衣裙，并戴上红宝石戒指，然而像个美丽的神女，昂首走进牢房……
特务们的汽车迅速将张露萍等“红色电台案”的员们拉出息烽监狱，驶向密密的快活岭丛林。这是一次预谋的屠杀：特务们将车子行至离息烽县城三公里左右的快活岭的一个军统被服仓库时，便按事先准备的计划，谎称汽车要加油，强行叫张露萍等七人下车。当张露萍他们刚刚下车，走上仓库的台阶时，“哒哒……”只听一梭梭罪恶的子弹从背后飞来。猝不及防的张露萍、张蔚林和冯传关等人中弹倒下……当刽子手正在为自己“干得漂亮”而狂笑之际，突然，张露萍从血泊中站了起来，她扭过头来，怒目圆瞪，手指着流着鲜血的胸脯，向刽子手骂道:“笨蛋，朝这儿来，打准点！”这一情景，吓得刽子手个个汗毛倒竖，连退几步。“哒！哒哒！”少许，才又见一个特务慌忙地连放数枪，张露萍再中六弹后才倒下没有再起来……她死的时候，那双美丽而仇恨的眼睛一直睁着，永远盯着那些向她扫射子弹的敌人。女英烈的这一幕，让心怀鬼胎的特务们仿佛中了魔一样害怕，后来传说在特务的营房里经常有人突然会喊：“张露萍显灵了！”开始，特务们还是咬着耳朵悄悄地说此事，后来所有的特务都知道了，个个心惊肉跳。有特务说，他在晚上站完岗回宿舍时，走着走着，突然觉得背后挨了一掌，他猛回头一看，是张露萍在朝他笑，吓得他“嗷”地尿了一身；另一个特务提着油灯巡夜，当他走到“义斋”附近时，突然一阵狂风，油灯被刮熄了，他回头就跑，边跑边喊：“253显灵了！253显灵了！”。小特务这么一嚎叫，把所有特务们都吓得从床上滚了下来，闹得整个看守所鸡犬不宁，彻夜无眠。最要命的是那个周养浩，他本来就做贼心虚，知道张露萍的“鬼魂”最会来纠缠他，于是备了一桌包括“三牲”在内的丰盛祭品，摆在张露萍的墓前。周养浩像条丧家狗似的一边叩头，一边跪着祈求饶恕道：“杀你不是我的本意，不是我的责任，这是上峰的命令，我不得不如此啊！乞求你在天之灵饶恕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