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世祖正文卷第八十四章出巡道家讲究小国寡民。
如老子的鸡犬相闻，村落自存，不与人往来。
其实这是跟儒家的克己复礼一样，是奴隶社会典型的状态，一个村落、乡邑，就能与世隔绝，不争不抢，悠然自得。
但这是在建立在生产力不发达，普通的村落之间相隔数十里，乡邑之间数百里也是常事。
所以在春秋时期，隔着几个国家两个的军队，也能够互相打起来，根本就不怕被偷后路。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村落之间的距离被拉小，城池与城池之间日趋紧密，而人口也在不断的繁衍。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人口大国，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路引的存在，也就成了必然。
明朝的路引制度，只要出了县域，就需要路引，防止盲流，逃犯。
就像是电视剧中，皇帝下圣旨流放，或者诛三族，那些罪犯为何不直接逃走？
实在是因为路引制度的限制，根本就逃不了。
当然了，极限操作下，只要不入县城、关卡，广大的农村是不需要路引的。
但在这个穷生恶意的时代，欺负外乡人是常态，相较而言，县城比乡下更是安全数十倍。
在封建时代，普通的农民除了赶税入县城，普通情况下，赶集就能满足日常所需，而且多是以物易物，路引根本就不需要。
同时，需要游学的秀才、举人，以及贸易的商人们，他们有钱有势，获取路引更是不值一提。
但在绍武年间，轻徭薄赋，重视商税，以至于人口流动的速度大增。
如水手们。
那为何之前漕运不需要？
那是因为漕运实质虽然民运，但却被漕运总督管辖，船夫们本来就是军户出身，身上有着官皮，是在给朝廷做事。
而海运则不一样，朝廷将运送钱粮赋税的任务，承包给那些船队，只付钱而不管押送。
这样一来，只用出钱就行了，省时省力，轻易地杜绝贪腐。
到时候一旦钱货不对，对付那些船夫可比官员简单多了。
“这路引，着实烦人。”船主叹道。
税吏则摇摇头，低声道：“我给你介绍个好方式，能省不少的气力，还能占便宜呢。”
“哦？”
“可是要这个数。”
一根拇指竖起来，船主心惊肉跳。
一百块钱，真是要命。
但是路引这玩意太烦人，但凡有个关卡港口，都被劳烦一遍，他咬着牙：
“行。”
“海运，你知道吧？”
“当然，绍武初年，漕运与海运并行，如今九成都靠海运。”
船主忙点头。
在前明时，抵达北京的四百万石粮食，实质上拨动的是一千两百万石，中间被贪走了八百万石粮食。
而承包给船队，四百万石抵京，只要四十万块银圆，运价约莫五分之一，可谓是低廉至极。
同时庞大的漕军也被裁撤，避免了剥削，弃了身上的包袱，也是笑逐颜开。
他就是其中的一员，从运河转到了海运。
“海运四百万石定量，即使是千料大船，一千五石计，也要近三千艘，即使是十大船帮，加一起也不能有三千数。”
税吏吟笑道：“所以，他们得招兵买马，在运粮的时候招一些白船。”
“只要夹带五百石，就给五十块银圆，那时候运的是官粮，谁检查路引？”
“那岂不是白赚？”船主一算，四百万的也不过四十万块，分给那些白船，岂不是赚吆喝？
“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税吏白眼道：“夹带阿！”
船主这才恍然。
这是漕运的传统技能。
由于运送的是官粮，所以基本上就没有税吏征税，到时候装半船粮，再装半船货，一个来回省去的税，就能赚大发。
“不过，这征白船是有限额的，朝廷额定四百万料，多出的不管。”
税吏摇头晃脑道：“我有一堂兄，正好在飞鲸帮做事，到时候让你占个名额，我的钱可不是白要的，还要分给别人。”
“可别心疼，这是用你的钱来办你的事。”
“明白，明白。”
船主大喜。
不要几日，他将货物卸到了港口，自然有商队前来收购南货。
虽然从天津到北京，货物价格有三四成的差距，但这几百里不好走，还耽误时间，船主也就没去做。
天下的买卖，可不能一人都赚去了。
再次来到天津城，其繁华依旧，几条长街人挤人，叫卖声不绝，店铺数不胜数，到处都是闲逛的人。
海陆河交汇，让天津持续繁荣了十几年。
不过天津那遍布全城的机杼声，却是天下一绝，唯有苏州和松江才能比拟。
一路上，数不尽的马车骡车，运送着一代代的棉花，送到那些织场中。
然后又将大量的棉布，送到染坊进行浸染，再去绣花纹云。
甚至在天津府，形成了染坊一条街，棉布一条街，染料一条街，香料一条街等等。
城内已然无法容纳那些织机，所以许多织场搬到了外城。
只是，在以往的织场口都是女工，而如今竟然有许多男工。
拘于男女之别，有的织场竖起围墙，而有的只是添了一块帘布罢了。
“怎地有那么多男后？”船主大奇：“织布不是虐家的事吗？”
逮住一个路人，其才道：“天津府的女工都在城内了，十三四岁的女子织布两三年攒够嫁妆就归家，织场越来越多，城内的妇女入织场也不够。”
“不得已，只要男工了。”
“越是缺人，织工价就越高，男人们也就豁出去了。”
“用工荒？”船主脑海中忽然浮现这个词。
这在整个大明是个稀罕词。
毕竟地大物博的大明，人数是怎么也不缺，甚至看起来比地上的蚂蚁还要多。
但它却偏偏就出现了。
“这是苏州、松江的事，不曾想也出现到了天津。”
船主感慨道：“不过在苏州，缺的是最上等的织娘，而非女工，天津倒是头一遭。”
远在北京的皇帝，自然对天津的情况略知一二。