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是个逃亡者。
从我出生的那一天起，我就开始了逃亡。祖母王太阳曾经告诉我，我出生的那天天气特别的寒冷，她穿着单薄的旧夹袄去找接生婆时还在路上摔了一跤，膝头皮都摔破了。我是她的第一个孙子，她高兴呀。可当把我接生出来时，我是那么的小，像只小老鼠一样，而且奄奄一息。祖母解开了衣襟，把我放在了她干瘪乳房的胸前，然后用衣服捂起来。祖母用她的体温把我捂活过来，我的第一声啼哭是从祖母的胸怀里发出的。
那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成功逃亡，是祖母没有让我一出生就夭折。
出生在闽西最穷困的乡村不是我的错，也不是我父母亲的错。饥饿的童年有些回忆辛酸而又好笑。父亲在我长大后，还经常对我说起一件事情，当然是在温饱问题解决后在逢年过节的餐桌上说起那件事情，有点忆苦思甜的味道，也是增加一点笑料，可父亲从来就不是个善于讲笑话的人。父亲说，我三岁那年的某天，家里人都出工去了，我在家里爬来爬去，祖母在忙着家务，没有顾得上我，我爬上了饭桌，我看到了一团像田螺一样的东西立在饭桌上。我以为那是个田螺，饥饿的我一把抓住了它，迫不及待地往嘴巴里塞……祖母发现后已经来不及了，我已经吞下了那团软乎乎的东西。我不知道那是家里的老母鸡飞到饭桌上屙下的一团鸡屎。她连忙说着：“造孽哟——”然后擦掉我脸上手上残留下的鸡屎，还带我去漱口……
我从来没有恨过生我养我的那个穷困乡村，可它总是让我心痛，让我产生逃离的念头。
堂哥金水的死是那么的令人沉痛和忧伤。
那年端午节，堂哥金水死于大水。那个端午节想起来是那么的昏暗。我们都跑到河堤上看汀江里浑黄咆哮的大水。每年端午节前后是雨季，汀江里的水会因为上游的山洪暴发而大涨，洪水威胁着我们的村庄。洪水注定那个端午节是无法好过的，大人们呼号着在加固河堤，而我们这些胆大孩子们就站在河堤上看着大水。堂哥金水站在我旁边，我听到他喃喃地说着：“粽子，粽子——”那个端午节，我们村没有一家人包粽子，一是因为那年是个饥荒年，哪里有米包粽子呀；二是因为洪水的威胁，大家都不过这个节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说粽子，说得我直流口水，饥肠辘辘。金水突然伸出手，往大水横流的河面上指去，他激动地说：“看呀，那是粽子——”我朝他指的方向望过去，哪里有什么粽子呀，那分明是漂浮的一块门板。河面上从上游冲下来很多杂物，上游一定有村庄被洪水冲垮了。和我们一起的几个孩子也没有看到什么粽子。可金水坚定地说他看到了粽子。那一定是堂哥金水的幻象，我们没有想到，金水会突然跳入滚滚的洪水之中。我们惊呆了！金水一直以水性好著称，他跳入洪水中后，我还认为他能够游回来。他一直朝那块漂浮的门板游过去，当他即将游到门板边时，一个巨浪朝他打了过去……我们再也没有看到金水浮出水面，甚至连他的尸体也没有找到……
堂哥金水消失在洪水之中，消失在贫困的岁月里，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他是我发誓要离开家乡的最坚强的动力。
我永远背负着亲人的亡魂在这个世界逃亡，金水、爷爷……
父亲一直鼓励我离开家乡，到外面的世界去。每次他带着我在田野里劳作时，就会对我说，你要好好读书呀，否则就会像我一样在这里苦一辈子！他要我向叔公李佳英和李佳能他们学习，考上大学才有前途，叔公李佳英和李佳能都是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那时他们分别在总参某部和上海工作，据说他们都讨了白皙皙的上海女人做老婆，过着幸福的日子。
那两个叔公是我的榜样，可是我并没有像父亲期待的那样好好读书。
上了初中后，我的成绩就急转而下，原因是我迷恋上了写作。我在笔记本上写着我自己认为是诗歌的东西，其实那些都是一些分行的文字。后来又迷上了小说，我偷偷地写信给远在南平的表姐秋兰，让她给我寄来了大量的文学杂志，那些文学杂志毒品一样让我上瘾，陷入其中不能自拔。最后，我也开始学习写小说了……
写作的确是一种毒。
我承认我中毒太深，无可救药。
我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差，离父亲的期望越来越远，我不敢面对父亲的目光，不敢想他供我读书的钱是怎么辛苦赚来的。很多时候，我不敢回家，像一条野狗一样在乡村田野里游荡。
我的脾气也越来越烦躁，经常因为一点小事情就和人打架。我知道我在堕落，父亲和老师的教育已经在我身上失效，我在一条无望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最后的结果就是我没有能够考上大学。父亲在深夜里沉重的叹息让我惭愧，尽管他总是安慰我，说考不上大学不要紧，打铜是赚口饭吃，打铁同样也是赚口饭吃。我却知道，那不一样，不一样！在我许多同学兴高采烈地拿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悄悄地和堂叔李文养去做泥水匠的学徒了，李文养当时是我们那里很有名的包工头和泥水匠，和我同去的还有堂哥李土土。那时，李文养在大山深处的一个村里承包了一栋楼房的建设。
那段时间我变得沉默寡言，而且会突然做出一些惊人的举动来。我会在休息时从建了一半的二楼上一次一次地往下跳，李文养见状对我吼道：“你找死呀，你要摔死了，我怎么向你父亲交代！”
我流着泪对他说：“我死了又怎么样！我这样没用的人死了又怎么样！”
李文养无语了，他理解我内心的痛苦。
在那里干了几个月后，我离开了那个山村，离开了李文养，回到家报名参军了。我离开那里，是因为一个叫兰珍的山村姑娘的一句话。兰珍是村里小吃店店主的女儿，她和父亲一起打理着那个小吃店。我经常在小吃店里喝闷酒。那个晚上，我喝得有点多了，就在那里胡说八道。兰珍走到我面前，冷冷地对我说：“你总是这样喝酒有什么用？我看得出来，你和他们不一样的，你不应该一辈子当泥水匠的。我要是你，就回去补习，继续考大学，实在不行，就去当兵！”兰珍的话使我下了逃离故乡的决心。
那又是我一次成功的逃亡。
当我坐上汽车离开故乡，我看到了祖母在汽车后面哭喊着追赶我，我的父母亲和弟弟们在追着她，泪水迷蒙了我的脸……我要不混出个人模狗样来，还有脸回来吗？
…………
我对部队有很深的感情，它让我成长，成长却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我整个青春时光都在部队里度过，我在部队收获了宝贵的人生历练，有伤口，也有军功章。20多年的军旅生涯让我从一个青涩的少年变成了一个铁打的汉子。就是后来成功逃离了部队，我也从来没有后悔过那20多年的坎坎坷坷。
…………
2004年，我离开了部队，脱掉了穿了20多年的军装。我开始了在上海的生活，我没有让地方政府安排工作，选择做一个自由职业者。
几年来，我混得灰头土脸。
刚刚开始和程永新大哥以及汕头的蔡极鸿先生合作开了一家潮州菜馆，我无法忍受商业操作中的一些潜规则以及自私贪婪的商人本质，最后我退出了合作。后来我到唐神传播旗下图书公司当总编辑，干了几个月后，也灰溜溜地离开了，因为只知道干活，而不知道耍手段。但是我问心无愧，我走时，我手下几个员工都哭了，他们帮我提着我的东西，把我送出办公楼时，我看了看高远的天空，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再后来，和北京的兴安先生还有书商贺鹏飞合作开了一家图书公司，最后还是不欢而散，一年多时间，我付出了很多，收获的却是冰冷的叹息……为什么我总是混得灰头土脸？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是个直性子的人，不知道如何适应这个商业社会。
其实我是一个人在和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对抗，这个社会不需要你的铁血丹心，不需要你的侠骨柔肠……在我的内心恢复平静后，我决定再不从事商业活动，我不是那块料。在一个大雪飘飞的晚上，我在北京的一个小招待所里，呼吸着污浊的空气，写了一篇题为“仇恨是不可救药的绝症”的文章，我记得文章里有这样的话：“一切都渐渐平淡，生活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粗暴而改变过，只是让自己越来越疲倦，越来越远离人群，越来越怀疑自己。很多时候其实自己就是一个堂吉诃德，总是在和风车作战，自己把自己当个英雄，结果在别人眼睛里是个傻瓜。总是做出无所谓的牺牲，因为自己的一意孤行！一切都源于一个简单的词：‘仇恨！’很小的时候，现实告诉我，你要学会仇恨，那样你会变得残暴，残暴是一把双刃剑，可以威慑别人，但是经常弄得自己伤痕累累。仇恨是不可救药的绝症！我决定放弃心中的仇恨，做一个平和的人、与世无争的人、微笑的人、坦荡的人。仇恨使人变得自私，变得面目狰狞，变得睚眦必报，变得提心吊胆！”
我也记得好友曹元勇看完我这篇文章后写下的一段话：“在我心目中，西闽一直是个英雄。因为，这位兄弟敢作敢为，敢恨敢爱。我曾经说过，他的性情中既有疾恶如仇的一面，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可以说，他是有大爱和大恨的人。现在人们喜欢唱‘onenightinBejing，我留下许多情’；而西闽在那个北京之夜，可能获得的是一种对世俗庸人卑鄙灵魂的顿悟。现在，他突然宣布不再仇恨，而要拥有平和宁静的心态。我知道，他一定是经历种种‘恶’的磨炼。他是一个有着淳朴儿童心态的兄弟，于是庸人免不了利用他疾恶如仇的一面、柔情似水的一面。儿童长大了，就会发现成人的丑陋。西闽这个少年英雄终于看清了这点。他在这种顿悟中，一定经历了刺心的痛苦。就像尼采所说的英雄，发现世界上都是别有用心的绵羊，必须经历心的刺痛，才能超越一样。这是一个长着邪恶脑袋的绵羊吃老虎的时代啊。”
我不是什么英雄，英雄只是我的一种情结。梦想成为古代的英雄，骑着高头大马，一杆长枪挑遍天下敌手。那是我永远不能实现的梦想，古代那样的英雄永远不会再有，个人英雄主义在当代越来越没有意义。现在的英雄有了新的标准，我达不到的标准，比如在很多人眼里，有钱有势的人才是英雄，我不是！
我只是一个永远的逃亡者、长不大的逃亡者、卑微的逃亡者。
可我最终却不知道会逃向何方。
也许鑫海山庄地震后的废墟是我今后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