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字汝止，号心斋，生于1483年（明宪宗成化十九年），卒于1540年（明世宗嘉靖十九年），泰州安丰场人。
他出身于盐场苦役家庭，自己当过商贩，由于经商“措置得宜”，“自是家道日裕”。又，王艮自小喜读儒家经书，多能“发明自得，不泥传注”，中年受学于王阳明，接受和发挥了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王艮终生讲学，门徒甚多，当时以王艮的思想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泰州学派。王艮则是这一学派的创始人。泰州学派除王艮之外，主要的代表人物尚有王襞、林春、王栋、徐樾等人。他的著作有《王心斋先生全集》。
一、明哲保身的认识论
王艮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这是对《大学》中所讲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发挥。
王艮又说：“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君父哉！”至于如何保身呢？王艮认为：“知保身者，则必爱身如宝，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吾身保矣；能爱人则不敢恶人，不恶人则人不恶我，人不恶我则吾身保矣；能爱身者则必敬身如宝，能敬身则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则人必敬我，人敬我则吾身保矣；能敬身则不敢慢人，不慢人则人不慢我，人不慢我则吾身保矣。此仁也万物一体之道也。”这就是说，要保住自己的身就必须要爱人、敬人、不恶人、不慢人，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上保住自己。在鼓吹“安身”的同时，王艮还鼓吹“安心”，他说：“安其身而安其心者，上也；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次之；不安其身而又不安其心，斯为下矣。”
所谓“安身”是保住自己，所谓“安心”是要人们安于自身的现状，这里从字面上看，他是把“安身”放在第一位的，然而实际上只有“安心”才能“安身”，“安心”比“安身”更为根本。这完全是宣扬一种奴才哲学。他鼓吹的“明哲保身”的根本目的，说到底，还是在于要保住“君父”。当然，这样的思想也反映了一部分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坎坷的仕途中，经常害怕在官僚之间互相倾轧中遭到贬逐、失意，甚至革职丧生的思想情绪的，据王心斋年谱注中说：当时王艮作《明哲保身论》，“时同志在宦途，或以竦死，或谴逐远方；先生以为身且不保，何能为天地万物主；因瑶湖北上作以赠之”。王艮此论是为朋友王瑶湖“转官北上”赠别而作，其阐发的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确实是反映了这样一批封建士大夫的思想情绪的。
王艮认为，统治者要治国平天下首先就在于要修身正己，只有己正了才能正物。他论证这一思想说“吾身犹矩，天下国家犹方。天下国家不方，还是吾身不方”，因此必须先安身才能安天下国家。然而又怎样才是安身正己呢？王艮说：“止至善者，安身也。”又说：“治天下有本，身之谓也。本必端，端本诚其心而已矣。”
所谓“止至善”，所谓“端本诚心”，无非也就是要统治者讲封建的伦理道德修养那一套。所以王艮在回答弟子问“止至善之旨”时，说：“明德以立体，亲民以达用，体用一致，阳明先生辩之悉矣。”
明德亲民这正是宋明道学家们所一贯倡导的东西。而王艮还进一步地解释《大学》说：大学止字即是止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所谓据于德，即是“据仁义礼智信五者心之德”。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他所讲的“安身立本”的实质，就是要统治者带头来提倡封建道德，以维护封建统治的秩序。在这点上，王艮自己也是讲得很清楚的，他说：“知君臣上下名分秩然，而天下之治诚如示掌之易矣。”
王艮还提出明哲保身是良知良能的思想。他说：“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这一思想也是从他“安身立本”的思想出发的。既然安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那么也只有保身才能保家、保国、保天下。这也就是他说的“吾身保，然后能保一家矣”、“吾身保，然后能保一国矣”、“吾身保，然后能保天下矣”。
王艮的哲学思想就是为他这一套政治主张提供理论根据的。
二、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
泰州学派的一大特点是，他们经常在民间讲学，所以在这一学派中，还有一批本人就是劳动者的信仰者，如樵夫朱恕、陶匠韩贞、田夫夏廷美等，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泰州学派的几个主要代表人物王襞、王栋、韩贞的思想。
王襞，字宗顺，号东崖，生于1511年（明武宗正德六年），死于1587年（明神宗万历十五年），为王艮的次子。王襞继承父业，终生不仕，从事讲学活动，扩大王艮思想的影响。
他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宣扬王艮的良知说，他说：“性之灵明曰良知，良知自能应感，自能约心思而酬酢万变，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毫不劳勉强扭捏，而用智者自多事也。”王襞这种“良知自能感应”的观点，是同他的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分不开的。他认为：“学者，自学而已，吾性分之外，无容学者也。万物皆备于我。而仁义礼智之性果有外乎？率性而自知自能，天下之能事毕矣。”
他反对一切人为的造作，反对任何向外求的学问，而主张良知的“自然流行”。他说：“舜之事亲，孔之曲当，一皆出于自心之妙用耳；与饥来吃饭倦来眠同一妙用也。人无二心，故无二妙用，得此岂容一毫人力与于其间。以其不及舜，孔之妙用者，特心不空而存见以障之耳；故有滞之心。乌足以窥圣人圆神之妙。”
在他看来，良知的妙用是否能发挥，就在于心中存不存成见。如果心能做到空而一无所见，那妙用就能自然流露，否则良知就为“存见所障”。所以王襞反对一切人力安排，而主张“以不犯乎为妙”，所谓“省力处便是得力处”。很显然，这是在把王艮的“不借安排”说推到了极点，这是在宣扬一种敌视一切知识和理性的蒙昧字义的哲学，其实质仍然是在宣扬事亲事君约一套封建道德观念，与“饥来吃饭，倦来眠”一样，为人性所固有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而已。
王栋，字隆吉，号一庵，为王艮的族弟，曾任南城训导、南丰教喻、山东深州学正等职，所到之处，并以讲学为事。他宣扬的主要是王艮的格物说。
王栋认为“先师（王艮）之学主于格物”，并且认为“孔门传授无非此学”。他解释格物说“格物是止至善功夫”，又说：“格物原是致知功夫，作两件拆开不得。……先师（王艮）说物有本末，言吾身是本，天下国家为末，可见平居未与物接，只自安正其身，便是格其物之本，格其物之本，便即是未应时之良知；至于事至物来，推吾身之矩而顺事恕施，便是格其物之末，格其物之末，便即是既应时之良知；致知格物可分拆乎？”
这是说，格物与致知本就是一个功夫，格物之本即是安身正己，恢复自己原初的良知；格物之末即是用自己的良知来度量天下国家；所以说格物原是致知功夫，两者是分拆不开的。这种对格物致知的解释，完全是对王艮的格物说和良知说的进一步的发挥，把格物与良知的关系从理论上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罢了。
王栋发挥王艮学说，还表现在他对王艮的乐学说的阐发上。
韩贞，字以中，号乐吾，生于1509年（明武宗正德四年），死于1585年（明神宗万历十三年），江苏兴化人。韩贞家庭贫困，原有茅屋三间，后以茅屋抵偿，“遂处窑中”，“以陶瓦为业”。然而韩贞深受王艮学说的影响，“慕朱樵（指受业于王艮的樵夫朱恕）而从之学，后乃卒业于东崖（王襞）。”
他的思想保存在《韩乐吾集》中。韩贞一生“以化俗为任”，常趁秋后农隙时节，在乡村聚众谈学，以歌咏演唱的形式在人民群众中间宣传王艮的唯心主义思想，鼓吹老百姓应当安贫乐道、乐天安命的说教。他宣扬说：“世路多歧未许游，得休休处且休休。”“人生安分且逍遥，莫向明时叹不遭。”“偷个闲时取个欢，莫将愁事锁眉端。”
王艮当时从自己的唯心主义良知说出发，写了一首《乐学歌》，歌中唱道：“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这即是说，人心本乐，只为私欲所障而不能自乐，所以要人们学乐，克去私欲，恢复天真之乐。这就是要人们不去正视现实的阶级压迫的苦，要消除自己的一切，而去自我陶醉于所谓的自己的本心之乐。这完全是王艮为剥削阶级给劳动人民开出的一副精神麻醉剂，要老百姓安于贫困、安于受压迫的自我安慰剂罢了，
王栋则进一步地发挥了王艮的这一思想，他说：“孔门教弟子不啻千言万语，而记《论语》者首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是夫子教人第一义也。盖人之心体奉自悦乐，本自无愠；惟不学则或幢幢而虑，营营而求，忽忽而恐，戚戚而忧，而其悦乐不愠之体，遂埋没矣。故时时学习，则时时复其本性，而亦时时喜悦。”
这是说，人心之体本自悦乐，只是因为不学而不能复共本体，悦乐之体也就埋没了，所以“一时不习则一时不悦，一时不悦则便是一时不习，可见圣门学习，只是此悦而己”。他最后的结论是：“学不离乐”为“孔门第一宗旨”。把学乐问题提高到如此重要地步上来加以崇扬，是泰州学派的一大特点，其思想实质无非就是要叫人们乐于去按照自己的本心良知，即封建的道德观念从事一切活动而已。
三、李贽的主观唯心主义及其对社会政治的批判
李贽，原名载贽，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生于1527年，死于1602年。福建泉州人。他的祖先曾航海经商，父亲靠教书为生。李贽为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创始人是中国明代学者王艮，属于阳明学派的分支，被称为“左派王学”。李贽幼年丧母，随父读书，学业进步迅速。自幼倔犟，善于独立思考，不受程朱理学传统观念束缚，具有强烈的反传统理念。他在社会价值导向方面，批判重农抑商，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符合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
他做过二十年小官，晚年专门写书讲学，对当时的道学家多有揭露，对封建礼教的部分内容也有所批判，因而遭到统治者的迫害，最后自杀于狱中。在这样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下，出现了李贽的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封建礼教的进步思想。他的著作很多，最重要的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
明代后期，政治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上层统治集团极端昏庸腐朽，只知荒淫玩乐，完全不以国计民生为意。宦官把持朝政，一般官吏贪污成风，贿赂公行。贵族豪强、官僚地主阶级，对于广大农民、商人、手工业者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人民陷在水深火热的悲惨情况之中，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替封建统治阶级制造幻想的哲学家，越来越空疏、虚伪。程朱学派的人只知背诵烦琐的教条，借以钳制人民的思想；陆王学派的人，吹嘘“本心”，宣扬良知，借以麻痹人民的意识。至于那些根本不谈学问的官僚，更是卑鄙无耻。专门趋炎附势，压榨人民，只求升官发财，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明代后期，商品经济和手工业都有空前的发展，在东南江浙一带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据《明实录》中记载，万历年间，苏州纺织业最为发达；其情况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当时苏州的织工有几千人之多，都是靠出卖劳力来维持生活，都是“浮食奇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这种纺织业手工工场的情况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当时城市手工业者与小商人，称为“市民”，逐渐形成为一种力量。
李贽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危害性。他指出，贪暴的君主固然是扰民的，而所谓仁者也是害民的。所谓“德礼刑政”都是束缚人民的工具而已。德礼（道德与礼教）是钳制人民思想的，政刑（政治与法律）是束缚人民手足的，都是扰害人民而使人民不得其所，乃是社会动乱和人民痛苦的根源。他又说：“有条教之繁，有刑法之施，而民日以多事矣。”刑法和教条，都是扰害人民的。李贽这些言论都是对于封建主义的所谓德治礼教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